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3世纪的危机：奴隶制经济的衰落与罗马帝国的日益衰败

奴隶制经济的衰落 公元2世纪末罗马帝国的日益衰败，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的统治中心——意大利的穷困引起的。罗马和意大利长期靠对各行省的掠夺生活，它们并没有发展自己的重要经济。在意大利没有象在希腊、西亚和北非那样，建立起比较大的手工业中心。只是公元1世纪时，在阿列提乌姆等地的手工业曾有一度繁荣时期，意大利北部各城市羊毛生产和玻璃制品也曾有一度发展，但这些不大的手工业作坊主要是供应本地消费者的需要，而且除阿列提乌姆的陶器外，都找不到对外的销路。就是阿列提乌姆的陶器到公元2世纪时也被高卢陶器作坊的产品所排挤。

“农业是整个古代世界的决定性的生产部门”，[1]在罗马和意大利也是这样，但意大利农业到公元1世纪中期已开始衰落。历代皇帝虽然命令元老购买地产，并与缩减谷物生产和园艺栽植面积以及把耕地改为牧场的倾向进行斗争，但都不能挽救奴隶制经济的衰落。从安敦尼王朝末期的马可·奥勒略统治开始，罗马帝国内部已出现由盛转衰的征兆，其中潜藏着深刻的社会危机。公元2世纪末到3世纪，罗马帝国发生的社会危机，历史上称为3世纪危机。

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是奴隶制经济的衰落，它是由奴隶制度日益危机引起的。从公元1世纪起，特别是从公元2世纪初期以来，罗马帝国大规模的对外扩张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尽管有些暂时的军事和政治胜利，但罗马帝国基本上已经转入防御状态。作为奴隶重要来源的战俘已经不能再源源不断地供应，而对劳动力的需求（由于各行省也确立了大奴隶制经济）则日渐增长。这就促使奴隶的人数供不应求，从而造成奴隶的价格急剧上涨。奴隶价格的上涨，必然影响生产的成本，对于奴隶主是不合算的。同时又不能用提高劳动生产效率来补偿，这就更不合算。由于奴隶对奴隶主的憎恨日益增长，奴隶不但不可能有生产的积极性，而且奴隶主占有大批奴隶还是一种危险。这些都造成奴隶制经济日趋衰落。

奴隶制度的日益危机，也引起帝国宫廷、官僚机构和军队已扩张到空前未有的程度。特别是公元2世纪末期所发生的战争，大大加强了军人的地位，并引起了接连的军事政变和内战。为了维持这套日益膨胀的官僚、军事机构以及进行长期战争，帝国政府必须支出庞大的经费。加上公共庆典的挥霍无度，官吏的贪污更加重了财政的负担。尽管帝国赋税大量增加，但国库仍然一空如洗。由于战争的破坏，税款的征收更加困难。在经济已近破碎、税源已成问题的情况下，帝国政府就把缴足税收的责任强加在各地方市议会的头上。如果某个城市的税收不能足额，那个地方的市议会的成员就要担负补足的责任。随着帝国境内劳动人民的生活状况日趋恶化。地方捐税的逐年增加，地方市议会的成员也无力负担。有的人遂弃位逃避，在位的也日益贫困，因而随着城市经济的衰落，城市中等阶层的没落也在加速。在税源枯竭的情况下，帝国政府主要靠大批发行货币来维持，由于贵金属的缺乏，就采取发行劣质货币的办法，应付国家开支。在屋大维统治时期，罗马帝国货币的成色还是十足的，到马可·奥勒略统治时期，货币的成色已下降25％；到公元3世纪中期，已降50％。劣质货币的发行，影响物价上涨。物价越高，人民的生活越感贫困，税收和政府财政就越感困难。这种恶性循环，结果就造成商业和手工业的动荡不安，城市经济走向普遍的衰落。

城市经济和农业经济是互相联系的。城市经济特别是商业经济的衰落，又转而影响农业经济。在奴隶制大农庄的繁荣时期，那里使用大批奴隶经营的农业曾有较高的商品生产率。在那里生产的粮食、葡萄和橄榄， “一部分为了满足领主的奢侈生活，一部分为了在城市市场上出售。”[2]由于奴隶劳动的缺乏和价格的昂贵，以奴隶劳动为基础的大地产经济，已在走向衰落，市场供应也不如以前。加上城市商业的衰落，这种萎缩的趋势就更加发展，结果以奴隶劳动为基础的大地产者就放弃大规模的耕种。大奴隶主们让奴隶赎身，释放奴隶。[3]授奴私产，把农庄分成许多小块土地，分别租给缴纳一定款项的世袭的佃农，或租给隶农耕种，[4]但这种小块土地主要是租给隶农耕种。这时的大地产和以前有许多明显的变化。前个时期，在大地产中的大牧场保存下来了，甚至还逐渐扩大，但在农庄里不是以剥削奴隶，而是逐渐以剥削隶农为基础了。此外，它和市场联系也逐渐减少。许多农庄主已放弃大规模经营，把小块土地租给隶农。农庄主征收实物，[5]就地消费。这样，自给自足的经营减少了农产品对城市市场的供应；而城市商业伴随着城市的衰落又转而使农产品失去市场。二者交互影响加速了这种趋势。与此同时，大土地所有制不断发展起来。大土地所有者乘中小土地所有者的破产，以抵押、收买或霸占等手段不断扩大。大地产自足自给经济的发展，必然要加深帝国内部经济生活上的分裂倾向。大地产所有者依靠隶农生产，所以隶农制更加发展。小农在重税、暴政和战争的压迫下，更难以保持其地位，纷纷沦为隶农。在这种形势下，自由贫民、隶农和奴隶的地位日益接近。因此他们就结合起来，掀起广泛和持续不断的起义。

