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邦经济的发展 公元前5世纪是希腊城邦经济的全盛时期。但由于希腊各地自然条件的差异,它的经济发展是不平衡的。在一些农业占优势的地区(色萨利、彼奥提亚、洛克里斯、弗西斯、伯罗奔尼撒半岛)和畜牧业地区(埃陀利亚、阿克内尼亚),经济发展迟缓,同过去比变化不大。所以,希腊经济的发展主要表现为一些先进的工商业城邦经济的发展。这样的城邦有雅典、科林斯、麦加拉、埃吉那、优卑亚岛各邦,以及萨摩斯、开俄斯等岛的城邦。由于这些城邦的自然条件大都不适于种植谷物,它们的一部份居民很早就以手工业、商业和航海业为生。公元前8—6世纪的海外殖民活动,又大大促进了它们的经济发展。到公元前5世纪,它们的经济便进入了全盛时期。
这一时期,手工业的发展主要表现在行业之间与行业内部分工的扩大。据古代希腊作家普鲁塔克的《伯里克利传》记载,当时雅典的手工业有木匠、雕刻工、青铜匠、塑像工、石匠、金工、象牙刻工、画师、绣工、金属雕刻工、纺织工、制绳匠、麻纺工、桶匠、筑路工、矿工等行业。而雅典著名的手工业,如制陶、制革、酿酒、榨油、造船等行业还不包括在内。至于各行业内部的分工,历史家色诺芬在提到制鞋业和成衣业时曾指出:“一个鞋匠制造男鞋,另一个制造女鞋;在这里,一个仅仅缝制鞋子,另一个则剪裁鞋子;一个成衣匠仅剪裁衣服,另一个缝着一片片的布⋯⋯一些工匠只制造斗篷,又一些工匠只制造穿着的上衣,另一些则只制造工作外衣”。[1]制陶业内部则分为粗工与细工。粗工分为拌土、担水、烧窑和运料,多由奴隶担任;细工分为塑制、制坯、绘饰和烧焙等专业,甚至制坯也分各门各类,如瓶、碟、罐、杯等。至于希腊各城邦手工业的产量,没有具体记载,不过从地中海、黑海各地都留有当时希腊手工业品的踪迹看来,它的产量和外销量显然是相当大的。科林斯的毛毡、地毡,米利都的纺织品和家具,卡尔西斯、西库昂、萨摩斯的冶金业都很著名。而当时希腊最大的手工业中心雅典,在冶金、造船、武器、制陶、皮革、建筑和采矿等方面都很发达。
商业也有很大的发展。迅速增长的手工业品和一部分农产品(如雅典、米利都等城邦的葡萄、橄榄)的投入市场,战胜波斯以后希腊商人活动范围的扩大,都大大地促进了希腊各城邦国内外贸易的发展。在国内贸易方面,几乎每个城市都有集市场地,各种产品都在专门地点出售,它的经营者是零售商贩、小店铺、转运商和农民,主要是供给地方手工业和农业的需要。国外贸易包括各城邦之间及其与希腊世界以外各地区的贸易。它以大宗的批发贸易为主。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是当时国际贸易的最大中心。它的贸易范围极为广泛:东到埃及和塞浦路斯,北到黑海沿岸,西到西西里和南意大利。在公元前5世纪中叶,雅典的庇里犹斯港是爱琴海上著名的国际商港。输入该港的商品,有黑海沿岸、埃及、西西里的谷物,马其顿和色雷斯的木材、亚麻衣料和大麻,西徐亚、意大利半岛和希腊落后地区的牲畜、皮毛和鱼类,伊达拉里亚的青铜和靴鞋,埃及的纸草和亚麻织物,以及东方的贵重毛毯和香料,等等。此外,还从各地输入奴隶。在输出方面,有雅典的著名产品橄榄油、葡萄酒、蜂蜜、金属制品、织物、银、铝、大理石,等等。庇里犹斯港的贸易具有转运贸易的性质。每年平均贸易额达二千塔兰特(据公元前4世纪初有关该港贸易额的统计)。在这个商港,停泊着往来于爱琴海、黑海和地中海各处的商船。岸上有各种建筑物,如商品陈列所(也是交易所)、货仓、粮仓、商店以及银钱兑换所等等。全港人口稠密,有很多语言不同的居民,其中有富有的商人、码头雇工、商业员工、海员、外邦人和奴隶等。频繁的国际贸易,给雅典国家带来巨大的收益。不论出口或进口的货物,雅典一律征收2%的税金,另外还征收各种交易税。
