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典民主共和国的形成—世界古代史简述

国家的产生 雅典国家位于中希腊东南部的阿提卡半岛，是以雅典城为中心而形成的城邦。阿提卡半岛三面环海，境内多山，土质瘠薄，只有几片不大的平原和河流谷地适于种植谷物，山坡上适于栽培葡萄、橄榄等果树。山中蕴藏着丰富的矿藏（银矿）、美丽的大理石和优质陶土，有利于发展手工业。沿海地区，海岸线曲折，有一些优良港湾，而且由于阿提卡处于中希腊与爱琴海世界联系的前缘地带，因而为航海业和商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这种复杂多样的自然环境不能不对雅典历史的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

早在后期迈锡尼文明时代，阿提卡就出现一些巴赛勒斯所居住的城堡。其中雅典与埃琉西斯长期间彼此处于敌对状态，并且筑长城以互相防卫。公元前12世纪多利亚人南下时，阿提卡没有遭到侵扰。可见阿提卡一直是爱奥尼亚人的居住地。在荷马时代，阿提卡也处于原始社会解体和向国家过渡的时期。当时阿提卡居民分属四个血缘部落。每个部落包括三个胞族，每个胞族包括三十个父系氏族，氏族是社会的基本细胞。各个部落都有自己的组织机构，而且彼此是独立的，有时还互相攻伐。到荷马时代末期，阿提卡半岛因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扩大，私有制有了发展，阶级分化也加剧了。因而使血缘关系对若干贫困的氏族成员失去了保障作用。于是“氏族、胞族和部落的成员，很快就都杂居起来；在胞族和部落的地区内，移来了这样的居民，他们虽然也是本民族的同胞，但并不属于这些团体，因而他们在自己的居住地上被看做外人。”[4]这样一来，氏族部落的血缘关系逐渐为地域关系所代替，阿提卡半岛便开始了部落联合的过程。这个过程的实质就是取消阿提卡地区各部落的独立性，将管理权力的一部分集中到雅典这个城市中来。希腊历史把它归于传说中的雅典国王提修斯的改革，其实它是阿提卡原始公社制解体和国家产生过程中一系列变革的集中反映。据希腊历史记载，提修斯改革的内容有两点：一是设立以雅典城为中心的中央议事会和行政机构；二是把阿提卡全体人民一概分为贵族、农民和手工业者三个等级，并赋予贵族等级以担任公职的特权，而农民和手工业者则成为无特权的平民。这个改革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产生了一个凌驾于各部落和氏族之上的公共权力机关，确认了氏族部落内所不能承认的等级差别。这样，提修斯的改革就跨出了摧毁氏族制度的第一步，标志着雅典国家开始萌芽。由此可见，雅典国家产生的途径与斯巴达有明显的区别，正如恩格斯所说的那样：雅典“国家是直接地和主要地从氏族社会本身内部发展起来的阶级对立中产生的。”[5]雅典于公元前682年废止了王政，开始从贵族中选出一年一任的执政官，这标志雅典国家的产生。

