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更新背景下居住隔离问题研究中邻里环境传导机制及影响

邻里环境对居民行为和社会经济产出（Social-economic Outcomes）的影响已经被诸多研究所证实，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是其中的传导机制。在邻里环境传导机制的研究中，Jencks和Mayer（1990）开展了一项基础性的工作，他们总结出个人行为受到邻里环境影响的五种潜在传导机制。虽然后续的研究也提出了其他的传导机制及划分方法，在数目和表述上存在不同，但是基本上没有脱离以上框架。根据最新的文献进展，邻里环境的机制可以总结为四大类，分别是社会互动机制（Social-Interactive Mechanisms）、环境机制（Environmental Mechanisms）、地理机制（Geographical Mechanisms）以及制度机制（Institutional Mechanisms）（Galster，2012）。

社会互动机制内生于邻里环境之中，又可以细分为社会传染（Social Contagion）、集体社会化（Collective Socialization）、社会网络（Social Networks）、社会凝聚和考虑（Social Cohesion and Control）、竞争（Competition）、相对剥夺（Relative Deprivation）和父母因素（Parental Mediation）。

社会传染是指个人的行为、态度可能会在同邻居等的交往联系中受到影响，这些动态变化会呈现出与“流行病传播”类似的模式，尤其是青少年问题行为的传播扩散。集体社会化指个人受到邻居中榜样人物（Role Models）或者社会压力的影响，会在行为、态度等方面与本地的社会规范趋同。来自美国的经验证据显示，邻里环境主要通过同伴效应和榜样效应影响贫困社区中的青少年（Ginther et al.，2000；Oberwittler，2007）。同时，有研究发现社会传染和集体社会化机制对个人社会经济产出的影响是非线性的，其产生作用需要邻里环境达到特定的临界值。Galster（2002）在研究社区贫困率对个人犯罪、辍学、陷入贫困的影响时，发现只有当社区贫困发生率超过20%，邻里环境才会显现；当超过40%时，邻里环境的影响程度迅速增强；再持续增加时，带来的边际影响就显得微弱了。此外，当以社区内富裕居民比例作为邻里环境度量时，也同样表现出了非线性的模式（Crane，1991；Chase-Lansdale et al.，1997）。此外，Galster等学者（2008）的研究认为由于高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之间的社会距离差距太大，不利于阶层之间的社会交流互动，对低收入群体的影响最大的是反而是中等收入的邻居，高收入的邻居甚至会产生负面影响。

社会网络是指个人在同邻居的人际交流中会受到社会网络带来的各种信息或者资源的影响。在美国，邻里环境的社会网络机制往往出现在找寻工作等需要信息交流的场景之中。Calvo-Armengol和Jackon（2004）认为有工作的个体对就业信息更加了解，会将就业信息告诉他们的邻居。但是在同一社区居住并不意味着总是能够建立起有效的社会网络。在美国，由于种族歧视的历史和社会背景，即使在混合居住的社区，弱势的黑人群体难以充分利用混合居住的优势去建立同邻居的弱联系、拓展社会网络，反而退回到黑人群体所构成的交往范围内（Clampt-Lundquist，2004；Kleit and Carnegie，2011）。Farwick（2004）发现当公寓内的土耳其裔超过20%的时候，他们同本地德国人之间的互动联系会急剧下降，不利于他们获得稳定的工作。与此同时，由社会网络带来的就业机会对居民的长期发展并不一定是积极的。Pinkster（2008）在海牙发现本地的社会网络虽然有助于低收入群体短期内找到工作，但是从长期来看也将其锁定在了这些地区，影响了他们的职业期望和发展，也降低了他们同其他群体互动的意愿和能力。此外，社会网络还会影响福利项目，Bertrand等人（2000）的研究表明居民是否参加福利项目会受到社区内其他人参与情况的影响，尤其是具有相同语言背景的邻居。

社会凝聚和考虑是指社区内的社会失序（Social Disorder）以及集体效能（Collective Efficacy）会影响居民的行为和心理变化。社区内的组织对于形成社区人员的行为规范、价值观具有重要的作用，被称为集体效能。社区组织失序和凝聚力的缺乏会导致居民精神压力以及犯罪的增加（Sampson and Groves，1989）。Hirschfield和Bowers（1997）发现在英国社区的社会失序会导致抢劫和人身攻击行为的增加。社会失序和集体效能的缺乏还被父母们认为是邻里环境影响青少年发展的重要原因（Galster and Santiago，2010），导致青少年产生抑郁、语言表达和行为失范等问题（Kohen et al.，2002；Friedrichs，2003）。

