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扩张对社会政治经济的影响

从公元前4世纪中期到公元前2世纪中期，罗马对外进行长期的战争。所有这些战争都是侵略的和掠夺性的，它只有利于罗马的贵族奴隶主、高利贷者和商人。至于一般平民（农村和城市居民的下层）则一无所得。致使罗马社会经济关系发生重要变化。

首先是土地集中和大土地所有制的形成。在共和国初期，罗马已经出现了土地不均的现象。由于战争期间掠夺大量土地，这一问题就变得更为严重。罗马对外新掠夺的土地，一部分作为军士移民，一部分由国家拍卖，一部分划为国家的“公有地”。这种日益增多的公有地，富有者可以占用。这就给贵族奴隶主和富有者开了土地集中的方便之门，只有他们才有能力使用这种公有土地。平民由于长期负担兵役，就是自己的那小块土地也不能及时耕种。特别是汉尼拔入侵意大利期问，意大利农业遭受严重破坏，使很多自由农民破产。农民破产后，他们的土地也转到贵族和富有者的手里。许多军官和出任行省总督的贵族奴隶主掠夺了大量财富，还乡占田买地。因此，大量土地都集中他们手里。到公元前2世纪中期，这些土地的绝大部分被那些广泛使用奴隶劳动的富有者所侵占。罗马历史家阿庇安曾鲜明地描绘了大土地占有者掠夺土地的情景：“富人占领了这种没有分配的土地（即“公有地”）的较大部分，并且由于长期侵占，认为不会再从他们手里收回这种土地，于是他们就开始把相邻的农民的土地也并到自己的地产里，一部分是用钱买的，一部分则是靠强力夺取的，因此最后他们拥有的不是不大的农庄而是巨大的地产了”。[11]由此可见，大土地所有制的形成大部分不是由于购买，而是靠侵占公有地。这些大土地占有者在大地产上开始大土地经营。这时，大农庄、大果园、大牧场不断地在意大利出现。[12]

其次是奴隶制的发展。在罗马长期对外掠夺战争中，被征服地区的军民俘虏成为供应罗马奴隶的大量来源。例如，公元前262年， （第一次布匿战争时期），罗马占领西西里阿格里根特城的时候，曾把二万五千名阿格里根特居民战俘卖到意大利当奴隶。[13]公元前218年，斯奇庇奥率军侵占西班牙时，曾俘虏新迦太基两千名技工到罗马当公有奴隶，参加战时武器生产。[14]公元前209年，罗马攻陷他林敦以后，曾把三万居民卖为奴隶。[15]公元前205—201年（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小斯奇庇奥率领军队在非洲共俘虏二万多战俘。[16]公元前177年，罗马征服撒丁尼亚时，曾把八万多居民卖为奴隶。[17]公元前167年，罗马占领伊庇鲁斯地区，俘虏居民十五万人。[18]根据这些记载，可以了解当时罗马掠夺奴隶的情况。奴隶的第二个来源是债务奴隶。债务奴隶制虽然在罗马已经废除，但在意大利各地无罗马公民权的居民和各省居民中还存在着。他们在包税人和高利贷者的重重盘剥下，沦为债务奴隶者日益增加。奴隶的第三个来源是被海盗抢劫的人。海盗们把抢来的人口出卖为奴隶。奴隶被视为商品，被放在市场上出卖。当时罗马各大中心城市都有奴隶市场，爱琴海上的提洛岛有很大的奴隶市场。每天都有几千奴隶在市场上被出卖，有时被出卖的奴隶曾达到万人之多。公元前2世纪中期，罗马奴隶制已得到充分发展。奴隶劳动在生产中占绝对优势，奴隶变成罗马社会的主要生产者。这时 罗马奴隶主在土地上经营农庄，广泛使用奴隶劳动。在中部意大利、南部意大利和西西里岛奴隶制农庄发展起来。加图在《农业志》中论述的是几百犹格的中等类型农庄（villa，维拉）主要在中部意大利。[19]在南部意大利、西西里岛和北非则是拥有几千犹格的大农庄、大果园和大牧场。此外，许多私人奴隶也被用为家庭劳役，有的还被用为角斗士。但对社会影响最大的是在生产方面的应用。

