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四十年间，中国的城乡之间、东中西部之间发生了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大量的劳动力选择到城市、到东部沿海地区、到区域经济中心就业或者定居。截至2016年，全国流动人口规模达到2.45亿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比户籍人口城镇化率高出16.15个百分点，其中外出农民工的数量达到了1.69亿人。快速的城镇化进程和大量外来人口的涌入剧烈冲击着原有的城市居住形态，其中最典型的便是“城中村”的出现，也被称为“在城市的农村”。在城市快速扩张的过程中，原来处于边缘地区的农村地区在经济意义上已经被城市经济体所覆盖，由于拆迁成本过高或者地方利益纷争在土地规划使用上仍然保留着集体土地身份，并没有被纳入城市统一规划管理之内。虽然部分城市中心地区也存在着一些“城中村”（如广州冼村、北京化石营），但总体上而言，“城中村”是城市向外扩张和农村既有领域之间碰撞的区域，是城乡体制的混合区域。
根据官方统计数据，北京市户籍人口和流动人口的比例为1∶8，出现了人口倒挂现象，而在“北四村”等典型的“城中村”区域，人口倒挂程度更为严重，“北四村”区域2014年的本地人口仅6000余人，流动人口则达到了7万之多。[1]流动人口的大量涌入催生出巨大的住房市场需求，但是他们往往难以承受正式住房市场的高额租金以及受到户籍的限制无法享受仅面向当地低收入群体的保障性住房。村庄的原住民便利用自己的宅基地大量建设住房，以低廉的价格提供给外来人口居住并获取租金。杭州市余杭区2018年对流动人口的调查显示，租房价格是流动人口重点关注的问题，超过一半的流动人口会选择居住在农民自建房中。在租金优势的吸引之下，“城中村”成为了流动人口等弱势群体聚集的区域。北京市“六普”数据显示，“城中村”区域的居民受教育水平为初中和高中的比例达到了54.4%，73.60%的流动人口收入处于2000～6000元、有1个及以上未成年人/老年人的家庭占41.76%。(www.xing528.com)
“城中村”往往位于城乡接合部，以高密度、小房间等为特征，缺少配套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其内部的高犯罪率、恶劣的环境条件、拥挤的居住空间给城市公共安全和管理带来了诸多问题，产生了类似“贫民窟”的社会问题。“城中村”恶劣的物质环境、较差的治安状况、偏僻的地理区位不利于城市移民的社会交往活动和与社区内居民的互动，影响了其对就业信息和就业机会的可获得性，降低了居民对人力资本进行持续投资的意愿（郑思齐，2012）。缺乏足够的人力资本意味着城市移民无法满足城市经济部门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也意味着在跳出非正式经济部门、融入城市正式经济体系的过程中存在着诸多的障碍，中国的城市化也就没有办法真正实现。更重要的是，他们在生存和发展机会方面会面临更大的困难，同其他居民的差距在不断扩大，也会影响到下一代的受教育机会和生活所处的社会环境，对后代的人力资本积累产生不利的影响，容易造成社会不公平、阶层流动性的恶化和贫困的代际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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