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西亚文化的重要贡献和影响

古代西亚是人类社会最早进入文明的地区。古代西亚人民在社会实践中，在创造丰富的物质财富的同时，又创造出光辉灿烂的文化。古代西亚人民在文化方面取得的成就，不仅对后来的西亚，而且对古代世界的文化发展也产生过重要的影响，为人类的文化发展做出重要的贡献。

文字 在西亚，文字是经历一个产生、发展变化的过程。最先创造文字的是苏美尔人。公元前四千年代后期，他们创造了图画文字。这是一种图画符号。它可以表示人的身体各部位，以及看到的植物、动物，自然现象或接触到的工具、武器等。如用 “”表示“足”“ ”表示鸟，“”表示水，“”表示大麦等等。

这种象形文字的进一步发展就变成了表意文字。表意文字也是一种文字符号。但是，这种符号与表示的内容不一定直接相一致，如足的图形除可以表示足外，还可以表示“行”、“立”或“携带”；几个不同的符号结合起来，可以表示事物的动作和属性，如“哭”就用“眼”和“水”两个符号结合起来表示。文字所以有这种变化，其原因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要表达的事物越来越多，原来的象形文字已经不适应这种要求，因为象形文字不能表达复杂和抽象的现象。

表示同一事物的符号固定之后，每一个表意字都有自己的读音，如按苏美尔语“行”为du音，“立”为gub音，“送来”为tum音，于是就出现了单音节的谐音文字。随着文字的发展，图画符号逐渐消失，而单音节符号又可以依母音作为字母符号。

公元前三千年代，这种文字成为楔形文字。上古两河流域的书写材料，主要是用粘土制成的泥板。苏美尔人通常用三角形的芦苇杆或木棍在泥板上压出字迹。由开始压下的地方较深宽，抽出时留下的印迹较细狭，因此每个字符都呈楔子形状，故称这种文字为楔形文字。

楔形文字的符号很多（约600个），有表意符号、表音符号和部首符号三个部分。每一符号都有许多不同的意义，其结构也相当复杂。这种楔形文字为后来的阿卡德人接受。这样，楔形文字就更复杂了。从考古发掘出来的用楔形文字书写的泥板文书来看，在当时，楔形文字已经能够记录社会政治、经济、宗教等方面的情况。但是，由于它夹着许多不同性质的符号，学习起来甚为不易。这些都妨碍了楔形文字的进一步发展。

苏美尔、阿卡德的楔形文字，为后来的巴比伦人所采用。随着巴比伦商业和文化的发展，楔形文字逐渐传播开来。东方的埃兰人，北面的胡里特人，小亚的赫梯人都采用过楔形文字。至公元前二千年代中叶，楔形文字已成为国际交往和贸易通行的文字了。

在西亚文字发展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的是腓尼基人，他们创造的字母文字为后来东西方文字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在腓尼基一节已有叙述）。

文学 在西亚，对后世影响较大，产生的时间比较早的文学作品，当数两河流域的文学。两河流域的作品的发展也是经历了不同的发展时期。

苏美尔的文学主要是神话传说，稀有的一些传世材料不仅难读，而且多有破碎。同时，大多数文学作品是经过僧侣改编而成的。因此，一般失去了它原来质朴的性质。就苏美尔文学作品而论，对后世影响较深的是关于洪水的传说。这个传说起源于公元前四千年代末，故事的内容大概是这样：神创造了人、动物、植物，并创建了埃利都、巴德提比拉、拉拉克、西帕尔、苏路帕克等五个城市。神为惩罚世人的罪恶，决定用洪水毁灭人类。一个敬神的国王赛苏陀罗得到神的启示，建造了巨舟以自救。洪水泛滥了七天七夜。神又发出光明，赛苏陀罗杀牲供献，经过安努和恩利尔之允许，得到了永生，并迁往日出之处“第尔蒙”。据考古材料所见，苏美尔曾有过洪水之灾。这个故事一方面是对当时的水灾作出神话的描述，另一方面也是当时劳动人民对定期河水泛滥所作斗争的反映。只不过这种反映赋予了神话的色彩而已。

