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古代文化及文字发展概述

埃及素以文明古国著称于世。在古代世界，古代埃及人民以其具有的智慧和才能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为人类的文化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文字 早在公元前三千多年，即涅伽达文化Ⅱ时期，埃及就创造出文字。这是一种象形文字，在涅伽达文化Ⅱ的器皿上、墓石上以及调色板、权标头等文物上都可见到这种文字符号。这种象形文字是由表意符号、表音符号和部首符号三部分组成的。

所谓表意符号，就是用图画的形式表现某种事物的意义或概念，或者说是用图画拼成的词。例如的图形就作“口”，的图形就作“水”的图形就作“门闩”等等。表示一些具体的和抽象的概念和动作也用相应的或者足以说明其概念和动作的图形加以表示。

埃及的象形文字虽然是一种发展较完备的文字，但是，从没有发展到象今天我们所知道的某一种字母文字。上面叙述的表意符号都不表示词的发音。为了把音表示出来，埃及人民又用图形来表示音符，就是说把所有子音都安排了符号。埃及

“字母”包括24个子音，大批双子音组合和三个子音组合的符号。例为单子音 （口） 的发音为“r”，：（水）的发音为“n”，（门闩）的发音为“s”等等；双子音：的发音为“Wr”，（脸）的发音为“hr”等等。这些就是所谓的表音符号。（燕子或沙燕）

有许多象形字读起来声音相同或者相近，因此，有时就不能清楚地表明它属于什么范畴的东西；而相同的子音符号，可能包含许多不同的意思。这和汉语的拼音文字有某些类似之处。例如汉语拼音“fēng”（丰），只读“fēng”，并不能明确表示它包含的确切含义，只有在汉字加上偏旁部首才能正确标明其意义，如“蜂”、 “峰”、 “锋”、 “烽”等等。埃及文中象形文中的hnw这三个发音符号可读出hinew到ohanow的许多音，并且有可能含有多种不同的意义。所以每当这个词出现时，就要有几个限定性的符号，象汉语所称的偏旁部首来表示这个词属于哪个范畴的东西。如在“hinew”旁边画一个啤酒罐就表示液体，画一个作欢乐姿态的人就表示欢欣，画一对男女，就表示“邻人”和“同事”。古埃及就是用这种方法，利用同一“字母”表达许多不同的词，这就是所谓的部首符号。

古埃及的文字，随着埃及历史的发展，也有所发展变化。在第八王朝时演化出一种祭司体文字。到中王国时代这种文字由于日常生活的需要，比以前简化了。第十二王朝时，除书籍用的行书外，又有了公事用的真正的草书，书法已不留象形的痕迹。象形文字只供铭刻之需。到后期埃及时代，埃及文字又进一步的简化，出现了所谓古俗体文字。公元3世纪又发展为科普特文字（科普特人系古埃及人的后裔）。

古埃及的文字很复杂，而神庙的祭司又故意把文字的意义弄得十分晦涩，一般人看不懂这些符号。随着古埃及的消亡，这种文字也就逐渐被人们所遗忘。世人以惊奇的眼光观察埃及的象形文字前后达十五个世纪之久，致使欧洲学者把埃及的象形文字误认为是某种难以解释的宗教仪式使用的神秘符号。直到19世纪，法国学者商坡良，根据希腊统治时期的一块石碑，即著名的《罗塞达石碑》上的三种文字：埃及象形文字、世俗体文字和希腊文字，逐渐地把古埃及文字译读出来、才把这些“神秘文字”的最后疑团解开，使一度令人茫然不解的埃及象形文字披露于世。

古埃及文字或刻于石碑上，或者书写于纸草上。纸草是埃及特产，其基干剖为长条，彼此排齐连结成片，然后压平晒干成纸。这种纸草后来流行于东部地中海地区，成为希腊人、罗马人以及后来的阿拉伯人常用书写用纸。

古埃及的象形文字，可能启发了腓尼基人创造字母，而腓尼基的拼音字母，正是现代拉丁字母的间接原型。就这个意义上说，埃及的象形文字对世界文化的发展有过贡献。

文学 古代埃及神庙、陵墓等文物上的石刻，虽然保留了不少用文字记载的纪事、传记、咒语和铸文，但可惜这些东西过于简略，所以，古代埃及的文学作品大都来自纸草文卷。但是，由于年代相当久远，保存完好无损的纸草文卷为数不多，又兼多是用古王国时的语言写的，给译读带来不少的困难。这固然给我们认识古代埃及文学带来影响，但是，从保存下来的作品来看，古代埃及的文学的内容也是很丰富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

