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王国时期：埃及政权最高代表的新王号及社会经济状况

对外扩张和军事霸国的形成 雅赫摩斯（约公元前1570—1546年）打败喜克索斯人之后，在埃及建立起第十八王朝（约公元前1570—1320年），埃及重新得到统一，埃及的历史也随之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新王国时代，或新帝国时代（包括第十八至二十王朝，约公元前1570—1085年）。

第十八王朝，在雅赫摩斯及其继承者阿美诺菲斯一世（即阿蒙霍特普一世，约公元前1545—1525年）的统治时期，首先巩固了努比亚及利比亚一带的边疆，强化了中央集权的统治，并开始向外扩张。图特摩斯一世（约公元前1525—1512年）和图特摩斯二世（约公元前1512—1504年）都曾出征努比亚、叙利亚和巴勒斯坦一带，并且取得一些胜利。到图特摩斯三世（约公元前1504—1450年，初期其母后哈特希普苏特为摄政，与图特摩斯三世共治22年），埃及对外的侵略达到顶峰。图特摩斯三世建立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他在安定国内的政局之后，率领军队开始了大规模的对外征服活动。

图特摩斯三世首先把兵锋指向叙利亚、巴勒斯坦。第一次战役发生在巴勒斯坦的美吉多附近。这次战役，使以奥伦特河上卡叠什为首的叙利亚、巴勒斯坦的联军遭到决定性的失败。经过八个月的围攻之后，美吉多被攻陷。在第六次远征中（公元前1474年），他摧毁了反对埃及侵略的中心卡叠什。在第八次远征中（公元前1471年），他渡过幼发拉底河，进军米坦尼，迫使米坦尼献礼纳贡。图特摩斯在掌握统治权力以来的22年中，先后出征叙利亚、巴勒斯坦15次。随着对外扩张的胜利，埃及的版图不断扩大，其北部到达叙利亚的北端，幼发拉底河畔的卡赫米什城。

图特摩斯三世对南部也发动了侵略战争，仅据卡尔那克神庙塔门的铭文记载，他出征努比亚之地就有150处之多，最后他把侵略势力推进到尼罗河的第四瀑布。

图特摩斯三世的对外征服，把埃及的版图扩大到空前未有的程度。他建立起一个包括西亚、北非空前的大帝国。传留至今的《图特摩斯三世年代记》，正是他对外军事扩张，建立军事大帝国的罪恶记录。它记载着这个被有的史家吹捧为“古代埃及的拿破仑”，在其多年对外侵略的战争中，焚烧城市，破坏乡村，杀戳人民，镇压反叛，给西亚、努比亚以及铁蹄践踏之处的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每发动一次侵略战争，他都带回数以千计的奴隶、牲畜和财富。如攻陷美吉多之后， 《年代记》记载：“陛下军队从美吉多城所取来的战利品一览：战俘340人，手[27]83只，马2041匹 ⋯⋯ 〔战车〕共924辆，⋯⋯大牲畜1929，小牲畜（山羊）2000，白色小牲畜（绵羊）20，500”。[1]同时，图特摩斯还迫使被征服的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努比亚等地缴纳年贡。慑于埃及军威的克里特岛，塞浦路斯、巴比伦、亚述不断地向埃及奉献贡礼。图特摩斯三世的远征及其大帝国的形成，对埃及奴隶制的繁荣起了重要作用，他在埃及的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是，不能因此把他在历史上的作用夸大到不适当的程度，从而忽视或者掩盖他在对外侵略过程中给其他民族带来的苦难。

正在这个时期，埃及国王采用了一个新的王号：“比洛”（字义为“巨室”），即《圣经》中的法老，作为国家政权的最高代表。埃及的中央集权的君主政治，到此时更加完善化了。随着埃及版图的扩大和中央君主专制统治的加强，从新王国开始，把全国划分为上、下埃及两个行政区，设置两个维西尔。法老指令这两个维西尔对这两个行政区实行统治。但是，因为国家的政治中心在南方，所以，在事实上统治上埃及的维西尔更为重要。对被征服的地方派遣国王的代理人，即所谓“外国土地的监督”。为了控制被征服的国家，图特摩斯三世还把这些国家的王公子弟以人质的身份带到埃及，然后给予培训和教

①由打死的敌人砍下的。育，使其成为忠于埃及的仆从。

社会经济状况 新王国时期的社会生产力有了新的发展。青铜器普遍使用了，铁器已开始出现。农业生产工具已得到进一步的改善，出现了新型手把的犁；金属镰刀已在许多地方使用。沙杜夫（即桔槔）汲水灌溉得到普遍应用。