苏美尔人关于洪水传说的历史故事，给后来许多民族的神话以影响。基督教的圣经《旧约全书·创世记》所记的洪水故事就是其中的一例。犹太本无洪水之灾，可是犹太人却以此故事编造出耶和华要惩罚人类的罪恶，只有善良的诺亚得到启示而制作方舟，幸免得以生存。经过基督教的宣传，诺亚方舟的故事在世界各地区有了广泛传播。

西亚的文学到了巴比伦时代，有了新的发展。巴比伦人汲取了民间创作的素材，和接受阿卡德时代的文学遗产，对作品进行了加工整理，产生许多著名的作品。

巴比伦著名的创世史诗，凡七篇（七块泥板）。它来源于苏美尔、阿卡德文化中关于创造世界的神话，经过僧侣加工而成。史诗以首篇首句二字为题：“当时在上”（Enumaelis）。当时，在上面，还不叫做天，在下面，也不叫做地，只有原始的阿浦苏（Apsu）和提阿玛特（Tiamat）、水混在一起。然后他们在水中创造了群神，其中包括安努、埃亚等等。阿浦苏和提阿玛特因为他们的活动觉得不安宁，打算除掉他们。然而，这个阴谋被他们所创造的神们所识破。于是他们奋勇抗击。聪明的埃亚制服了阿浦苏及其助手。但是，谁也没有力量把提阿玛特战败，后来埃亚和他妻子生了马都克，并战胜了提阿玛特，把提阿玛特截为两半，一半挂在上天，成为天；一半成了地。在天上，马都克创造了日月辰星；在地上，他创造了草木禽兽。然后，用一个背叛神的血，创造了人类，使之为神服役和供祭。为了报答马都克的功劳，群神给他建造了巴比伦城和一座神庙。由此，马都克成为众神之王。从史诗的内容不难看出，它反映了远古以来人们企图理解自然现象的原始要求。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经过僧侣之笔，不能不表现出神学的观点。尽管如此，这篇史诗还是歌颂了光明力量战胜黑暗力量，反映了人类对自然斗争的胜利要求。

另一篇著名的诗篇伊丝达下地狱拯救自然之神的故事。它源于苏美尔时代伊兰娜下阴间的故事。大约成篇于公元前三千年代末。诗篇虽短，但富有表现力，并且保持民间故事的风格。故事的情节是：伊丝达为了援救死去的丈夫塔穆斯，到阴间去。当她叫开地狱的大门时，地狱女王艾利西吉卡利命令守门的把她带进去。她走进七个城门，每进一个，她的装饰品和衣服即被剥夺一件，尽管伊丝达每次都提出指责，但也无济于事。最后，她赤裸裸地来到阴间女王面前。女王把她关进监狱，用六十种苦难（疾病）折磨她。在阳世，自伊丝达走后，大地的生物失去了爱欲和生殖。群神畏惧人类灭绝，便请求智慧之神埃亚想办法。埃亚创造一个名叫阿斯那米尔的生物，派到人间去平息阴间女王的怒气。伊丝达因此得救回来，她复经七个城门，收回一切失去的服饰；她的丈夫塔穆斯同她一起回到人间，于是，大地回春了。诗的主题似乎是强调神的主宰，但却塑造一个不畏险阻，敢于同邪恶势力进行挑战的英雄形象，读后给人以欢快。

巴比伦时代最优秀的文学作品是吉尔伽美什史诗。这部史诗在思想性、艺术价值等方面都超过了以前的作品，确为古代世界文学名著之一。

在苏美尔时期，关于吉尔伽美什的故事，已经流传了，不过在当时还是一些片断。到巴比伦时代综合成一部完整史诗。史诗主要是围绕探讨衰老、病死的主题思想而展开的，它既歌颂了吉尔伽美什的伟大英雄形象，同时又否定了神的万能主宰作用。

史诗的主要情节是：吉尔伽美什统治着乌鲁克，该城居民因不堪繁重的劳役，而求救于神，把他们从灾祸中解救出来。于是，诸神创造了一个名叫恩启都的英雄与吉尔伽美什进行较量。但是，两个英雄经过较量之后，因为彼此倾慕对方的力量和勇敢而结为盟友，后来他们又战胜了怪物洪巴巴和天神派的大怪牛。正当英雄庆祝胜利的时候，上天的诸神决定处死恩启都。吉尔伽美什在殡葬了自己的亡友之后，就产生了关于生死的问题。他经过长途跋涉来到乌特纳庇什廷[1]面前，并向他提出能否永生的问题。乌特纳庇什廷作了一段十分精采的回答：

