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乘佛教：广泛传播于印度和中亚细亚

由于公元前6世纪，印度经济的发展，社会矛盾尖锐化起来。作为刹帝利和吠舍上层反对婆罗门的新宗教（早期佛教）是在这种形势下产生的。在当时，佛教反对婆罗门的主张是完全适合奴隶主阶级需要的。广大劳动群众并没接受向他们说教放弃一切自己欲求和希望的佛教。公社成员的吠舍和首陀罗仍然信仰旧教。随着社会经济和阶级斗争的发展，公元前后，奴隶占有制开始走向衰落。为了适应新的阶级斗争形势，婆罗门奴隶主集团和刹帝利军政奴隶主集团互相勾结起来。这种变化反映在宗教上便是佛教日益接受婆罗门教的影响。在这种形势下，公元前后遂形成一个新的教派——大乘佛教。

贵霜帝国接触佛教很早，迦腻色迦统治时期曾以印度为中心，利用佛教作为统治帝国的精神工具，大力提倡佛教。因此，从迦腻色迦时期起，佛教势力开始强盛。据说在他的支持下，在克什米尔召开了佛教的第四次“结集”，重新审订佛经、教义和教规，弥合各新派的分歧，但是毫无结果。大乘佛教即兴于此时。大乘佛教兴起以后，贬抑早期佛教为“小乘”。从此佛教才有大小乘之分。迦腻色迦崇信大乘佛教。在他支持下，大乘佛教发展起来。大乘佛教接受外道思想，发展了释迦牟尼的学说；小乘仍保持释迦牟尼原来的遗教。小乘主张众生自度，即通过自己修行而入“涅槃”，但不能人人成佛。大乘主张兼度，即不仅只求自身解脱，还要经过传道帮助别人解脱，即普度众生；大乘佛教认为只要信仰修行，人人都能成佛。大乘这种说教既符合统治阶级生前骄奢淫逸死后仍能成佛的幻想，又便于把对现实生活绝望的广大劳动群众引上信佛修行的道路。迦腻色迦还命令在印度和中亚细亚各城市建造许多寺院，修筑许多窣堵坡，并且鼓励佛教僧侣的传教活动。由于同印度的贸易往来和迦腻色迦的庇护，促进了佛教在中亚细亚的传播。从此，大乘佛教在印度和中亚细亚居于优势地位，传播极为广泛。小乘佛教则流行于斯里兰卡和东南亚各国。

贵霜帝国的建立，打通了南亚和中亚之间的屏障，为东西方的交通提供了便利条件。这时佛教僧侣开始东来我国传教。据说在公元前2世纪末，张骞通西域时，我国已经开始接触佛教。据我国史书记载，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二年），大月氏王的使臣伊存曾来长安口授佛经。[5]东汉以来，大月氏、安息、康居和印度等国的僧侣先后东来我国传布佛教。东汉明帝曾派蔡愔去天竺（印度）求佛经佛像，用白马运回，并在洛阳修建白马寺作为供奉之地。魏晋以来，中国僧侣赴西天取经者日益增多。至南北朝时期，佛教开始盛行，北朝尤盛。北朝留下许多著名的佛教遗迹，如大同的云岗石窟和洛阳的尤门石窟，至今仍为世界闻名的佛教雕刻艺术的宝库。到隋唐时，佛教已达到全盛时期。(www.xing528.com)

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又由中国传布到朝鲜，以后又通过朝鲜传布到日本，并在朝鲜和日本也颇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