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4世纪希腊社会经济及阶级斗争简述

奴隶制的进一步发展 公元前4世纪前期，希腊社会经济的突出现象是，奴隶制的进一步发展。虽然希腊各地区经济发展的水平还很不平衡，但奴隶制关系都在原有的基础上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

奴隶数量较前大有增加，是奴隶制进一步发展的主要表现之一。伯罗奔尼撒战争和公元前4世纪前期希腊各城邦的混战是补充奴隶的巨大来源。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以前，除实行希洛制各邦奴役土著的希腊人子孙外，大多数城邦都奴役外族奴隶。伯罗奔尼撒战争和公元前4世纪前期各城邦的混战，各邦获得的对方俘虏也使之沦为奴隶。[10]因此，公元前4世纪希腊的奴隶数量大大地增长了。就雅典来说，公元前308年，有奴隶四十万。[11]一般都认为这个奴隶数字是被夸大了。不过，雅典演说家希培里德（公元前389—332年）曾说，阿提卡银矿和雅典其他地方，在公元前338年有成年男性奴隶十五万人。[12]这个数字也许稍有夸大。然而，这个数字是出于当时当地人的推测，大体上是可靠的。如果再加上女奴和童奴（女奴和童奴至少和成年男奴相等），当时雅典奴隶总数要远远超过公元前5世纪时的二十万人。

奴隶制进一步发展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奴隶劳动更广泛地应用于生产的各个领域。色诺芬在《雅典的收入》一文中，曾提到雅典三个大奴隶主分别占有奴隶一千人，六百人，三百人，都出租给矿山使用。可见矿山中使用奴隶的数量是很多的。私人手工业作坊使用奴隶的数量也有很大增加。当时出现一些拥有一百个以上奴隶的大作坊，以及拥有五十至六十个奴隶的中等作坊。例如：雅典演说家吕西亚（公元前459—380年）的父亲开设的作坊，就使用一百二十个奴隶劳动；另一演说家德摩斯提尼（公元前384—322年）的父亲开设的作坊，有六十三个奴隶。在那些工商业本来不够发达的城邦里，也出现了一些使用奴隶的作坊，阿哥斯就是一例。在农业中使用奴隶的数量也大有增长。当时出现一些生产商品的奴隶制农庄。在阿提卡就出现了一些面积达300普勒特拉（一普勒特拉约含64.25英亩）的奴隶制农庄，一个最大的农庄，面积竟达3600普勒特拉（共合778英亩）。由于在农业中大量使用奴隶劳动，出现了类似伽图的《农业志》那样研究如何经营奴隶制农庄的著作，如色诺芬的《经济论》和《雅典的收入》就是这样的著作。色诺芬在《经济论》里，相当具体地说明了用私有土地和私有奴隶来经营农庄的情况：农庄的土地是可以买卖的，作物有麦子、葡萄、橄榄、无花果；要有“懂得农业”的监工管理农庄， “训练奴隶”采用“训练野兽的办法”，还要“常常鼓励”奴隶；而且要有一个好主妇，教管女奴纺织，主持物品的保管和分配。[13]这种农庄类似罗马的中等农庄维拉。