“难道我们建造永恒的房子吗？

难道我们打永恒的印章吗？

难道兄弟会永远分离吗？

难道人间的仇恨是永恒的吗？

难道河流是永远泛滥的吗？

蜻蜒会在香蒲上飞翔一世吗？

而且太阳的光芒能永远照耀它的脸吗？(www.xing528.com)

自古以来就没有永恒的东西，⋯⋯⋯

但是，吉尔伽美什反驳说，你我并无任何不同之处，为什么你能长生不老呢？于此，史诗的作者借乌特纳庇什廷之口，揭露了神的欺骗与无能，是诸神为忏悔他们所做的事情，才赐他永生并封为神的，而这些吉尔伽美什再不能得到了。虽然乌特纳庇什廷也试图让吉尔伽美什求得不死，但他都未能做到，最后回到自己的城市，他为完成光荣事业而献身，得到后世的追念。

在这里，史诗深刻地指出，人在赋予了神的意志的自然面前，尽管无力抗拒，但人却勇敢地向它挑战，并同它进行顽强的斗争，以他们的实践改变着被神固化了的世界秩序。就这个意义说，人是胜利者。在生与死的问题上，史诗实际上作了明确的结论：死亡是不可避免的，而事业是永存的。产生在公元前二千年代的文学作品，能阐发出如此的光辉思想，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关于反映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的作品保存下来的不多。这些作品虽然经过僧侣贵族的修改、加工，但还能反映出某些社会矛盾的情况。例如巴比伦时期的《咏受难的诚实人的诗》，描绘了一个奴隶主阶级所要求行事的“老好人”。但却不能得到好报，处在永远不幸之中。因此，这位“老好人”不能不探究一下永远不幸的原因。他在分析了自己的行为之后，认为自己的言行并没有什么错误，对神是忠诚的，所以也是无罪的。那么为什么苦难和不幸总落在他的头上呢？于是，他对神，对被神化的国王开始怀疑了。 “老好人”最后似乎得出结论：神、国王是不那么公正，那么公道的。他的认识实际上是对奴隶主的统治秩序的否定。

在《主人与奴隶的谈话》一诗中，叙述了主人与奴隶就十二个问题进行简短的对话。在这些对话中，尽管对奴隶的形象进行丑化和歪曲，但可以看出当时存在的尖锐的社会矛盾。例如在第七个对话中，主人说要“暴动”，奴隶表示赞成，说“如果你不暴动，你将何以为人？又有谁来喂饱你的肚子？”主人又说不暴动了，奴隶又表示赞成，说暴动有被杀、被监禁的危险。在这里，不难看出奴隶与奴隶主阶级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在第十一次谈话中，主人说要做些有益于国家的事，后又说不想去做了，奴隶又表示赞成，说“登古原，过废墟，看古今死者之骷骸，又知谁为恶，谁为善？”这些充满消极悲观情绪的话，实际上是对神及神能使人善恶有终说教的否定。在第十二次谈话中，主人说不知怎样为好了，奴隶就说把我们二人的头都砍下来，投入河中为好。于是主人说：“不，奴隶，我要杀你，让你先死。”奴隶回答说：“我的主人，说实话，我死后，你也仅能活三天。”在这里，奴隶对主人的回答充满了反抗精神。

科学 在西亚，科学知识的发展状况也是以两河流域发展最早，尤其是在数学、天文学方面最为突出。

科学知识的积累和发展与社会经济的发展有着密切关系。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科学知识也得到相应的发展。数学知识的基础、六十进位和十进位的计算法，早在苏美尔时代已经产生了。苏美尔人对从一至五的数字都有了专门的名称，对“十”的数字有了特别的符号，阿卡德人对“百”和“千”的数字也有特别符号，这些都说明十进位计算法的起源和发展。到了巴比伦时代，数学知识有显著的发展。古巴比伦人在掌握十进位和六十进位法的基础上，把六十进位法应用计算周天的度数和计时，如周天的度数为360°，一小时为六十分，一分为六十秒等等。这些计时单位至今为全世界所沿用。分数通常以6、60、360、3600作为分母。他们已知四则算法，又知道自乘、立方，能够根据特别的公式求平方根和立方根。圆周率测定为3，已知应用商高定理，即毕达哥拉斯定理。在立体几何学方面解决了计算截头方椎体的体积问题。在代数方面，他们已经能够解开三个未知数的方程式。