由于商业的发展和各城邦币制的不同,在城市市场上出现了银钱兑换业,后来发展为经营借贷、抵押和汇兑的金融业。在雅典、特尔斐的著名神庙里,也经营着大规模的金融业务,放债对象主要是国家,借款利息通常为12—18%,海上贸易借款利息为30%,甚至高到100%%。
综上可见,公元前5世纪希腊城邦的商品生产和货币经济已有相当的发展,雅典是希腊城邦经济发展的高峰。希腊经济的发展是榨取奴隶劳动的结果,而经济发展又促进了奴隶制的发展。
奴隶制的发展 公元前5世纪,奴隶制在希腊各城邦已占居主导地位。希腊城邦的奴隶制按奴隶来源和对奴隶剥削方法的不同,大体上分为两种类型,即斯巴达型和开俄斯型。正如公元前4世纪的开俄斯史家太奥波漠普斯所说:“继色萨利人和拉西第梦人(斯巴达人)之后,开俄斯人是最早使用奴隶的希腊人,不过他们获取奴隶的方法不同。我们知道,拉西第梦人和色萨利人把他们现有土地上的原先希腊人变为奴隶,拉西第梦人占取了阿卡亚人的土地,色萨利人则占取了伯尔勒比人和马格尼特人的土地。被拉西第梦人变为奴隶的人叫希洛人,被色萨利人变为奴隶的人叫皮涅斯特。而开俄斯人所占有的奴隶则来自非希腊人,是开俄斯人出钱买来的。”[2]这就是说,斯巴达型的奴隶是被征服土地上的希腊人,而开俄斯型的奴隶是从外部买来的非希腊人。在剥削奴隶的方法上,两种类型也略有不同:斯巴达型的奴隶主要被用于从事农业,被迫交纳大部分收成;开俄斯型的奴隶则被用于农业、手工业、开矿等各种生产劳动,以及公务、家务等。此外,斯巴达型的奴隶为国家所有,而开俄斯型的奴隶则主要为自由民所私有。但总的说来,两种类型的奴隶并没有本质区别,他们都是奴隶主的财产。克里特岛诸城邦及麦加拉、阿哥斯等城邦的奴隶制基本属于斯巴达型,雅典及多数希腊城邦的奴隶制则都属于开俄斯型。(www.xing528.com)
公元前5世纪,希腊奴隶制的发展主要表现为开俄斯型奴隶制的发展上。希波战争后期,希腊各城邦的工商业大有发展,奴隶的数量大大增加,其中以雅典最为突出。在希波战争后期,雅典逐渐成为海上霸国,这不仅解决了制成品的销售市场和原料供应问题,而且也解决了外籍奴隶的输入问题。奴隶的重要来源是战俘。例如,公元前467年攸里密顿河口一役,雅典大败波斯军,将所获两万余俘虏尽卖为奴。此外还有一些奴隶是通过海盗、拐卖等手段得来的。这些奴隶通过各城邦的奴隶市场出卖。当时开俄斯、萨摩斯、以弗所、雅典和提洛岛都有大规模的奴隶批发市场。众多外籍奴隶的供应,大大促进了作为海上霸国雅典的奴隶制的发展。雅典奴隶制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奴隶的数量和使用范围等方面。据统计,公元前431年雅典人口总计四十万人,其中雅典自由民为十六万八千人,外邦人三万二千人,奴隶二十万人。在雅典自由民中,第一、二等级为四千人,第三等级为十万人,第四等级为六万四千人。由此可见,雅典的主要生产劳动者是奴隶,其次是公民小生产者。奴隶的使用范围也相当广泛。在手工业方面,出现了使用许多奴隶的作坊,有的作坊使用二三十个奴隶,有的大作坊使用奴隶多达一百人。使用奴隶的作坊,有制盾、冶金、制革、制陶、裁缝、乐器、制灯以及其他等等。