平民与贵族的矛盾和早期的政治斗争 雅典国家整个早期的历史，充满了平民与贵族的矛盾和斗争。在雅典国家的早期，氏族贵族垄断了国家的一切大权，国家机构中仍带有军事民主制的遗迹。当时的国家机构有执政官、贵族会议有公民大会，它们都是由部落管理机构演化而来的。执政官初为三人，其中首席执政官（名年官）掌内政，王者执政官（即巴赛勒斯）掌宗教和氏族事务，军事执政官统帅军队兼管邦交事务。后来（公元前7世纪中期）又增设六名司法执政官，以掌握审判，维护法律。执政官系无薪给的职位，任职期满后即进入贵族会议。贵族会议是最高权力机关，有权决定国家一切大事，如推荐和制裁执政官，审判刑事案件等。其成员均为贵族出身，任职终身。公民大会由能自备武装从军的氏族成员组成，有选举执政官的权力。但出身于平民的公民，无权担任国家官职，因此它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不起实际作用。在经济方面，公元前7—6世纪，雅典的手工业和商业开始有了显著的发展。形式精美的陶器运销地中海大部分地区，葡萄酒、橄榄油的出口和粮食的进口日益增长。与海外贸易的发展相适应，造船业也有了相当的进步。同时，为了发展商业的需要，也开始采用了埃吉那币制。这些事实表明：雅典正从一个后起者的身份投入海外贸易事业。随着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商品货币关系便“渗入了农村公社的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传统的生活方式”。[6]因而导致自由民内部阶级分化过程的加速，奴隶制也有了相应的发展。贵族奴隶主的剥削胃口也急剧地扩大了。他们除剥削奴隶外，还以高利贷和收取地租的方法残酷地剥削小农，致使小农纷纷破产。小农失去土地和沦为奴隶的现象十分严重。亚里斯多德在《雅典政制》中写道：“雅典的宪法完全是寡头政治的，贫民本身以及他们的妻子儿女事实上都成为富人的奴隶；他们被称为被保护民和六一汉（因为他们为富人耕田，按此比率纳租，而全国土地都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如果他们交不起地租，那么他们自身和他们的子女便要被捕，所有借款都用债务人的人身为担保，这样的习惯一直流传到梭伦之时为止。”[7]贵族的专横以及他们对小农的盘剥和残酷奴役，造成了以小农为主体的平民（包括小手工业者）和贵族的矛盾日益尖锐化。平民要求政治权利平等，要求废除债务和重分土地，要求改变被奴役的处境。这是平民反对贵族斗争的主要内容。

对于现存秩序不满的还有新兴的工商业奴隶主阶层（手工业作坊主、商人、船主）。他们虽有经济实力，但在政治上无权，在经济利益方面也与贵族有很大矛盾。他们的经济利益在于手工业和商业，剥削从海外掠夺或购买来的奴隶，而贵族的主要经济利益在于用高利贷和收取地租的方法剥削本族人民。因此，工商业奴隶主也是平民反对贵族斗争的一支重要力量，并且逐步成为斗争的领导力量。这对于雅典平民反对贵族斗争的结局具有重大影响。

由于平民与贵族矛盾的尖锐化，结果于公元前7世纪发生了一系列政治斗争。平民与贵族斗争的首次记录是公元前632年（或公元前630年）的基伦暴动。基伦出身于贵族阶级，曾于奥林匹克赛会上得过锦标，做了麦加拉僭主色阿季尼的女婿，在雅典很有声望。他因与贵族政见不合，企图利用平民与贵族斗争的局面，推翻贵族政权，建立僭主政治。于是基伦趁宙斯庆节群众集会的时机，率党徒发动政变，夺取了雅典卫城。但由于他没有事先宣布对农民有利的纲领，所以没有得到农民的支持。结果在贵族的围攻下，基伦本人逃跑，他的党徒被杀。基伦暴动失败后，平民与贵族的斗争在继续发展。公元前621年，在平民的压力下，贵族被迫委托司法执政官德拉古编定成文法典。德拉古的法律在本质上是维护贵族利益的，如准许债务奴役，确认私有财产的不可侵犯等等。这个法律又非常严酷，对犯罪者多处死刑（甚至对偷窃蔬莱、水果者也处死刑）。因此，古希腊有人说“德拉古的法律不是用墨水写的，而是用血写的。”然而，成文法的制定和它的公布于众，对贵族在法律上的专横是一个限制，并且它的某些条文还反对血亲复仇制度。这在当时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德拉古立法，由于没有解决平民的任何主要问题，以及法律的严酷，使平民反对贵族的斗争更加激烈。到公元前6世纪初，雅典平民反对贵族的斗争已达到公开暴动的严重程度。当时雅典人已分成三派：一是贵族操纵的平原派，他们主张实行贵族寡头政治，维护旧的传统；一是山地派（以住在山地的小农为主，包括手工业者和其他被奴役的平民），他们主张实行激进的民主政治和社会改革；一是海岸派（以住在沿海地区的工商业奴隶主为主），他们主张实行温和的社会改革。在社会变革已是大势所趋的形势下，终于出现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梭伦改革。