至于非生产性的奴隶，也有所增多。最富有的奴隶主之家，用于家务的奴隶多达五十人。公务奴隶（胥吏，牢卒，警察等）也很多。

自由民分化的加剧 自由民分化的加剧是公元前4世纪希腊社会经济的另一突出现象。奴隶制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排挤了小农经济和独立手工业经营，是自由民分化加剧的重要原因。伯罗奔尼撒战争和公元前4世纪前期的城邦混战，是自由民分化加剧的另一重要原因。战争不仅使许多城邦丧失了大批自由劳动力，而且造成土地荒芜，工商业停顿，从而导致小农和中小工商业者纷纷破产。与此同时，大奴隶主、大土地所有者、投机商和高利贷者，则乘机大肆兼并土地，从事粮食和商业投机，大放高利贷。因而造成土地、财富和奴隶日益集中于少数人手中。雅典演说家吕西亚在其《反粮食商》的演说词中，曾深刻地揭露了粮食投机商为了提高粮价而施展的卑劣伎俩。[14]亚里斯多德在《政治论》中曾提到一个西西里公民，作铁的投机，获利达五十塔兰特。[15]至于土地兼并和集中的现象就更为严重。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以前，本来起源于氏族时代的公社土地，虽然被划分为份地并由各家族世袭继承，但不许买卖。土地典押、买卖的文献最早出现于公元前5世纪末期。到公元前4世纪前期，在色诺芬、吕西亚和伊沙乌（公元前420—350年）的作品中，土地买卖已成为很普遍的现象。土地可以买卖、转让，必然导致土地的兼并和集中。公元前4世纪前期的雅典，土地兼并和集中的情况已如前述。就是公民份地属于国有的斯巴达，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以后，土地的兼并和集中也相当严重而迅速。斯巴达由于赢得了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胜利，造成大量金银货币流入本国。雅典哲学家柏拉图曾说，“单凭私藏金银而论，全希腊也没有拉西第梦一邦多。”金银和货币的大量流入造成贪婪和致富的欲望大肆泛滥，土地国有制也必然被破坏。公元前400年前后，监察官伊庇塔丢斯颁布的允许公民份地和财产可以自由转让的法令，实际上就是承认了土地买卖的合法。斯巴达城邦的公有地和公民份地从此都成为兼并的对象，成为富人所据有的土地的来源。自由民内部的分化因而日益加剧。失去份地的公民（称下等公民）也就失去了仍保有份地的公民（平等公民）所享有的政治权利（服重装步兵役，参加小型公民大会）。在公元前480年，斯巴达能提供八千名重装步兵，到公元前371年只能提供一千五至二千名重装步兵。这说明了斯巴达自由民分化是迅速而严重的。(www.xing528.com)

奴隶制的进一步发展和自由民分化的加剧，导致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更加尖锐化和复杂化。当时，除了奴隶和奴隶主的尖锐矛盾外，自由民内部贫者和富者的矛盾也尖锐起来。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沦为无产的贫民——“游民无产者”。他们的主要出路有三：一是给大土地所有者当雇工，和奴隶、异邦人一起劳动，领取微薄的工资；二是走进城市，靠政府救济过活；三是到海外去当雇佣兵，谁给钱帮谁打仗。当时不仅雅典有雇佣兵，甚至斯巴达也有雇佣兵。希腊各城邦自由民内部两极分化的加剧，贫者愈贫，富者愈富，动摇了城邦制度的社会基础，也使作为城邦军事支柱的公民兵制趋于瓦解。不仅如此，丧失土地和公民权的自由民，甚至联合奴隶发动起义，直接威胁城邦的生存，使城邦制度本身受到沉重打击。公元前4世纪前期，希腊许多城邦都爆发了贫民反对富人的斗争。

贫民反对富人的斗争 公元前399年，在斯巴达爆发了破产公民基那敦组织的起义密谋。基那敦派人同希洛人、庇里阿西人和没有公民权的斯巴达人联系，并准备夺取各种铁器农具、工具作为起义者的武器。但由于叛徒告密，使起义被镇压。基那敦起义密谋虽未成功，但它说明了自由民中的贫民，开始改变过去同富有奴隶主站在一起反对奴隶的态度，转而同奴隶一起反对富有的奴隶主了。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后称霸一时的斯巴达，就是在这样阶级矛盾激化的情况下走向衰落的。公元前392年，科林斯下层平民掀起暴动，他们组成的残杀组织，用短剑刺死许多亲斯巴达的显贵公民。显贵公民中的一些人逃到神坛或神像下避难。可是暴动者都是不信神的人，他们毫不留情地杀死那些逃避于神坛和神像下的显贵公民。公元前370年（一说373年），在阿哥斯发生了“棍棒党”暴动。当时阿哥斯实行民主政治，一些民主派领袖鼓动平民反对企图推翻民主政治的显贵公民。结果有一千二百多个显贵公民被杀，他们的财产也被没收和分配了。这时民主派领袖害怕这种暴力行为落到自己的头上，不再支持暴动者。于是暴动者也把他们杀死。因为暴动者以棍棒为武器，所以称为“棍棒党”。 “棍棒党”暴动的事实说明，暴动的下层平民所反对的已经不仅是富有的显贵公民，而是整个奴隶主阶级。

公元4世纪前期希腊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表明，希腊奴隶制城邦的民主制和寡头制都已不适应奴隶制进一步发展和自由民分化加剧的需要了。因此大奴隶主阶级需要对内实行武力镇压以巩固自己的统治，而且为了增加财富企图对外进行侵略扩张，并将本国的危机转嫁于外国。总之，希腊城邦制度已经趋于衰落。而公元前4世纪前期希腊城邦的争霸和混战，则进一步加速了城邦制度的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