属于或者反映古王国和中王国时期的文学作品，大都是一些“预言”、 “箴言”、 “训诫”之类的作品，如《聂菲尔列胡预言》、《对美里卡拉王的教谕》、《伊浦味陈辞》 （或《一个埃及贤人的诫训》）等。这些作品被西方某些学者称为贤人文学。其实，这些作品多是出自贵族之手，甚至法老之手，其主要内容是宣扬奴主统治阶级如何实行统治、压迫人民，如何安定社会秩序的“经验”，或者称作奴主统治的“治国安邦”的经验总结。正因如此，所以在这些作品中较突出地反映了当时的尖锐社会矛盾、阶级对立以及人民起义的具体事实。如《聂菲尔列胡预言》就记载了古王国和中王国的阶级斗争和人民起义：“土地荒凉不毛⋯⋯”， “民不堪命，被迫起来暴动”。“穷人发了财，⋯⋯吃到那供祭面包的却是穷人，而欢欣者乃是仆人。这众神出生的太阳洲将不复存在了。”

《对美里卡拉王的教谕》是希拉克里奥坡里王朝（第9—10王朝）的末后统治者之一阿赫托依三世给其子和继承者美里卡拉王的告诫之言：“要尊重大臣”， “要鼓励青年战士”，“要参拜神庙”，以及要无情的镇压“暴动”者等。

《伊浦味陈辞》的作者显然是个贵族， 在人民的起义中受到打击，因此，他对人民起义表现出刻骨的仇恨的同时，也慨叹江河日下，古道荡然无存，说什么“金字塔所掩盖的已经变成空虚”， “法律纸卷已被抛出，任人们在上面践踏”。因此，他指责法老无能，说法老本是万民之牧者，⋯⋯“权威、敏察和公义为陛下所有，然陛下所施诸天下者乃纷乱也。”

中王国时有纯粹文学作品的出现，如《辛努哈特历险记》、《一个能言善辩的农夫》等。 《辛努哈特历险记》叙述了一个地位很高的朝臣辛努哈特，因叛乱事件被牵连，失宠于法老而逃到叙利亚，后来得到新法老的旨意回国的故事。这部作品较真实地反映了第十二王朝的政治局势，将辛努哈特眷恋故土的感情刻画得淋漓尽致。作者的不乏神采之笔，描绘了辛努哈特终能落叶归根，死后可以安葬于故土的狂喜心情。

《一个能言善辩的农夫》叙述了一个农民遭受权势者的劫夺而向法老申诉的故事。法老为这个能言善辩者所折服，在听取这个农民数篇陈述之后，下令把被抢去的财产还给了他。这个故事的意义在于一个社会地位低下的农民，能有讲话的自由，并且得到了被夺去的财产，标榜这个社会能伸张正义，实为法老歌功颂德。

新王国时期，最突出的文学体裁是写实旅行记，其中最精采的是《乌努阿蒙旅行记》。这部作品描绘人物使人信服，情节进展明快。它记述了阿蒙神庙自命不凡的大祭司乌努，到叙利亚为阿蒙神舟采购木材时所遭受的磨难。其时，埃及已经国势日衰，而乌努的气派还好象生活在图特摩斯三世时那样不可一世，结果使他连遭不幸和屈辱。

在古代埃及文学作品中有些优秀作品是抒情诗。新王国时期出现一些感情真挚、优美动人的爱情诗。下面的一首就是其中的一例：

到昨天一直七天没有见过妹妹，

把我想得如病缠身。

我的躯体沉重不堪，

我把自己忘得一干二净。

如果大夫来看我，

他们的药物填补不了我心中的空虚，

渊博的祭司们也没有办法，

他们已经医治不了我的疾病。

只有对我说一声“她来！”就使我起死回生；

她的名字能使我的精神振奋；

⋯⋯

一看见她，我就没病，

她把眼睛睁开，我的身体就恢复了青春，

她说一句话，我就有了力量。

我把她抱在怀里，她能把邪恶从我身上驱走⋯⋯

可是我和她已经有七天没见面了！

新王国时还出现一些对统治者和神的颂歌。其中最著名的是阿吞神的颂歌。下面节选两段以观抒情诗的高度成就。

从巢中飞出来的鸟儿，

伸开翅膀将您颂扬。(www.xing528.com)