梭伦改革 梭伦出身于没落贵族家庭。青年时代，曾外出经商而致富，漫游过希腊和小亚细亚许多名胜地方。他具有渊博的学识，是一位进步的诗人、卓越的政治家。在政治上，他倾向于工商业奴隶主阶层，曾写过哀歌体的诗篇来揭露贵族的贪婪和专横。在雅典从麦加拉夺回萨拉米岛的战争中，他荣立了战功，因而在雅典享有很高的声誉，深受平民的拥护。在公元前6世纪初年，当雅典平民正在酝酿着武装起义的时刻，公元前594年，梭伦当选为首席执政官，并被指定为“调停人”、“仲裁者”，拥有立法全权。梭伦当政后，立即推行了一系列的重大改革。

梭伦的第一项重大措施是颁布所谓“解负令”（Seisach-theia，意即解除负担），取消一切公私债务。根据这项法令，拔除因债务而抵押的土地上的债碑，土地归还原主；因负债而沦为奴隶的人，恢复其人身自由；因负债而被卖到国外的雅典人，由国家出钱赎回；永远禁止自由人以人身作债务抵押。同时，为了限制贵族对小农土地的掠夺，梭伦还颁布了“土地最大限度法”，规定个人所占土地的最大限额。

梭伦的第二项重大措施是实行所谓财产法定资格的改革。根据这一改革，雅典公民无论出身如何皆按财产划分为四个等级，并确立了各等级的权利和义务。等级的划分以公民从土地上所得的收入为根据。第一等级是每年土地收入达五百麦斗（一麦斗合52.5公升）的最富有的公民，称为“五百麦斗级”。第二级是年收入达三百麦斗（即三百麦斗至五百麦斗以下）和能养一匹马者，称为“骑士级”。第三级是年收入达二百麦斗（二百麦斗至三百麦斗以下）并能自备牛车者，称为“双牛级”（或称牛轭级）。第四等级是年收入在二百麦斗以下的贫穷公民，称为“雇工级”（或称日佣级）。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也根据财产状况来确定。第一、二等级的公民可担任国家高级官职，提供骑兵和负担“社会义务”（即为举办公共庆节和为国家建造军舰输捐）；第三等级可任低级官职，提供重装步兵；第四等级不能担任官职，但有权参加公民大会和公民陪审法庭，提供轻装步兵或在海军中服役。

梭伦的第三个重大措施是政治制度的改革。为了削弱和限制贵族会议的权力，梭伦恢复和提高了几乎完全丧失任何意义的公民大会的权力。公民大会有权选举和监督执政官等国家官员，讨论和表决国家一切重大政策和措施，对国家立法具有最后决定权。从此，公民大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起着显著的作用，成为以后雅典民主政治的基础。其次，梭伦在贵族会议之外另设立一个四百人会议。它由四个部落各选出一百人组成，第四等级以外的其他三个等级的公民皆有被选权，会议成员当选后任职十年。四百人会议的职权是为公民大会准备和提供议案，贯彻公民大会决议。在公民大会休会期间，它负责解决国家一些日常事务，实际上是公民大会的常设机构。此外，梭伦还设立一个公民陪审法庭，四个等级的公民都有权通过抽签方式当选为陪审员。公民陪审法庭有监督国家司法的权力。法官处理的任何诉讼案件皆须先交陪审员审查，法官已经判决的案件陪审员仍可起诉。陪审法庭还对渎职的执政官在其卸任后有权审讯。公民陪审法庭后来发展为国家最高司法机关。

此外，梭伦还推行了一系列发展工商业的措施，如鼓励外部手工业者移居雅典，凡外邦人永远被本国放逐或全家移居雅典而从事某种手工业的，均授以雅典公民权；提倡每个雅典人学会一种手工业技术。为了发展商业贸易，他鼓励橄榄油、葡萄酒出口，限制粮食出口；实行币制改革，以优质的优卑亚币代替低质的埃吉那币，又制定了统一的度量衡制。这些措施大大推进了雅典工商业的发展。

梭伦在经济、政治方面的一系列重大改革，标志着雅典自由平民反对贵族斗争取得一次重大的胜利，对以后雅典历史的发展具有巨大进步意义和影响。恩格斯对梭伦的改革给以很高的评价，称“梭伦揭开了一系列所谓政治革命”。[8]梭伦改革的重大意义是：

