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经济的发展 公元前8—6世纪,希腊各地的生产力较荷马时代有了较大的发展。铁器的普遍使用,是这时生产力发展的主要标志。小亚细亚西部沿岸各城市,以生产铁器、青铜器和铜器著称,希腊本土也开始开采铁矿和铜矿。铁矿的广泛开采,铁制工具的普遍使用,使社会生产力有了显著增长。在农业方面,带有铁铧的犁、铁锄、铁锹等农具的普遍使用,使希腊多山而贫瘠的土地,能够成片的开垦和深耕。平原地带已基本上开成田畴,坡地则种上了橄榄、葡萄等果树。农业生产因而有了显著的增长。在手工业方面,生产力的提高和生产规模的扩大更为显著。冶金、制陶、造船等部门表现得更为突出,并具有代表性。在冶金部门,除开矿业的发展外,焊铁术和铸铜术的普及具有重要意义。陶器的生产在大幅度的增长,在形式上和规格上也日益多样化。绘有精美图画的陶瓶、陶罐装着葡萄酒和橄榄油运销海外。从腓尼基人学来的造船术,也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已开始建造用二百个划船手、三层座桨的远航大船。商业也大大发展了,希腊各地之间以及希腊与亚非各国间的贸易联系日益频繁。公元前7世纪,出现了金属铸币,并迅速通行于希腊各地。作为生产者之间的中介者的商人阶层也出现了。这时,希腊社会经济的主要特点是:各种手工业和一部分农业都带有商品生产的性质。
随着社会生产力和商业的发展,荷马时代就已开始的氏族公社内部的阶级分化日益加深。这时,氏族贵族不仅侵占了大片公社土地,还运用高利贷以及其它巧取豪夺的手段,夺取公社农民的份地。失去土地的农民,有的到氏族贵族的土地上当日佣雇工,有的因欠债沦为债务奴隶,甚至被卖到海外。在富有的氏族贵族与日佣雇工之间还存在着小自耕农,其中也有靠艰苦劳作成为占有一两个奴隶的小奴隶主。在一些工商业发达的地区,少数平民由于经营商业而致富,剥削从海外买来的奴隶,成为新兴的工商业奴隶主。
关于希腊氏族公社的阶级分化情况,公元前8世纪的彼奥提亚诗人希西阿德的史诗《田功农时》,是一部很有价值的史料。诗中提到当地的土地私有制和奴隶制,并引用当时流行的寓言“老鹰与夜莺”来揭露贵族对农民的掠夺和压迫。
城邦的形成 随着阶级分化的加深和奴隶制关系的发展,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化,因而使高踞于氏族成员之上的氏族贵族,越来越需要用暴力手段来巩固自己的特殊社会地位。同时,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氏族公社,也因阶级分化的加深而走向瓦解,逐渐为地域性的农村公社所代替。这些都为国家的形成创造了前提。
公元前8—6世纪,希腊各地先后形成了许多奴隶制城邦。在北希腊,中希腊西部、南希腊北部、小亚细亚西岸北部、列斯堡岛,爱奥利亚人建立了很多城邦,其中主要的有底比斯、特尔斐等。在中希腊东部的阿提卡半岛、优卑亚岛、爱琴海中部诸岛和小亚细亚西岸中部地区(爱奥尼亚地区),爱奥尼亚人建立了许多城邦,最著名的有米利都、以弗所、卡尔西斯和雅典。在南希腊东部和南部、科林斯海腰地带、克里特岛和小亚细亚西岸南部,多利亚人建立了斯巴达、科林斯、阿哥斯、麦加拉等城邦。当时整个希腊世界约有二百多个城邦。每一个城邦都是以一个城市为中心,包括周围若干村落。它的重要特点之一是小国寡民。
希腊各城邦在它形成的初期阶段,都是氏族贵族掌握政权。当时,城邦的一切权力都集中于贵族会议,而且国家的最高官职执政官或类似官职也都由贵族中产生。公民大会只限于形式地表决贵族会议的提案,和单纯地从贵族中选举官员。由于当时奴隶制刚刚发展,奴隶与奴隶主之间的阶级矛盾还未上升为主要矛盾;主要的阶级矛盾是平民与贵族之间的矛盾。平民的主要成份是农民,也包括小手工业者;在工商业发达的城邦,还包括工商业奴隶主在内。平民与贵族的斗争,对于农民来说,主要是为了保护自己小片土地,解除债务,免遭奴役;工商业奴隶主则主要为了改变政治上的无权地位,以及向海外掠夺更多的奴隶。因此,在工商业发达的城邦,工商业奴隶主往往联合农民和小手工业者共同与氏族贵族进行斗争。平民与贵族的斗争,贯穿于整个公元前8—6世纪,它是这个时期希腊历史的主要内容。
在平民反对贵族斗争的过程中,许多城邦都曾出现过“僭主政治”。 “僭主”是通过政变而夺取政权的独裁统治者。僭主一般是在平民与贵族斗争双方势均力敌的情况下夺取政权的。他们为了取得平民的支持以巩固自己的统治,一般都推行打击氏族贵族,维护工商业奴隶主利益的政策,也或多或少地改善下层平民的经济状况。因此, “僭主政治”在其存在期间,客观上推动了工商业和小农经济的发展,从而有利于平民反对贵族斗争的胜利。科林斯城邦的僭主库普塞洛(公元前657—627年)和他的儿子伯利安德(公元前627—586年)就是如此。他们把科林斯变成一个强大的工商业城邦。然而,希腊早期僭主政治往往都为期不很长久。因为在氏族贵族遭受打击而日益衰微和奴隶制发展起来以后,工商业奴隶主就不再容忍僭主的独裁统治了。于是,僭主政治或者为奴隶主阶级的寡头政治所代替,或者为较广泛的奴隶主民主政治所代替。前者如科林斯,后者如雅典。(www.xing528.com)