手工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出现了脚踏风箱，吹火以提高炉温，从而促进了冶金技术的发展。冶金术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它给生产工具和武器的制造提供了条件。悬式纺锭和立式织机使纺织业有了长足的发展。第十八王朝前后，又发明了玻璃着色、陶器施釉等新工艺。手工业作坊的规模也很大。从某些墓壁上的图像，可以看到底比斯阿蒙神庙的一些大手工业作坊。在这些作坊里，拥有多达150余人的各种工匠，如金属工、木工、皮革工、雕刻工等。精巧细致的金属工艺品也说明新王国的手工业有了高度的发展。

农业、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商业的发展。 “商人”这个名词，到了新王国时代才具有完整的概念。对外贸易的范围日益扩大，与非洲、亚洲和欧洲许多地方都有商业的往来，如从腓尼基、叙利亚输入各种农产品，从黎巴嫩输入木材，从塞浦路斯和赫梯输入铜和铁；同时，也把黄金、象牙、石制器皿、手工艺品等输往爱琴海诸岛和希腊半岛等地。商业贸易十分活跃。

随着对外侵略战争的不断进行，大量的战俘输入埃及。例如图特摩斯三世的继承者阿蒙霍特二世（约公元前1450—1425年）在位第七年远征叙利亚时，曾虏回2，255人，在位第九年又从叙利亚虏回8，900人（据英译本统计应为101，128人，据俄译本统计应为101，218人[2]）。同时，第十八王朝的法老还强迫被征服的地区每年都要进贡奴隶。这样，新王国时代的奴隶数目大大增加起来，奴隶制得到空前发展。

埃及自古王国以来，就有把战利品之一部分给战士和官，而把战俘留给王室经济，或者赠给神庙的传统。图特摩斯世继承了这个传统，把大量的战俘赠给阿蒙神庙，有一次他赠给阿蒙神庙1，598名俘虏。跟随法老远征的作战有功人员也能同样得到奴隶的赏赐，如挠夫长雅赫摩斯就曾获得9名男奴隶和10名女奴隶的奖赏。[3]这样，法老、神庙僧侣及其他大奴隶主就拥有大批的奴隶。不仅如此，就连一般手工业者、牧人、普通市民、战士的儿子也有一两名或两三名奴隶。

新王国时期，奴隶被普遍应用于许多生产部门，尤其是农业，王室、神庙和其他奴隶主的奴隶，多数从事农业生产。《图特普斯三世年代记》记载了法老送给阿蒙神庙的俘虏，用于耕种土地，收割谷物。在手工业方面，奴隶劳动主要应用于石业开采和运输、砖坯制造、织布等。

在奴役奴隶的方式上，有时神庙也分给奴隶以份地，让他们居住在特殊的营地，同自由民一样耕种土地，交纳地租。例如一个名叫帕列布塔伊的奴隶，耕种神庙的3阿鲁尔（1阿鲁尔等于2，735平方米，即约0.27公顷）土地。[4]有的奴隶主还出租奴隶。 《摩塞档案文书》记载摩塞租用别人奴隶的事件。[5]奴役奴隶方式的某些改变，可能说明埃及的奴隶制象其他事物一样，开始由极盛转向衰落，但其过程是缓慢的。

阶级关系 大规模对外侵略战争的胜利和奴隶制的空前发展，使新王国时期埃及的阶级关系出现一些新的变化。奴隶主阶级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属于宫廷贵族和地方贵族，其中包括势力显赫的僧侣奴主集团；另一部分是新兴军事贵族。这一时期的僧侣奴主集团，特别是阿蒙神庙僧侣集团的势力得到迅速发展。其基本原因就是随着埃及对外扩张的胜利，法老都把大量的土地、园地、牲畜、居住地和奴隶赠给阿蒙神庙。据《哈里斯大纸草》的数字反映，法老赠给阿蒙神庙就有86，486个劳动力〔奴隶〕，421，362头牛和其他牲畜，433处园圃和树丛，8641681/4阿鲁尔的耕地，83艘海船和战舰，46个造船厂，56个埃及城市，9个叙利亚城市，[6]致使僧侣奴主集团，特别是阿蒙神庙僧侣集团拥有雄厚的物质财富，实可谓位尊而势大。与僧侣奴主贵族相近似的是宫廷贵族和以各州长为代表的地方世俗奴主贵族。在后来的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中，他们同僧侣奴主贵族一起同以法老为代表的中央集团进行斗争。