所有的牲畜都跳跃欢畅，

凡是能飞的和降落的，

全因您为它们升起，才能活在世上。

船只也能北驶也能南行，

因为您一出现道路条条通航。

河里的鱼儿在您面前跃出水，

您的光芒照射碧波万顷的大海汪洋。

您所创造的东西多种多样，

虽然我们看不见您，

啊，唯一的神，这样的神举世无双！

按您的意愿创造世界，

那时您独立洪荒；

创造了所有的人、牲畜和野兽，

不管他（它）是在地上用脚行走，

还是空中振翼飞翔。

建筑和艺术 在建筑方面，古代埃及人民所表现出来的高度智慧和技巧，是令人惊奇和赞叹不已的。金字塔、神庙、宫殿、陵墓等雄伟的建筑物，虽经历了数千个春秋，但至今仍放射着它那不可磨灭的艺术光彩。

今日埃及保存的古建筑物，有许多是在拉美西斯二世统治时建成的。其时，埃及的那种颇富美感、优雅匀称的风格，被庞大厚重所代替。这也许是埃及扩展疆土，称雄于世的情势的反映，也许是法老无上权威的象征。

完成于拉美西斯二世时的底比斯的阿蒙神庙（卡尔那克神庙和卢克索尔神庙）的大建筑群，就是生动的标志。

卡尔那克神庙东西长为1250呎，南北宽为350呎，它有十个高大的塔门，十分壮观的柱子大厅，其中十二根柱子高90呎，周围长350呎，柱子上有90吨的横梁，在离地80呎的空中支撑着当屋顶的大石块。在作开花状的每个柱子柱头上，可站立100人，由此可以想见其规模之大实为罕见。除此之外，卢克索尔神庙、拉美西斯二世墓、埃尔一阿玛尔纳宫殿，其建筑风格同卡尔那克神庙一样，庄严宏大。

古代埃及雕像、浮雕和绘画，最重要的特点之一是单调而少有变化。究其研究有二：其一，埃及艺术的创造目的是致力于宗教的宣传，因此，它不能不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宗教的束缚。其二，法老是艺术上至高无上的赞颂目标，因此，艺术品的风格、规格都得按法老的旨意行事，使创造者不能创新。基于这些原因，造成了一种永远不想背离的传统的艺术观念。因此，埃及的艺术品虽然是细节上可能略有变化，但总是不能跳出千篇一律的艺术风格。

在埃及的悠久历史中，雕刻的基本格调是在古王国时代定下来的。艺术家对捕捉瞬间即逝的感情并不关心，他们所要表现的是人神一体的法老，力求表现法老的精神，而不注意他的面部表情如何。因此人像都是正面的，端庄的静止状态，没有动作，缺乏感情。齐夫林像就是其中代表作。

中王国时期的政治兴衰和社会秩序的变化，使雕刻艺术有所发展和变化。艺术家在塑造法老形象时，不再致力于刻画他的庄严和超然态度，而是努力使他人格化。在动乱之后的中王国早期，出现在石像上的法老面孔，仿佛表现出一种征服者的倔傲，而在中王国末期法老脸上，表现出来的是一种不胜统治疲倦严峻的神气。阿美涅黑特、谢努塞尔特三世的雕像就是这类作品。这充分表现了石雕的精纯技艺。

新王国时期，由于客观形势的变化：喜克索斯人被驱逐，经济开始复苏，贵族的生活更加奢侈，结果使原来的严肃气氛被冲淡，使它向精细方面发展。埃赫那吞改革时期，雕刻打破了古王国时期那种平滞呆板的手法，其优秀代表作品是著名的尼弗尔提提王后的雕像。

古代埃及的浮雕，一般地说，和雕刻一样受着传统影响的束缚，表现法老时总得象个神，象个全能的君主。古王国时期，浮雕出现一点生气，大量浮雕表现农民耕地、播种、收割、交租的情景。这反映劳动人民生产斗争和遭受压迫的情景，人物表现得粗犷有力，使人感到一种活力。新王国时期，浮雕也有很大的发展。在风格、气质上都有不少的改变。不少题材是反映农业、园艺、手工业作坊的各种劳动场面，以及市集和统治者的日常生活等。约从第十九王朝开始，浮雕的注意中心从上述那些方面转到死、丧葬宴会、制造木乃伊等方面上去，其格调是从欢乐让位于忧郁，自信转成怀疑。