第一，梭伦通过废除一切债务和债务奴隶制以及实行“土地最大限度法”，在经济上大大打击了氏族贵族，改善和巩固了自由农民的经济地位。这就保证了雅典农业得到较大的发展，因而为雅典奴隶制工商业的繁荣打下了可靠的经济基础；调整了自由民内部平民与贵族的关系，扩大了雅典城邦统治的社会基础；雅典从此开始走向奴役外族奴隶的道路。这些都为雅典城邦的强盛和由早期奴隶制发展为古典奴隶制提供了重要条件。

第二，梭伦的以财产资格划分公民等级和权利义务，以及设立新的政治机构等措施，造成国家制度中财产特权代替了贵族世袭特权，新的政治机构代替了贵族会议的部分职能。其结果，在政治上大大削弱了贵族的政治地位和作用，给予旧的氏族部落制度以一定的改造。从而大大提高了平民中富裕阶层——工商业奴隶主的政治地位和作用，为他们登上政治舞台开辟了道路，也相应地提高了一般平民的地位。这就为雅典由贵族共和政治转变为民主政治奠定了基础，也标志雅典国家的初步形成。

第三，梭伦的发展工商业的措施，大大推进了雅典奴隶制工商业的发展，在经济上巩固和加强了工商业奴隶主的实力，为雅典奴隶主民主政治奠定了经济基础。综上所述，梭伦改革开辟了雅典经济、政治发展的一个新时代，确定了雅典奴隶制社会发展的方向。

但梭伦的改革仍有其阶级局限性。梭伦基本上是雅典中等阶级（工商业奴隶主）的代表，而他又以为自己的使命在于“调停贫富间的冲突”。[9]所以，他在为工商业奴隶主的利益而给予氏族贵族以有力打击的同时，并没有剥夺氏族贵族的大地产，以实现下层平民重分土地的要求；也没有完全肃清氏族部落制度残余，使氏族部落和贵族会议仍保留其政治意义。因此，梭伦的政策遭到下层平民与贵族两方面的反对。结果，梭伦被迫出国旅行。此后，平民与贵族的斗争仍在激烈的进行着，终于导致了庇西特拉图僭主政治的出现。

庇西特拉图的僭主政治 梭伦出国后，平民与贵族的斗争更加激烈地进行。早在梭伦改革之前就已出现的三个政治派别，对梭伦的改革各持不同态度。代表平原地区氏族贵族的平原派，妄图恢复梭伦改革前的旧秩序；代表沿海地区的工商业奴隶主的海岸派，则维护梭伦所确定的制度；代表山地贫苦农民、牧民和雇工的山地派，要求实行更激进的改革。三派的斗争，使雅典政局陷于紊乱。由于斗争相持不下，有时连执政官都不能选出（约公元前589年，585年），有一个执政官（达马西亚）退职后仍霸占执政官职位达两年两个月，直到被武力赶走为止。约公元前581年，经三派协议，破例选出十名执政官，其中贵族五名，平民五名（其中农民三人，手工业者二人）。公元前560年，山地派领袖庇西特拉图用武力夺取政权，建立了僭主政治。庇西特拉图的僭主政治，由于遭到了平原派和海岸派的反对也是不巩固的。他曾于公元前559年和552年两次被逐出雅典。在第二次被逐后的十年中，庇西特拉图在色雷斯（潘革优斯山的斯特律蒙河口处）开采金矿，集聚了大量财富，并与敌对雅典的国家结盟以取得援助，招募雇佣军。公元前541年，庇西特拉图在山地派的支持下，又以武力占领了雅典，重建 主政治，一直统治到公元前527年去世时为止。

庇西特拉图在其执政期间，继续推行梭伦的政策，并采取打击氏族贵族和扶植自由农民的政策。他首先对自己的政敌进行镇压，没收逃亡和被放逐贵族的土地和财产，让仍在雅典的贵族交出自己的子女做人质（送至那克索斯岛）。为了巩固自己统治的社会基础，他对公民实行低利息的国家贷款，资助贫苦农民发展葡萄和橄榄的种植；在农村设立巡回法庭，以便利农民就地解决诉讼事宜，从而将国家司法权深入到为贵族所把持的农村；将没收贵族的土地分配给最贫苦的农民，部分地解决了贫苦农民的土地间题；向农民征收占收获量十分之一（或廿分之一）的所得税，等等。