在土地兼并、农业上大量使用奴隶的情况下，罗马的自由农民因贫困、赋税和战争的灾害纷纷破产。一旦战争停息，虽然他们得到生还，但已经无力恢复独立的经济。那些能够勉强恢复的人，也敌不过使用奴隶劳动的农庄经济。同时，西西里和北非成为罗马的行省以后，这些地区的廉价谷物大量流入罗马。意大利本土生长的谷物，因为成本高，遭到排挤。在这种情况下，大农庄的主人可以改营橄榄园和葡萄园，但是已经贫困的农民在小块土地上不能从事这种经营。农民在这些不可抗拒的压力下纷纷破产。他们的土地不断地转到贵族奴隶主的手里。当时，失去土地的农民，想做雇佣劳动都很困难。因为在罗马，不论城市和农村，奴隶劳动都在排斥自由民的劳动。基于上述的一些原因使罗马出现大量无业可求的平民。他们在当时被称为无产者。恩格斯说明这个过程时，曾经指出：“要使奴隶劳动成为整个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那就还需要生产、贸易和财富积聚有更大的增长。在古代的自发的土地公有的公社中，奴隶制或是根本没出现过，或是只起极其从属的作用。在最初的农民城市罗马，情形也是如此；而当罗马变成‘世界城市’，意大利的地产日益集中于人数不多的非常富有的所有者阶级手里的时候，农民人口才被奴隶人口所排挤。”[20]

最后，罗马在对外侵略期间形成一个新兴的富有阶层。属于这个阶层的人被称为“骑士“，所谓“骑士”原来是指在骑兵中服役的富有者。到公元前2世纪，经营金融、商业、放高利贷和包缴行省税收的人都称为“骑士”。在当时罗马贵族奴隶主的眼中，他们是暴发户，他们的职业也被认为是不高贵的。但他们是富有者，是罗马对外侵略的支持者。在这一点上，他们和元老贵族是一致的。但他们和元老贵族也有矛盾，反对元老院的独揽大权。这样，在罗马奴隶主阶级内部，贵族奴隶主和新兴的金融商业奴隶主之间也发生了斗争。在骑士和贵族斗争中，他们最初有时和农村平民，后来有时又与城市平民结成同盟。

经过上述社会经济的变化，罗马社会的阶级关系更加复杂化。在共和国早期，突出的社会矛盾是平民和贵族的矛盾。由于奴隶制生产方式的发展，这时候，罗马社会的主要矛盾，对抗阶级——奴隶和奴隶主之间的矛盾异常尖锐，引起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奴隶起义。

[1]波里比阿：《通史》第3卷，第113—114章。

[2]阿庇安：《罗马史》，第7卷，第19—27节：波里比阿：《通史》第3卷，第107—113章；李维：《罗马史》第22卷，第36—54节。

[3]阿庇：《罗马史》，第8卷，第36—45节。

[4]李维：《罗马史》第45卷，第34节。

[5]阿庇安：《罗马史》第8卷，第80—81节。

[6]因为没有别的纤维，妇女们剪下自己的头发，以作弯曲弩炮用的绳家（阿庇安《罗马史》第8卷，第94节）。

[7]阿庇安：《罗马史》第8卷，第110—132节。

[8]恩格斯：《英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232页。(www.xing528.com)

[9]阿庇安：《罗马史》第6卷，第80—83节。

[10]这九个行者是西西里、撒丁尼亚、科西嘉、山南高卢、西班牙、阿非利加、伊利里亚、马其顿和亚细亚。

[11] 阿庇安：《内战史》第1卷，第7节。

[12] 关于大地产形成的时间，苏联学者库吉森认为是在公元前1世纪产生的。

[13] 狄奥多拉：《历史丛书》第23卷，第9节。

[14] 波里比阿： 《通史》第10卷，第17章；李维：《罗马史》第26卷，第47节

[15] 李维：《罗马史》第27卷，第16节。

[16]阿庇安：《罗马史》第8卷，第15、23、26、48节。

[17]李维：《罗马史》第41卷，第28节。

[18]同上书第45卷，第34节。

[19]加图：《农业志》10—11，《世界通史资料选辑》（上古部分），第378页。

[20]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0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