“图像转向”对历史学产生的最初的影响，就是历史学家对绘画、摄影等艺术作品的图像证史功能的关注，比如1985年美国历史学会召开的以“艺术作为史证”为主题的研讨会，《跨学科历史杂志》（The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1986年第1期为这次研讨会出版了专刊（The Evidence of Art：Images and Meaning in History），后又集结成论文集《艺术与历史：图像及其意义》（Art and History：Images and Their Meaning）出版。而英国艺术史学家哈斯克尔（F.Haskell）的《历史及其图像：艺术及对往昔的阐释》[3]也被认为是这一研究领域的代表作之一。
英国文化史学家伯克（P.Burke）的《图像证史》[1]系统地研究了艺术绘画、雕像、摄影照片等视觉表象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和意义，以及历史学家在利用这些视觉表象时应该注意的一些问题。伯克认为，绘画、雕像、摄影照片等，可以让我们这些后代人共享未经用语言表达出来的过去文化的经历和知识。它们能带回给我们一些以前也许已经知道但并未认真看待的东西。简言之，图像可以让我们更加生动地“想象”过去[4]。
从科学史的角度看，视觉表象作为历史证据的一项特殊优势在于它们能够迅速而清晰地从细节方面展示复杂的过程、结构和场景，因而对于技术史、建筑史、生活史、城市史、地质史等科学史领域的研究尤为重要。对于科学史来说，关于科学活动的摄影作品还可以让观众看到科学家实验室中物品的摆放、活动的安排等内容，从而让读者了解一些常常为文字叙述所忽略的科学活动的细节。因此，在视觉科学史中也有一些关注艺术绘画作品中的科学意义的研究案例，如科学史学家路德维奇（M.J.S.Rudwick）的《地质科学中视觉语言的浮现》一文中关于风景绘画中的地形学问题的研究[5]，以及吉恩（S.R.Ginn）和洛鲁索（L.Lorusso）关于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绘画和解剖学关系的研究，等等[6]。
当然，在科学史中，视觉表象的“证史”功能更多地来自于科学视觉表象而不是艺术绘画。由于视觉表象可以提供科学史中的人物、研究对象、工具和仪器、场景等内容的完备的视觉信息，从而让读者“直面历史”和“想象历史”，因此被广泛地应用于各学科领域的插图史中。如英国科学史学家泰勒（F.S.Taylor）1955年出版的《插图科学史》[7]，奥尔（M.Auer）1976年出版的《照相机的插图史：从1839年到现在》[8]等。罗南（C.A.Ronan）1983年出版的《剑桥插图世界科学史》可以认为是这类插图科学史中的代表作之一[9]。(www.xing528.com)
此外，视觉科学表象在科学史中的证史功能还表现在它能为语言叙述提供视觉证据以增强语言叙述的说服力，并且补充语言叙述的缺漏。视觉科学表象还能作为辅助工具帮助语言文字叙述进行推理、分析和论证等。这些“图像证史”的方法在科学史中更为常见。
然而，不管是哪种形式，“图像证史”的视角都是将视觉表象作为语言表象的辅助手段而置于次要地位。而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的视觉科学史研究成果来看，视觉科学表象对于科学史的意义远比“证语言叙述之史”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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