庇西特拉图还大力推行发展航海业和工商业的政策。他发展造船业，建立大的商船队，扩充和加强海军，加强对许多国家的贸易联系。尤其当时雅典占据了黑海入口处的赫勒斯滂海峡两岸（南岸的西革昂，北岸的刻索尼撒折半岛），控制了黑海的咽喉。这就使黑海沿岸的粮食源源运入雅典，雅典的手工业品顺利地运销黑海沿岸地区。海外贸易事业的发展，使雅典大部分种植谷物的农场转为种植园艺业（葡萄、橄榄），从而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商品化。因此，庇西特拉图的经济政策，推进了雅典工商业的发展，使雅典步入先进城邦的行列，并为以后雅典的海上霸权奠定了初步基础。

在庇西特拉图时代，由于雅典经济实力的大大加强，也曾大兴土木，修筑神庙和城市水道。雅典卫城的雅典娜神庙、埃琉西斯城的女农神得墨特尔神庙就是兴建于此时，伊利索斯河畔的宙斯大庙也在此时奠定基础。雅典城也开始成为具有巨大建筑物的城市，并成为当时希腊文化重要中心之一。诗人、艺术家从外地前来居住， 《荷马史诗》也在这时编成定本。为了适应公民的需要，定期举行“泛雅典娜”、酒神狄奥尼苏斯的庆节，并且取得具有全希腊性的意义。同时，在节日里也开始举行戏剧演出。综上可见，庇西特拉图的僭主政治进一步打击了氏族贵族，大大发展了奴隶制工商业，壮大了工商业奴隶主阶层的力量。因此，庇西特拉图的僭主政治，事实上为雅典民主政治的最后形成扫清了道路。

公元前527年庇西特拉图去世以后，其子希庇阿、希帕库斯继为僭主。他们骄奢日甚，因而失去下层平民的支持，贵族则伺机企图复辟。公元前514年，希庇阿之弟希帕库斯被刺。此时国际环境也不利于雅典僭主政治：波斯占领了黑海入口处，使雅典在海上陷入孤立；斯巴达则积极支持雅典贵族的复辟活动。公元前510年，在斯巴达的军事干涉下，希庇阿被迫逃出雅典，雅典贵族乘机夺取了政权。然而平民起义又赶走了斯巴达人，推翻了贵族政权，使克利斯提尼掌握了政权。(www.xing528.com)

克利斯提尼改革 公元前509年（或508年），克利斯提尼被选为首席执政官。他在平民的支持下实行了一系列改革。

克利斯提尼依据地域原则重新划分阿提卡居民，即以十个地域部落代替四个传统的血缘部落。原来，在梭伦改革时保留下来的四个传统的血缘部落，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仍起不小的作用：执政官和四百人会议都按四个部落进行选举，贵族依靠自己在部落中的传统地位易于操纵选举。为了铲除贵族操纵政治的传统势力，克利斯提尼把全阿提卡划分为三个区（沿海区，雅典及其近郊区，内地区），每个区又各分为十个部分，称为“三一区”（Trittys，原意为一个部落的三分之一）。每三个不同的“三一区”（一个沿海区，一个雅典及其近郊区，一个内地区）又组成一个地域部落。这样，便产生了十个地域部落。这样组成的地域部落并不是毗连在一起的地区，而是不同地区公民集团的组合。这就彻底肃清了氏族部落组织的残余，分散了贵族的势力。每一新部落是由十个德莫（Deme，即村社）组成的。全阿提卡共有一百个德莫，它们既是地方自治组织，也是政治单位。所有自由居民都在所在的德莫登记户口，从而享有公民权。因此，许多外邦人和早已失去氏族族籍的雅典居民，也取得了公民权，民主力量因而扩大了。

克利斯提尼还取消了梭伦建立的四百人会议，建立了五百人会议。五百人会议是由十个地域部落各选出五十人组成，除第四等级以外皆可当选。五百人会议成员的选举程序是：首先从各部落所属村社按人口比例选出代表（年满三十岁的男性公民），然后各个部落以抽签方式选出五十人。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按比例的代表制。五百人会议的权力较大，除了为公民大会准备议案和执行公民大会决议外，还督办国家各管理部门的日常事务，如与外国订立条约，接见外国使节，管理财政等。因此，五百人会议既是公民大会的常设机构，又在一定意义上起着雅典政府的作用。