天文学知识，在苏美尔时代已经产生了。苏美尔人在观察月亮运行规律的基础上，编制了太阳历。他们以月的圆缺，周而复始为一月，每个月都是以从新月出现开始。之后又根据月的圆缺和季节的变化，分出一年为十二个月，其中六个月为29天，六个月为30天，一年等于354天。同时，他们已知道用置闰月的办法来补足年历和太阳之间的差额。

巴比伦时期的天文学知识，较之以前更加丰富了。巴比伦人已能将肉眼看到的星体绘成星象图，能把恒星与行星区别开来，给五个行星起了专有名称；还观察出太阳在恒星背景上的视运动轨道——黄道。同时，他们已知月和行星的轨道，并指出在黄道上的十六个独立的星体和星群。后来，他们已知十二个黄道星座。这些星座的名称，如天蝎、狮、巨蟹等，经过世代相传，一直保留至今天。到亚述帝国和新巴比伦时期，巴比伦人能够预测日月蚀和行星的会冲现象。现举世通行的七日一周之制，以及以日、月、火、水、木、金、土七个星的神名作为星期日至星期六名称的七曜之说亦于此时开始。在历法的置闰方法上也得有很大的改进，巴比伦人先后有了八年三闰、二十七年十闰的规定。

处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由于科学水平低，使人们正确认识自然现象受到限制，再加上天文学知识被僧侣所垄断，因此，在天文学的知识中杂有迷信成分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西亚以两河流域为代表的天文、历法和数学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对后来的希腊、罗马的文化发展产生了很深的影响。

在其他科学领域里，如医学、动物学、植物学、历史学、语言学等方面的知识，都有不同程度的积累。早在汉谟拉比时代医学已取得可观的成就，已知分外科、眼科等等。医学在诊断时已能分别出心脏、肝脏、肾脏等主要生理器官。后来又出现一些“医书”，其中对肠胃病、呼吸器官病、风湿症都有某些记载。医生治疗疾病的范围也日趋广泛，诸如耳病、皮肤病、心脏病、水肿、泌尿生殖器病、妇科病和精神病等。在治疗的方法上，除使用各种药物外，还使用涂布、压布、按摩、灌洗等医疗手段。

建筑与雕刻 在苏美尔地区，公元前四千年代中期就出现了城市和神庙的建筑。乌鲁克文化期的乌鲁克城，大小约有二百个神庙，神庙的建筑在规模上也很庞大，如石庙，面积30×30米；又如镶锥宫，其大圆柱厅，圆柱直径为2.62米。这时，在建筑的外层包上一层烧制砖，内层是生砖的土坯，出现了穹隆形的圆屋顶的构造。到乌尔第三王朝时，出现了许多综合体建筑，如宫殿、陵墓、神庙和代表当时建筑技术水平的寺塔。寺塔形体宏伟，结构精美，由四层土塔组成。最下层土台长62.5米，宽43米。塔的正面有三段阶梯；最上一层是神庙祭室。土台分别涂上黑（代表阴间）、红（人世）、青（天堂）、白（太阳）四种颜色，并种有奇花异草。

苏美尔的雕塑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但在表现手法还很单调，因此所刻画的人物，姿势呆板，身体各部分比例失调：体矮小，眼、鼻和耳过大。这种风格的形成，除技艺水平以外，大概与宗教的影响有关。因为他们所要刻画的人物大都是神和神化了的统治者，似乎只有这种特殊的表现形式，才能给人以深刻的影响。如在乌尔发现的乌尔·南什碑就是其中一例，人物形象呆板而粗糙。然而，雕塑的动物形象则显得真实、生动，如宁吉尔苏神庙镶嵌的牡牛、奶牛等图象，在拉格什发现的铜牛头等，都是比较生动的作品。

阿卡德时代的雕塑事实上是苏美尔人的艺术手法的摹拟，人物的形象也表现为特殊的姿势。但在浮雕的表现形式上比起苏美尔人有很大的进步，人的身体更接近于自然。如纳拉姆新石柱上的浮雕，不仅主题表现的鲜明，人物排列对称，而且结构和谐、人物形象生动；在刀法上也显得简练。