军事奴主集团，到新王国时代主要是以“涅木虎”（Nmhu意为“孤儿”、 “贫民”）出身的新兴军事贵族为主。 “涅木虎”原是平民阶层的代表。在这个时代的前期，他们常常借助于战功而得到法老赏赐的财产、奴隶、土地，并享有种种特权。因而，其阶级地位亦由平民而上升为中小奴主阶级，有的甚至被提拔为大臣，成为法老的宠臣，马伊就是这样一个人物。 《马伊大臣墓铭》云：“让我把君主对我做的好事告诉你们，你们都会说，啊，给这位涅木虎做的事多么伟大啊！”“我，按父方母方都是一个涅木虎，君王把我树立起来。使我成为⋯⋯，而我（本来）是个没有财产的人。使我幸运地得到（许多）人。他提升我的兄弟们，他使所有我们的人关心我。当我成为一个村的主宰时，他下命令，使我兼任宰相和‘王友’（之职）”。[7]正因如此，这个新兴的奴主集团自然成为王权强有力的社会支柱。

新王国时期的农民，其处境每况愈下，几乎与奴隶的地位相差无几。他们中的许多人租佃王室、神庙和其他奴主的土地，除了仅有的简单农具外，没有牲畜、种子，因此不得不乞求所属的奴主予以帮助。他们所要交纳的租税是很重的，其遭遇是十分悲惨的。 《兰辛克纸草》 （属于第二十王朝）说：“书吏靠近堤岸，登记收获，后边跟着手持棍棒的看门人和拿树枝的黑人。 （书吏）对（农民）说：‘给谷子’（而）他没有。他被打倒，被捆起来，被扔进河渠，他头朝下沉浸下去。他的妻子被捆着躺在他面前，他的孩子也遭连累，他的邻居都跑了， （因为他们）没有谷子。”[8]这些情况深刻地表明，农民虽名为自由，但在实际上就连人身权也无法保障。(www.xing528.com)

奴隶阶级，其地位不言而喻。他们象牲畜一样，按头计算。买卖、租用、处罚、杀掉，一切都由奴隶主随心所欲。但是，此时的奴价并不便宜。第十八王朝末曾有一次一个女奴的卖价为28沙特（约等于210公分的银子），而当时1阿鲁尔（等于0.27公顷）的耕地才值2沙特。

埃赫那吞改革 到第十八王朝阿蒙霍特普四世（约公元前1379—1362年）统治时，在埃及的历史上出现了一次重要改革，即埃赫那吞改革。

埃赫那吞改革是第十八王朝中央集权与地方贵族势力，特别是王权与阿蒙神庙僧侣奴主集团之间的矛盾发展的产物。前面已经提到，随着阿蒙神庙僧侣集团经济势力的不断增长，其政治地位也不断得到提高。他们参与政事，掌握某些行政大权，法老手下的最高官吏维西尔常常由阿蒙神庙的最高僧侣来担任。在阿蒙僧侣集团看来，是阿蒙神给法老以胜利。埃及所以成为霸国完全依赖于阿蒙神的支持。因此，法老应听命于阿蒙神庙。这样，就形成了对王权及其代表的中央集权的严重威胁。法老为强化专制统治，对来自阿蒙神庙僧侣集团争夺国家领导权的势力，当然不能善罢甘休。他要铲平或削弱这种势力。这样，两者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在这场斗争中，得到法老恩宠的新兴军事贵族，自然站到法老一边，排斥世袭贵族（中央和地方的）的势力。因此，这场斗争也包含着新兴的军事贵族与世袭贵族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的发展，终于以宗教斗争的形式表现出来，所以史称埃赫那吞改革为“宗教改革”。

打击和削弱阿蒙神庙日益增长的势力，早在图特摩斯四世（公元前1425—1417年）时已经开始。他试图用孟斐斯的普塔及其他地方神来对抗阿蒙神。到阿蒙霍特普四世执政以后，他开始采用比较温和的办法，利用希利奥波里的拉神（太阳神）来对抗底比斯的阿蒙神，他自称是拉神的最高祭司，并在底比斯修建拉神庙。他的这种措施，无疑地是想削弱和打击与王权相抗衡的僧侣贵族的势力，因此，遭到了底比斯阿蒙神庙僧侣集团的坚决反对。斗争形势的发展，迫使阿蒙霍特普四世不得不采取更加坚决的措施，和阿蒙神庙僧侣集团进行斗争。

