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度量中国的居住隔离程度，本书采用了北京大学社会调查中心提供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基线数据，CFPS在上海、辽宁、河南、甘肃和广东五个省市进行了过度抽样（Over Sampling），来自这五个省的子样本具有地区代表性，可以进行省级层面的统计推断以及地区间比较。基于CFPS的数据，本书将对中国居住隔离的程度进行测算，分别计算了分异指数、接触度指数和信息指数。在具体分析过程中，本书剔除了失业人群、16周岁以下、60周岁以上以及学生样本，最终获得的样本数量为145719个。同时根据个人所从事的职业，将其划分为精英人群和非精英人群（具体处理办法见第五章数据及模型部分）。在国外的研究中，对居住隔离的测度主要基于种族，而国内的研究大多数是研究单一区域（以上海和广州两个城市为主）的居住隔离情况，测度的多是基于户籍维度的居住隔离程度（陈钊等，2012；陈杰和郝前进，2014）。传统的基于户籍的度量方式仅能刻画本地人和外地人之间的隔离程度，缺少对个人社会经济地位的反映，而本书基于职业类型对居住隔离进行测度能够更好地描述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群体之间的隔离程度。表4-1显示了在村居层面并且基于职业类型进行测度的居住隔离程度。
基于2010年的数据，中国整体居住隔离的分异指数为0.5384，接触度指数为0.4306，信息指数为0.3066。在国外居住隔离的研究中，分异指数小于0.3则认为居住隔离程度较轻，0.3～0.6为中等，0.6以上则居住隔离的程度比较严重（Massey and Denton，1989）。Iceland等学者（2002）对美国2000年的居住隔离程度进行了测算，结果显示美国黑人和白人之间的居住分异指数达到了0.64，亚裔和白人之间的居住分异指数为0.411。因此，数据结果显示我国的居住隔离程度已经高于美国亚裔和白人之间的居住隔离程度，处在比较高的水平之上。
从城乡来看，城镇地区的分异指数为0.4209，农村地区的分异指数为0.4686，不论是城镇还是农村地区，居住隔离问题都不容乐观。与城镇地区相比，农村地区的居住隔离程度更高，说明农村地区在发展过程中的贫富差距有所扩大，不平等问题逐渐显现出来。有的乡村由于其地理位置与城市接近、拥有自然资源等，社会经济发展良好，提供了充足的非农就业机会。而另外一部分农村地区发展条件受到限制，对农业的依赖性较强，劳动人口多集中在农业部门，非农产业发展不足。而城市地区在非农就业机会方面，差异性较农村地区要小。同时，数据还显示出城镇和农村地区的分异指数均低于全国层面的分异指数，这说明精英人群在城镇、农村内部的分布比全国层面的分布要更加均匀。这是因为精英职业更多的集中在城市地区，城乡之间的差距造成全国层面的分异指数高于城镇和农村地区。本书的发现和Litcher等学者（2007）在美国的发现相同，也与陈杰和郝前进（2014）的结论在内在逻辑上保持着一致性。
表4-1 中国居住隔离情况（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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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区域来看，居住隔离程度在不同省份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上海的居住隔离程度最低，为0.3764；河南的居住隔离程度最高，为0.6078。总的来看，居住隔离程度在区域间呈现出“发达地区分异指数低、欠发达地区分异指数高”的模式。对此，本书给出的解释是发达地区城市化程度较高，内部经济资源分布相对均衡，拥有多个经济增长中心，经济发展存在着较强的溢出效应，创造了众多的就业机会。反观欠发达地区，发展路径呈现出“虹吸效应”的模式，区域内的资金、人才集中流向少数城市，造成精英人群在少数城市内的集聚，精英群体在区域内分布的差异远远大于发达地区。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即使是在居住隔离程度最低的上海，分异指数也达到了0.3764，其严重程度不容忽视。居住隔离在我国已经成为普遍性的问题，并非某个地区所特有的，居住隔离导致的社会经济后果应当引起政策制定者的重视，并尽快出台对应举措，促进不同群体之间的社会融合和社会的和谐发展。同时，居住隔离问题在欠发达地区更为严重，这提醒人们不仅要关注大城市的不平等问题，也要关注落后地区的不平等问题，为落后地区的居民提供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和发展机会。
伴随着快速的城镇化进程和人口的大规模流动，我国居民周围居住人群的构成发生了重大变化，区域之间存在较大的不均衡性。根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0年的数据，居住隔离现象在中国已经开始显现。居住隔离拉大了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空间距离，降低了他们交流、融合的概率，不利于居住在落后社区的居民人力资本的积累。由于“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优势群体的邻居主要由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群体组成，他们日常所接触到的人群大多拥有较高的受教育水平、稳定的职业和良好的家庭经济状况，在教育、行为举止等方面拥有优质的参照标准和学习榜样，受到积极、正面的邻里环境的影响，他们会相应的调整自己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等，在教育、收入、健康等多个维度累积起更大的优势，获得更多、更优质的人力资本，拥有更高实现阶层向上流动的能力。与之相反，弱势群体受到消极邻里环境的影响，在人力资本积累的过程中面临诸多困难，上升渠道日益狭窄，容易陷入贫困陷阱。因此，由居住隔离所引致的邻里环境的差异会扩大优势群体和弱势群体之间的差距，造成社会流动性下降和阶层的固化。
【注释】
[1]“北四村”是北京史各庄、定福黄庄、东半壁店、西半壁店的统称。资料来源：http：//www.xinhuanet.com/local/201 07/22/c＿111599782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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