政治军事的混乱 这个时期，罗马奴隶制帝国发生的许多社会经济危机的征兆，对于帝国政府都是不利的。城市工商业的衰落，农业方面自然经济因素的增长，都严重影响帝国的财政。帝国政权是靠军事统治建立起来的，军人的地位和军队的作用逐渐提高和加强起来。但这时军队的军饷已成为帝国财政的严重负担。然而军队拥护某一将领做皇帝，往往以能够多发粮饷为转移，将领也常常用增加粮饷来拉拢，贿买军队。安敦尼王朝的最后一个皇帝康茂德（180—192年）被杀以后，帝国军队的将领就是用增加粮饷夺取帝位的。塞维鲁王朝（193—235年）的塞普提米乌斯·塞维鲁和他的儿子卡拉卡拉，先后做皇帝，就是使用这种手段，取得军队的拥戴。(www.xing528.com)

塞维鲁做了皇帝（193—211年）以后，为了加强军队的作用，首先在军队方面进行改革。公元193年，他把以前专横跋扈和已经腐化没落的近卫军解散，从各行省军团中（主要从多瑙河军团）选拔新的近卫军。他提高军队的待遇，并发给一块土地（在营地附近）。除了允许士兵可以成家以外，他还让士兵家属住在军营附近。此外，他允许士兵可以担任高级指挥官，并用军团的军官充任行政官吏和各行省的统治者。他用严厉的手段打击元老贵族，许多元老贵族因而丧失了生命和财产。这样他不但缓和了军队的供应，并且可以有财力奖赏效忠于他的士兵。在塞维鲁当政时期，元老院在形式上还存在着，但实际上它已失去政治意义。元首顾问会变成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它的决议可以代替元老院的法令。塞维鲁政权的主要支柱是军队。据说他在临死时，教导他的儿子们说：“让士兵们都发财致富，其余的人可以不管”。[6]

塞维鲁死后，他的儿子卡拉卡拉统治时期（211—217年），曾颁布一个重要敕令，即公元212年，他把罗马公民权授予帝国境内一切自由民。公民权广泛授予的真实目的是在扩大税源。[7]这个敕令强迫各行省居民除了缴纳他们应缴纳的各种捐税以外，还要缴纳罗马公民应缴纳的遗产税和其他各种捐税。然而扩大了的税源仍然满足不了军队的需要。

塞维鲁父子所采取的一切措施，都不能挽救帝国的危机。到这个王朝的最后一个皇帝亚历山大·塞维鲁死后（235年），帝国境内又发生长期的混战。帝国分裂为许多割据区，每区的统治阶层都想拥立自己的人做统治者。因此，从塞维鲁王朝结束时起，罗马帝国发生剧烈的政治危机。这个危机延续了三十多年（238—268年）。在这个时期的前十五年（238—253年），罗马帝国共换了十个皇帝，其中多数是被军队杀死。以后的十五年（253—268年），罗马帝国政权陷于完全瓦解状态，名义上虽有皇帝，但各军团和各行省都拥立了自己的统治者先后逾三十人，出现“三十僭主”的分裂局面。

人民起义与“蛮族入侵”繁重的赋税、长期的政治军事混乱，使人民无法生活。在此种形势下，奴隶和各地人民的反抗在帝国各地接连发生。公元238年，北非的奴隶和隶农掀起了起义。[8]公元263年，在西西里又发生了大规模的奴隶起义。罗马帝国政府动员很大力量，才把西西里的奴隶起义镇压下去。[9]公元273年，罗马造币厂的奴隶和工人也掀起起义。[10]与此同时（270—280年），在高卢也发生了奴隶和隶农起义，历史上称为“巴高达运动”（巴高达是战士的意思）。这是奴隶、隶农和贫民的联合起义。起义者有组织良好的军队，把高卢的很多农庄和城市都占领了。他们选举自己的两位首领：埃里安纳和阿曼德为皇帝。这次起义持续一百五十年左右。[11]当罗马帝国各地反抗斗争正激烈的时候，萨珊波斯在帝国东方兴起，夺取罗马在幼发拉底河中游地区，并进攻叙利亚。罗马皇帝瓦勒良（253—260年）随军出战被俘。在各地人民纷纷起来反抗罗马帝国的过程中，奴隶和隶农组成大规模的联盟是这个时期人民起义的特点。这种奴隶和隶农的联合起义是摧毁罗马帝国革命运动的开始。

公元3世纪，罗马帝国内部的危机给帝国以外的“蛮族”入侵提供了有利条件。罗马帝国北方的“蛮族”包括哥特人、汪达尔人和法兰克人等。当时他们还处于氏族解体的过程中。他们利用罗马奴隶和隶农的革命运动，不仅冲破了莱茵河中下游和多瑙河下游罗马的边区，并且深入罗马帝国境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