阿蒙霍特普四世宣布，太阳阿吞是埃及唯一应该崇拜的神，禁止对阿蒙和其他地方神的信仰。阿吞神被画成光芒普照的太阳圆盘，光芒的末端是手。这样手给埃及大地和国王带来生命、健康和幸福。阿吞不仅是全埃及的神，而且也是当时已知的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的神。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创立的一神教。阿蒙霍特普为了推行这个一神教，把自己名字中包含的“阿蒙”一词去掉，改号为“埃赫那吞”，意为“阿吞的光辉”。

与此同时，埃赫那吞封闭了阿蒙神庙及其他神庙，驱逐祭司，下令把一切出现于公共场所或私人坟墓中的“阿蒙”字样一律磨掉，在各地修建阿吞神庙，并奉献田园、牲畜和手工业作坊等。同时，他决意离开底比斯，在距离底比斯以北的300公里处的希尔摩附近（今之泰尔·埃尔·阿玛尔纳）另建新都，取名为“埃赫塔吞”（意为“阿吞的视野”），以此来摆脱底比斯阿蒙神庙僧侣对他的影响。埃赫那吞在新都进行了大规模的建筑，其中包括王宫、贵族大臣的府邸、阿吞神庙、国家机关等。

为了推行新教，在这个时期还编写了许多诗歌，为阿吞的“功德”大造舆论，其中有些就是埃赫那吞创作的。例如，有的颂歌写道：“当您从东方升起时，您将您的美丽普施于大地。您是这样的仁慈，这样的闪耀⋯⋯您赶跑了黑暗，放出光芒⋯⋯人们苏醒了，站起来了，这是您，使他们站起来的”。[9]在这里，阿吞被描绘成世界万物的主宰，是他使大地生辉，是他给人类以光明。

在这一时期，在埃赫那吞的鼓励之下，埃及的文学艺术开创了从来未有的新局面：冲破陈规戒律，单调陈旧的模式，涌现出象颂歌和表现阿吞及埃赫那吞光辉形象的现实主义文艺作品，如《阿吞颂》和王后尼弗尔提提（埃赫那吞的妻子）的彩色半身石雕像。这也是阿蒙霍特普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

埃赫那吞的改革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宗教性的改革。在改革中，他以新兴军事贵族为依靠力量，从崇拜阿吞一神教入手，试图在政权、宗教、文学艺术等上层建筑领域里进行革新，以达到打击和削弱威胁王权的政治势力，强化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的目的。因此，埃赫那吞改革实质上是一场统治阶级内部尖锐的政治斗争。

埃赫那吞改革遭到了以阿蒙神庙僧侣集团为代表的地方贵族势力的强烈反对。公元前1362年，埃赫那吞死了。他的儿子图坦哈吞继位（公元前1361—1352年）。图坦哈吞在当时还是个幼稚的青年，无力驾驭由埃赫那吞改革而出现的尖锐的政治局面，在底比斯阿蒙僧侣集团的反对压力之下，他取消了埃赫那吞改革，恢复旧的秩序，迁出埃赫那吞所建的新都，并把自己的名字中包含的阿吞改为“阿蒙”，更名为“图坦阿蒙”（意为阿蒙的活生生的形象），以此表示对阿蒙神的尊敬。到霍列姆赫布统治时（公元前1348—1320年），埃赫那吞改革完全被废除了，恢复了一切旧宗教的崇拜，并归还了原属阿蒙神庙的土地、财产。埃赫那吞被称为“埃赫塔吞”的罪人，埃赫塔吞被宣布为不洁之地。这样，一场以宗教斗争形式表现出来的统治阶级内部斗争，以阿蒙神庙僧侣集团的胜利而结束了。

埃赫那吞改革的失败，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埃赫那吞改革的目的是强化王权，加强中央集权统治。因此，广大人民的社会地位在改革中不仅没有得到改善，而且由于大兴土木，修建王宫、神庙，更加重了他们的负担，生活状况更加恶化。因此，埃赫那吞的改革没有也不可能得到广大人民的支持，而他们所依靠“涅木虎”出身的新兴军事贵族，同阿蒙神庙僧侣集团在力量的对比上又处于劣势。第二，阿蒙神庙僧侣集团及其支持者不仅在经济上、政治上拥有强大的实力，而且在思想意识形态方面占有绝对优势。古老的宗教习惯和信仰，在人们的思想上已根深蒂固。因此，任何企图通过政治手段，一时的改革来改变人们的思想意识，这在实际上是行不通的，更何况埃赫那吞的新教并没有给人民带来任何好处。