古代埃及的绘画，到了中王国时代，才当作一种艺术手段加以大量的应用。根据传统，绘画有权势的人物要用正统的方法去表现，但绘画的其他对象并不局限于此。因此，外国人和俘虏往往画得栩栩如生，而绘画的题材也愈见拓宽，除了古王国时习见的狩猎、种田、跳舞、葬礼等题材外，又增加一些新的题材，如画一高级官员执行任务，征收赋税，宫廷仪式形式等等。到埃赫那吞时，绘画艺术得到飞快发展。他力图象改革宗教信条那样，来改变艺术的规范。他反对一切传统模式，给文学艺术创造以前所未有的自由。这些全新的艺术创作在当时被称为阿玛尔纳风格，它面向自然和社会现实，对后来埃及文学艺术的发展带来深远的影响。

科学 在天文学知识方面，埃及的劳动人民在生产实践中也得到很大发展。马克思说：“计算尼罗河水涨落期的需要，产生了埃及的天文学”。[1]他们给后人留下两项最重要的贡献。第一，他们制定了自己的历法。在天文学上远比埃及先进的巴比伦沿用着根据月亮制定的历即阴历，这种历用起来很难令人满意。就是在古典希腊的黄金时代，雅典人使用的历法也是很原始的。早在公元前三千年，埃及人根据对尼罗河水上涨和天狼星的观察，制定一种方便的历。这种历以太阳为根据，把全年分成12个月，每月30天，年终增加5天，作为节日之用。这种历比现行的阳历少1/4天。希罗多德说：“埃及人在全人类中，第一个想出了用太阳年计时的办法，并且把一年的形成时期，分成十二部分。⋯⋯在我看来，他们的计年方法，要比希腊人的办法高明，因为希腊人，每隔一年要插进一个闰月，才能使季节吻合，但是埃及把一年各有30天的12个月，每年之外再加5天，这样一来，季节的循环，就与历法吻合了。”[2]

古代埃及人通过观察天体做出的第二个贡献，是把昼和夜分成12个部分，每个部分为从日出到日落或从日落到日出的时间的1/12。埃及人用石碗滴漏计算时间。石碗底部有个小口，水滴以固定的比率从碗中漏出。石碗标有各种记号用以标志各种不同季节的小时。这种埃及水钟，或许是和它大同小异的水钟在中世纪欧洲发现机械中，定出通用标难小时之前，一直是最有效的时计。

埃及数学的发展最初并不十分显著。但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数学是从人的需要中产生出来的，是从丈量土地和测量容积，从计算时间和制造器皿产生的。”[3]在长期的实践中，古埃及人把数学知识向前推进了，他们能计算出三角形、长方形和其他形体的面积，计算出各种基本体积（包括切掉金字塔的体积），还算出圆周率为3.14。

古代埃及的医学比较发达。如果说埃及的数学和天文学比巴比伦落后的话，那么在医学上他们则遥遥领先。

尽管古代埃及的医学也深受宗教迷信的影响，但是，它产生了自己的真正医学和医生。这在爱德华·史密斯外科纸草文卷中得到证明（以美国古埃及学者的命名而得名）。该纸草文卷介绍了48种外科病例，其中包括创伤、骨折、脱臼、脑伤、鼻伤等。每一病例都叙述得很仔细，包括询问、诊视和机能试验，然后作出诊断结论。文卷还提到不少的外伤治疗办法，如脱臼复位、使用夹板和石膏医治骨折等等。

《埃伯斯纸草》也是一种医学著作。在这部著作中，有一部分专门论讨或记载了心脏和心血管方面的知识，试图通过心脏、血液循环来探明病因，诊断病情。他们认为从心脏发出的脉管，对人的生命有决定性作用。

古代埃及的医生的声誉远播尼罗河流域以外。一些考古文献证明，埃及医生常被派往叙利亚和亚述的宫廷；波斯诸王也聘过埃及医生。埃及的草药、药方和治疗疾病的方法，在地中海流域流传很广。

[1]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362页。

[2]希罗多德：《历史》Ⅰ，4。

[3]恩格斯：《反杜林论》，第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