海外大殖民公元前8—6世纪,希腊人在城邦形成过程中进行了大规模的海外殖民运动。殖民的范围扩展到地中海大部分地区和全部黑海,远远超过以前的部落迁徙,因而在历史上称为“大殖民”。大殖民是希腊奴隶制城邦经济、政治扩张的一种形式,它对希腊历史的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
大殖民是由于当时希腊的社会经济、政治条件所促成的。其一,在狭小的城邦范围内,当时还不够发展的生产力,赶不上城邦人口日益增长的需要,造成“过剩人口对生产力的压力”。[1]这是大殖民的重要原因之一。马克思在分析古代希腊、罗马对外殖民的原因时指出:“这两个国家的整个制度都是建立在人口的一定限度上的,超过这个限度,古代文明就有毁灭的危险。⋯⋯由于生产力的不够发展,公民权要由一种不可违反的一定的数量对比关系来决定。那时,唯一的出路就是强迫移民。”[2]例如,公元前7世纪后期,铁拉岛大旱,七年无雨,居民被迫抽签从两兄弟中选出一人,到利比亚的库列涅去殖民。其二,城邦内部激烈的阶级分化和阶级斗争是海外殖民的另一重要原因。在激烈的阶级分化中失去土地的农民,为了免遭奴役,被迫离开故土,去海外觅找新土地;政治斗争失败的集团,也往往被迫去海外定居。例如,公元前8世纪末,斯巴达的“处女之子”由于没有公民权不能分得土地,遂密谋联合希洛人准备举行起义,事泄后被送往南意大利的他林敦去殖民。此外,随着社会经济的日益发展,富有进取心的手工业者和商人,为了寻求商品销售市场,取得工业原料、奴隶和粮食,也去到海外建立新居民点。总之,大殖民运动,是希腊奴隶制城邦经济、政治巨大变革的合乎规律的结果。
大殖民运动首先是从奴隶制比较发展、商品生产和海外贸易发达的城邦开始的。最先从事殖民活动的是小亚细亚沿岸的城邦,紧接着爱琴海诸岛和希腊本土的城邦也跟踪而至。大殖民是从希腊世界向东北部、西部和南部三个方向推进的。在东北部,希腊殖民者在爱琴海北部,黑海及其入口处,进行了广泛的殖民活动。从公元前8世纪起,米利都就在黑海及其入口处殖民,先后建立了西诺普、奥尔比亚等许多城市。优卑亚岛的卡尔西斯,从公元前8世纪起开拓爱琴海西北部的卡尔西狄克半岛,先后建立了三十二个城市。希腊本土的麦加拉从公元前8世纪末叶起,在黑海及其入口处先后建立阿斯塔库斯、拜占廷和卡尔塞顿等城市。在西方,殖民者浪潮涌入南意大利、西西里岛、高卢南部和西班牙东南部一带。最先在这里殖民的是卡尔西斯,它于公元前8世纪中叶就在南意大利西岸建立丘米城;不久丘米城又在其附近建立一个新城尼亚波里(即今之那不勒斯)。稍后,科林斯与麦加拉在西西里分别建立叙拉古、麦加拉。海布赖亚等城市。与此同时,卡尔西斯和那克索斯岛殖民者在西西里岛建立了那克索斯城。小亚的弗凯亚居民,向西殖民到达高卢南部,在那里建立马西里亚城(即今之马赛),马西里亚又在西班牙东南部一带开拓殖民地。在南方,希腊殖民者插足于利比亚和埃及,先后建立了库列涅和诺克拉提斯等城市。一些殖民城市,经过一段发展之后再度外出殖民,建立新的城市,如米利都的殖民城市西诺普、科林斯的叙拉古等城市就是如此。综上可见,希腊殖民者的足迹遍布于全部地中海、黑海和爱琴海。但希腊的殖民城邦,只限于上述地区的沿海一带,并未深入内陆地区。因此,罗马雄辩家西塞禄曾说:希腊人的海岸仿佛是一条密缝于“蛮邦原野”大片织锦上的花边。
希腊人的大殖民运动是奴隶制城邦有目的有计划的海外殖民,本质上不同于以前的部落迁徙。殖民者所到之处,首先要占领土地,建筑城市,分配土地,并按照母邦的形式建立新的城邦。殖民城邦一般都带来母邦的风俗习惯, 同母邦保持密切的经济上,文化上的联系,然而在政治上却是完全独立的。
大殖民运动对殖民地土著居民和希腊各邦都发生重大影响。对殖民地土著居民来说,希腊殖民运动是一场深重的灾难,因为他们的土地被占领,大量财产被掠夺,他们本身或被驱逐,或被屠杀或者被奴役。对希腊各邦来说,它使希腊各邦与殖民城邦,以及通过殖民城邦与非希腊各国建立起相互的经济联系,因而大大扩展了工商业海外市场,促进了奴隶制经济的发展,并为古典时代奴隶制经济的繁荣奠定了基础。在政治上,由于工商业的发展,使工商业奴隶主阶层的实力日益壮大,这就加速了城邦平民反对贵族斗争的胜利。此外,由于殖民运动是在城邦的体制下进行的,殖民的结果不是建立起统一的奴隶制帝国,而是在海外建立一系列独立的殖民城邦,这就巩固了希腊的城邦制度,使希腊城邦分立的局面得以比较长期的存在下去。
在为数众多的希腊城邦中,斯巴达和雅典是最强大而又重要的城邦。它们在国家形成的途径、经济和政治上各代表一种类型,而且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是希腊两大城邦集团——伯罗奔尼撒同盟和提洛同盟的霸主,左右着希腊的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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