这些作坊里的设备虽然简陋,但由于有了技术上的分工,劳动熟练程度提高了,因而生产量也就有了较大的提高。这就使雅典经常有大量精美的手工业品运销海外各地,其中尤其陶器是当时国际市场的畅销货。在爱琴海、黑海、地中海沿岸地区,都曾发现过公元前5世纪雅典输出的陶器。在农业方面,不仅在大土地所有者的土地上使用奴隶劳动,而且在富裕小农的土地上,也使用少量奴隶,使用奴隶最多和最集中的是矿山。属于雅典国家的劳里昂银矿,就使用成千上万的奴隶。矿坑里劳动条件的极端恶劣,劳动强度的极端繁重,造成奴隶的高度死亡率。而雅典国家却从奴隶身上榨取巨量的财政收入。奴隶还被用于商业、运输业、公共建筑工程以及奴隶主的家庭,有的奴隶还被用于出租。例如,公元前5世纪末一个雅典富豪尼西亚用于出租的奴隶多达一千人。在出租奴隶中,有一种乐奴和歌舞奴,专用为奴隶主喜庆宴饮装璜排场。雅典也有国有奴隶,用于担任吏胥、警察、狱卒等。所以,在古代雅典,奴隶劳动是创造社会财富的主要源泉。然而,公元前5世纪奴隶制虽然已有很大发展,但许多城邦仍存在大量的自由民小生产者(包括自由农民和独立手工业者),如雅典的第三等级公民就占公民中的最大数量。这些自由民小生产者还是奴隶制城邦全盛时期的重要社会基础。他们地位的变化,是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
综上所述,雅典、科林斯等城邦的商品生产、货币经济已有较大的发展。 “但是奴隶制度,只要它在农业、制造业、航海业等等方面是生产劳动的统治形式(就象在希腊各发达国家和罗马那样),也保存着一个自然经济的要素。奴隶市场本身是靠战争、海上掠夺等等才不断得到劳动力这一商品的,而这种掠夺又不是以流通过程作为媒介,而是要通过直接的肉体强制,对别人的劳动力实行实物占有”。[3]这就是说,奴隶社会的主要劳动力(奴隶劳动力)没有通过市场,所以不是商品(奴隶本身是商品)。这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力有本质的不同。因为工人的劳动力是通过市场的,所以是商品。
奴隶的反抗斗争 在古代希腊,奴隶是奴隶主的私有财产,被看作是会说的工具。著名的哲学家亚里斯多德曾说过:“奴隶是一种有生命的财产”; “奴隶是有生命的工具,而工具则是无生命的奴隶”。[4]主人可以任意虐待和惩罚奴隶,诸如对奴隶进行鞭打、绞杀、吊起脚来、火烧、剥皮、折关节骨、从鼻子里灌醋、在肚子上压砖,等等。奴隶主为了最大限度地榨取奴隶的剩余劳动,千方百计地迫使奴隶生产更多的产品。因此,一方面最大限度地加强奴隶劳动的强度,一方面则严厉控制奴隶的生活条件,剥夺他们的一切自由。正如马克思所说,在奴隶劳动使用于商品生产的地方, “我们却在奴隶阶级当中看见了最坏的营养,看见了最耗精力、最无间断的劳动,年年看得见一大部分人口,在劳动过度、睡眠不足和休息缺少那种慢性的虐待下,直接地被破坏。”[5]奴隶主对奴隶的极端虐待和残酷剥削,造成奴隶与奴隶主之间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广大奴隶们为了摆脱非人的命运,经常掀起反抗奴隶主阶级的斗争。斗争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从怠工、损坏工具、潜逃、杀死个别奴隶主、逃亡直到武装起义。怠工和逃亡是奴隶反抗最经常、最普遍的斗争形式。