竞争是指在某些本地资源有限且不是公共品的情况下，对这些资源的使用和占有将属于零和游戏（Zero-Sum Game），社区内的居民会为获得这些资源及附带的发展机遇而相互竞争。相对剥夺是指居民会将邻居作为参考体系对自己的状况进行评估，邻居在社会经济上的成功造成个人相对社会经济地位的下降，从而导致对生活的不满意。Oberwittler（2007）发现接受福利的德国青少年如果居住在低福利救济区，他们会表现出更高水平的相对剥夺感。父母因素是指邻里环境会通过影响父母的精神和身体健康、压力、行为等方面，从而对子女的成长产生间接的影响（Spencer，2001；Linares et al.，2001）。(www.xing528.com)

环境机制指自然的或者人造的空间属性可以直接影响居民的精神或者身体健康，包括与暴力的接触（Exposure to Violence）、物理环境（Physical Surroundings）、与有毒物质的接触（Toxic Exposure）。与暴力的接触指如果人们感受到自己居住的环境处在危险中，会对他们的心理和行为产生不利影响，造成身体功能和主观感受上的损害，当他们是暴力的受害者时，这种影响将会表现得更为明显。暴露在暴力环境中，增加了青少年和成人的精神压力，恶化了精神健康，从危险、高贫困的社区搬迁至安全的社区，可以明显改善精神压力和心理压力（Katz et al.，2001）。高度的精神压力又会导致吸烟行为和激进行为的产生（Ganz，2000；Guerra et al.，2003），并且通过影响父母的精神压力传递至子女（Linares et al.，2001）。

物理环境指当居住环境破旧、基础设施缺少维护的时候，会在心理层面对居民产生影响，增加他们的心理压力和对生活的无助感。衰落的居住环境会引发“破窗效应”（Broken Windows），引发犯罪行为（Wilson and Kelling，1982）和自我效能感的下降（Ross et al.，2001）。另一个环境因素，即噪音也被证实对个人心理健康会产生不利影响（Schell and Denham，2003）。此外，社区的硬件设施，如步道等，会影响居民对锻炼设施的可获得性，从而影响居民的肥胖率及其他健康指标（Lopez and Hynes，2006）。

与有毒物质的接触指居民可能暴露在空气、固体、水污染之下，对健康水平产生负面影响。在低收入和少数族裔集中的社区，居民更容易受到各种污染的影响。空气污染会导致预期寿命降低、死亡率提高、就医次数增加和低出生健康指标、哮喘等（Ritz et al.，2002；Chay and Greenston，2003；Brook，2008）。因以前的装饰涂料中含有铅成分，贫困社区中有大量的老旧建筑物，随着时间的推移会产生铅污染，导致儿童认知能力的下降（Aizer et al.，2016）。

地理机制指由于社区所处的空间位置与政治、经济中心之间的地理距离，导致居民的行为和面临的发展机会有所不同，包括空间错配（Spatial Mismatch）和公共服务（Public Services）。空间错配意味着居民由于地理空间距离或者交通网络等原因，不能接触到广阔的就业市场。相较于经济收益，空间错配对邻里层面的社会互动影响更为重要。低收入的青少年能够从兼职工作中获取多方面的收益，包括经济资源、来自成人的监督、有规律的日程安排等，但是他们所在的低收入社区往往很少能够提供这些工作，导致他们不能从兼职工作中受益（Wilson，1996）。公共服务则是指由于某些社区因为财力不足、腐败以及其他制约性因素，难以提供充足、高质量的公共服务，因而损害了居民个人的发展和教育机会。劣势社区不仅很难吸引到高质量、有经验的教师，而且这些地方的教师对学生的期望也比较低（Lupton，2004）。

制度机制指对于居民所拥有的制度资源或者同重要市场之间的联系在不同社区中会有较大的差异，包括污名化（Stigmatization）、地方硬件资源（Local Institutional Resource）和地方市场（Local Market Actors）。污名化代表着由于历史、环境、房屋类型等因素导致社会大众对特定社区的居民产生了不友好的刻板印象，使得污名化社区的居民在就业和生活等方面遭受歧视，也降低了这些社区内居民的自尊水平。目前关于污名化机制的经验证据相对较少，主要是定性的分析。地方硬件设施指有些社区可以享受众多高质量的组织和机构带来的好处，如照料中心、学校、诊所和慈善结构，从而促进了社区居民的个人发展（Brooks-Gunn et al.，1997；Wodtke et al.，2011；Christian et al.，2015）。地方市场假说认为某些消费市场（如售酒的商店）在空间分布上存在较大差异，可能会对居民的行为产生不同的影响。Briggs（1997）发现从贫困区搬出的拉丁裔和黑人青少年接触到酒类商店的机会减少，酒类消费也随之降低。邻里环境也会通过影响居民对不健康食物的可获得性，进而影响肥胖等健康指标（Smith et al.，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