克利斯提尼还设立了十将军委员会。十将军委员会由公民大会从各部落选出一人组成，一年一任。十将军轮流统帅军队，执行军事首长的职权，他们的地位是平等的，并享有同等权利。战时的军事指挥权由公民大会从将军中选定，军队的最高统帅权也常常由公民大会委托给某一将军。为了预防发生危害民主制度的可能，克利斯提尼设立了“贝壳放逐法”（Dstr-acism）。根据贝壳放逐法，每年春季要召开一次非常公民大会，用口头表决是否需要实行贝壳放逐。如果会上提出某人有危害公民自由的嫌疑，便召开第二次公民大会进行表决。这时公民在贝壳或陶土片上面写下应予放逐的人名。如果对某人所投票数占与会公民的大多数，此人便被放逐国外十年，期满后始允许回国，并恢复其一切公民权利。

综上可见，克利斯提尼改革是继梭伦改革之后另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恩格斯称这一改革为“克利斯提尼革命。”[10]首先，克利斯提尼改革彻底消灭了氏族制度的残余，标志雅典国家的最终形成。因为克利斯提尼按地域划分阿提卡为十个部落，并按居住地区的地籍来划分自由居民和选举单位，从而就破坏了原来由贵族操纵的四个血缘部落的界限，彻底清除了氏族贵族势力的残余。按地域部落选出的五百人会议和十将军委员会的设立，使雅典国家机构趋于完备。所以，克利斯提尼改革使雅典完全具备了恩格斯所指出的国家与氏族组织不同的两个基本特征：第一是按地域来划分它的居民；第二是和人民大众分离的公共权力的设立。然而，氏族制度虽已消灭，但是“旧的氏族时代的道德影响，因袭的观点和思想方式，还保存很久，只是逐步才消亡下去。”②其次，克利斯提尼改革胜利地结束了一个多世纪的平民反对贵族的斗争，标志雅典民主政治的最后确立。由于经过克利斯提尼的改革，彻底肃清了氏族贵族势力，扩大了民主势力，加强了公民大会和新设立的五百人会议的权力，再加上维护公民自由措施的贝壳放逐法的建立，从而使由梭伦奠定基础的民主制度趋于巩固，雅典自由平民从此正式登上政治舞台。此后雅典社会的主要矛盾已不再是平民与贵族之间的矛盾，而是奴隶与奴隶主之间的矛盾了。正如恩格斯在论述克利斯提尼改革时指出的那样：“现在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所赖以建立的阶级对立，已经不再是贵族和平民之间的对立，而是奴隶和自由民之间的对立，被保护民和公民之间的对立了。”[11]

综上所述，在雅典国家产生和形成的过程中，经历了长期的平民与贵族的斗争。在这一斗争过程中，雅典经过梭伦改革、庇西特拉图的僭主政治和克利斯提尼改革，逐步摧毁了氏族制度的残余，壮大了自由平民的力量，建立了一系列取代贵族会议权力的民主政治机构，其结果是雅典民主共和国的最后形成。由此可见，雅典国家形成的过程也是民主政治形成的过程。恩格斯指出：“雅典人国家的产生乃是一般国家形成的一种非常典型的例子，一方面，因为它的产生非常纯粹，没有受到任何外来的或内部的暴力干涉，——庇西特拉图篡位为时很短，并未留下任何痕迹，——另一方面，因为在这里，高度发展的国家形态，民主共和国，是直接从氏族社会中产生的”。[12]

[1]马克思：《强迫移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618页。

[2]马克思：《强迫移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818页。

[3]转引自塞尔格叶夫著：《古希腊史》第167页，高等教育出版社， 1955年版。

[4]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05页。

[5]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65页。

[6]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07页。

[7]亚里斯多德：《雅典政制》第4页，三联书店，1957年版。

[8]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10页。

[9]转引自塞尔格叶夫：《古希腊史》第188页，高等教育出版社， 1955年版。

[10]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13、1141页。

[11]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15页。

[12]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