古巴比伦时代的建筑和雕刻，由于汉谟拉比死后，历经几百年的战乱，使大批的文化遭到破坏，因此，传留后世的不多。汉谟拉比的浮雕像镌刻在《汉谟拉比法典》的石柱上，是这个时代留下来的仅有的艺术珍品。在表现技法上比较熟练，线条刚劲、朴实，制作上也很精致，富于表现力。

亚述帝国时代，西亚的建筑、雕刻艺术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取得较高的成就。这是由于它继承和吸收苏美尔·阿卡德时代文化的传统和其他民族文化影响的结果。同时，大批财富和奴隶的掠夺，又为它从事这个方面的事业提供了条件。

这个时期出现了大规模的王宫建筑。亚述、卡尔赫、尼尼微、杜尔·沙路金等几个大城市的王宫，都极其壮丽。以杜尔·沙路金的萨尔贡二世的王宫建筑为例，可以对亚述全盛时期的建筑有个一般的了解。王宫是建筑在高大的台基上，占地约10公顷，高14米。基台内有完善的下水道，阴沟用砖砌成。整个王宫有二百多间大厅和三十个庭院。王宫有三个大门，每个大门都有两座用拱门连接的方形高塔。正中大门两边有三对排列整齐的浮雕：带翼的人面牛、人面狮和吉尔伽美什降狮的巨大雕像。王宫内部的厅堂都有很精美的艺术装饰。墙壁上饰有许多表现国王出征、狩猎和宫廷生活等方面的题材的浮雕。然而刻画人物的技法显得呆板、拘谨，唯动物表现的比较生动。

亚述的造型艺术也卓有成就。王宫大门前那些高达三、四米的守护石雕像，就是代表性的作品。雕刻的守护神是一个人头、狮身、鹫翼、牛脚的怪物。雕刻相当精致，面目神态庄重，两眼炯炯有神，体态丰满，四足稳健，堪称古代西亚雕刻艺术之佳作。

亚述的浮雕所表现的题材比较广泛，有的描绘国王的军事征战、狩猎等寻欢作乐的生活场面；有的表现攻占敌堡、押运俘虏和掠夺战利品的情景；有的刻画出奴隶带着镣铐，在监工的驱使下进行劳动的悲惨境况。这些浮雕就某种意义来说，是当时奴隶社会一个真实的写照。但在表现人物的技巧上，也未能超脱呆滞、死板的局限。

新巴比伦时代，城市的建筑、宫殿、神庙及其浮雕，取得了重要的成就。新巴比伦城建于尼布甲尼撒二世时，全城三道城墙围绕，其中内城城墙厚7.12米，外城城墙厚达7.8米，第三道城墙外还有一道要塞堑壕。主墙每隔44米筑塔楼一座，全城塔楼约有三百多个。幼发拉底河穿过城区，西岸为“新区”，东岸为“内城”。最壮丽的城门是进入内城，后来被称为“伊丝塔尔女神之门”。城门高达12米，门墙上嵌有蓝青色的瓷砖，砖上有575个牡牛、龙、狮和各种怪兽的彩色浮雕，此乃是新巴比伦文化中杰出的作品。

这一时期，王宫的建筑也是非常豪华富丽的。宫殿的规模都很大，墙壁都装配着玻璃砖和美丽装饰图案。尼布甲尼撒为其王后建造的“空中花园”，被希腊人誉为世界七大奇迹之一。它是用土和其他材料筑成的多层的土台，最高处达25米，台上种有奇花异草，充满山区景色。当人们走进花园时，只见空中的花园，不见周围之地面，故有空中花园之美称。

波斯帝国时期，建筑和雕刻艺术，在汲取两河流域和埃及文化成就的基础上又有所创新。在苏萨、帕赛波里斯等都城的宫廷建筑物，其特点是多柱而平顶。建于薛西斯时期的帕赛波里斯的百柱大厅是其中的代表。它与古代埃及的建筑风格有类似之处。苏萨的建筑物更多属于两河流域类型，是方形的，同时又多建筑在高大的石台基上。王宫的台基和墙壁上人物浮雕、釉陶装饰和壁画已达到高度的水平。

[1]②即苏美尔时期洪水传说中的赛苏陀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