古典时代的希腊作家在谈到怎样对付奴隶时,他们首先提到对付怠工的方法。为了防止奴隶逃亡和追捕逃亡奴隶,奴隶主及其国家都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例如,奴隶的项圈和额头上的烙印,主要是为了防止奴隶逃亡。为了追捕逃亡奴隶,古代希腊有一种专靠侦缉寻获逃亡奴隶而取得报酬的职业。甚至在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中,也有相互保证支持追缉和归还逃亡奴隶的规定。尽管奴隶主采取各种措施严加防范,但奴隶们还是冲破了各种阻力发动过无数的反抗斗争。
奴隶反抗奴隶主斗争的最高形式是武装起义。在公元前5世纪,希腊曾发生了不少次的奴隶起义斗争。其中最早的一次是公元前494年发生于阿哥斯的奴隶起义。当时阿哥斯和斯巴达正进行战争。斯巴达人大败阿哥斯人,杀阿哥斯男子达六千人。阿哥斯的奴隶乘机掌握了政权,直到战死公民的儿子们长大。这些奴隶主阶级公民的下一代在恢复政权后,首先把奴隶们驱逐出去。奴隶们遂用武力占领了太林斯城。从此,奴隶与阿哥斯人进行着长期的战争。阿哥斯奴隶主费了很大的力量才镇压了这次奴隶起义(约公元前468年)。这次奴隶起义沉重地打击了阿哥斯的奴隶主贵族政治,从而使中小奴隶主有可能变奴隶主贵族政治为奴隶主民主政治。公元前464年,斯巴达的希洛人大起义,是古代希腊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奴隶起义战争,历史上称之为“第三次美塞尼亚战争”(公元前464—455年)。当时,斯巴达发生强烈地震,斯巴达人伤亡很大,于是希洛人乘机发动起义。起义声势浩大,很快席卷了斯巴达的大部地区。起义军曾给予斯巴达人以沉重打击。在普拉提亚战役中亲手杀死波斯主将因而闻名全希腊的阿埃姆涅斯托斯,率三百斯巴达战士与起义军战于斯特尼克勒鲁,结果全部被起义军歼灭。斯巴达急忙向伯罗奔尼撒同盟各邦寻求援助,甚至一度曾向自己的宿敌雅典求援。起义军虽然在希腊各地奴隶主联合力量的压力下被迫退守伊托木山,但仍然坚持斗争。伊托木的起义军一直坚持了十年。斯巴达人因长期不能攻克伊托木的起义军根据地,最后被迫与起义军议和,条件是让起义者及其子女作为自由人,永远离开伯罗奔尼撒。结果,由于斯巴达失去了大批奴隶,经济上遭到了沉重的打击。公元前5世纪末,在雅典和开俄斯都曾发生过奴隶的大规模逃亡事件。例如,公元前413年斯巴达军队侵入阿提卡时,雅典两万多奴隶乘机逃亡,给了雅典奴隶主阶级以沉重打击。公元前412年,雅典进攻开俄斯岛,岛上的奴隶也乘机大批逃亡,给予开俄斯人以很大的打击。
公元前5世纪希腊奴隶的大规模逃亡和起义,虽然都给奴隶主阶级以沉重打击,但由于自由民内部分化不大,因而在奴隶与奴隶主的斗争中,经济地位比较稳定、并享有一定政治权利的自由民中的小生产者(或小所有者),在政治上通常是站在奴隶主一边的。所以,当时的城邦是巩固的,强盛的。奴隶阶级与奴隶主阶级的矛盾,在当时是以奴隶与自由民的矛盾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这种情况一直继续到公元前5世纪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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