埃赫那吞改革虽然失败了，但对阿蒙神庙僧侣集团及地方世袭显贵势力却给了一定的打击，他们的势力虽然恢复起来，但阿蒙僧侣集团所能控制的范围只是以底比斯为中心的南部埃及，而北方则在法老的控制之下。因此，在第十九王朝和第二十王朝期间，法老与阿蒙僧侣集团之间的斗争仍在继续。

新王国的衰落 拉美西斯一世（公元前1320—1318年）建立了第十九王朝（公元前1320—1200年）。他继续奉行第十八王朝法老对外的侵略政策。但此时赫梯的势力已经南下，侵占了叙利亚。第十九王朝法老为恢复疆土，争夺对叙利亚的统治权，同赫梯帝国进行多年的战争。拉美西斯二世（公元前1304—1237年）的军队与赫梯人大战于奥伦特河畔的卡叠什。战争虽无胜负，但说明埃及已经无力恢复图特摩斯三世时的疆界了。战争的双方经过十六年的战争，最后以和约而告终。缔约的双方把叙利亚瓜分了，但叙利亚的大部分领土归属赫梯，埃及并没有达到收复失土的目的。

拉美西斯二世对南部的努比亚也进行了征服，在那里建立起巩固的统治。之后，他开始在国内大兴土木，在三角洲重建了坦尼斯，作为国都；新建、开凿新庙、石庙和巨像遍布南北。著名的阿部辛培尔神庙，就是他在努比亚建造的。几乎所有他所建造的纪念物都雕有卡叠什战役的画面和铭文。拉美西斯二世的这些活动，无疑地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使奴隶和其他劳动人民的处境更加困难。

拉美西斯二世之子麦尔涅普塔赫（公元前1236—1223年）统治时，埃及开始面临内外交困的局面。利比亚部落由西方侵入， “海上民族”从爱琴海和小亚一带席卷而来，埃及不断受到侵扰。国内阶级斗争形势也随之紧张起来，奴隶逃亡，甚至采取公开起义的形式反抗奴隶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到第十九王朝末期，爆发了叙利亚人伊尔苏（可能是个奴隶）领导的一次奴隶起义。 《哈里斯大纸草》记述了这次起义的情况：“埃及的国土，以及所有的人，又得听天由命了。他们许多年没有首长，直到另一个时刻的到来。埃及土地落在诸大臣和各城市统治者之手，一个杀戮一个，不论在贵族之间，或者在平民之间。此后另一个时刻到来了。这是穷困的年代，那时一个叙利亚人名伊尔苏（意即‘僭主’）的成为首长。他迫使全国只对他一个人纳贡。他把自己的同谋者结合起来，进行劫夺。他们对待神也象对人一样。神庙里祭祀也中断了。”[10]这段记载充分说明，此时的埃及又处于四分五裂的局面，人民起义在国内持续多年，以法老为首的王权统治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了，伊尔苏领导的起义取得了政权。约公元前1200年，第十九王朝在人民起义的打击下结束了。

塞特那赫特（公元前1200—1198年）镇压了伊尔苏领导的起义，建立了第二十王朝（公元前1200—1085年）。塞特那赫特统治两年之后，把政权交给其长子拉美西斯三世（公元前1198—1166年）。拉美西斯三世企图重振埃及，以应付另一次“海上民族”的侵袭。但此时他不得不依靠雇佣兵的力量，来保全埃及。但有些海上民族，特别是腓力斯丁人、吉卡尔人，则定居于巴勒斯坦，西亚的属土已不复归埃及所有。在此期间，埃及又爆发了规模较大的造墓手工业者的罢工。罢工者进入图特摩斯三世和拉美西斯二世的神庙，把官吏和祭司包围起来，他们说：“我们被饥饿和渴赶到这里来的。我们没有衣服，没有油膏，没有鱼，没有青菜。告诉法老，⋯⋯并通知宰相，请把食品带给我们。”[11]愤怒的群众反对官吏克扣粮食，反对法老的“恶事”。从拉美西斯四世（公元前1166—1160年）至拉美西斯十一世（公元前1113—1085年），埃及再度衰落，帝国在商业上和政治上都失去作用。阿蒙神庙的僧侣集团的权势日增，骄横日甚。他们控制了埃及全部土地的十分之一，最高僧侣的职务变成世袭，神庙设有与神庙有关的经济与行政机构，并拥有武装。最高僧侣不再属于法老，独立于王权之外。拉美西斯十一世统治时，卡尔那克神庙最高祭司霍里赫尔成为底比斯的实际统治者。在北方，王权实际上被利比亚人的雇佣兵首领所控制。这样，历时4个世纪之久的新王国崩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