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研究：居住隔离对社会产生的影响

国外对居住隔离问题的研究多以美国黑人群体和白人群体之间的居住隔离作为研究案例，探讨了不同族群之间居住隔离的变动趋势以及其对社会经济产生的影响。以Culter和Glaeser（1997）的研究为代表，他们认为美国的居住隔离和种族不平等程度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在居住隔离程度高的地区，黑人群体在教育和劳动力市场上的表现要落后于白人群体，而且种族不平等也通过影响家庭的居住选择进一步加深了居住隔离程度。现实生活中由于种族歧视因素的存在，受到较高程度教育的黑人群体需要在中产白人社区和贫穷黑人社区之间进行居住选择。如果中产黑人社区出现在可选项中，这一黑人群体会立即选择到该类社区居住，从而导致居住隔离程度的显著上升。通过分析1990年和2000年的美国人口普查数据，Bayer等学者（2014）发现居住隔离和中产黑人社区的数量呈现出正相关的关系。

在探讨收入与种族居住隔离关系的研究中存在两种不同的模型，分别是空间同化模型（Spatial Assimilation Model）和区域分层模型（Place Stratification Model）。前者认为随着经济、社会和文化等资源的增加，来自少数种族的家庭可以将这些资源转化为居住选择上的自由，可以选择居住在教育资源良好、安全性高、环境优良的优质社区，更好地融入整个社会（Massey and Denton，1985；McDonald and McMillen，2011）。后者则认为居住选择会显著受到种族和阶层因素的影响，种族偏见和歧视会阻碍个人或者家庭自由地根据自身经济资源选择居住区域，将社会经济资源转化为同优势族群在空间上的同化并获得优质社区所带来的各种资源（Massey and Denton，1993；Charles，2003）。在对美国居住隔离状况的研究中，Intrator等学者（2016）发现2010年非裔美国人和白人之间的居住隔离指数在所有的收入分组中均超过0.6，处在高度的隔离状态。同时，高收入组的黑人群体比低收入组的西班牙裔群体面临着更为严重的居住隔离问题，居住隔离指数高达0.7，他们更难将经济上的优势转化为居住空间上的优势，这说明区域分层模型对美国的居住隔离情况有更强的解释力度。同时，Intrator等学者（2016）还发现少数族裔与白人群体融合程度之间关系最紧密的地区往往是规模较大、制造业比重较低、城市化水平以及创新程度较高的区域。

另外一部分文献分析了美国居住隔离的影响因素。Owens（2016）研究了美国100个都市区域1990年至2010年间基于收入维度测量的居住隔离状况，发现居住隔离程度的提高只出现在有子女的家庭，二十年间提高了20%。但是在无子女的家庭中，居住隔离状况几乎没有变化或仅是有子女家庭的一半。不断扩大的收入不平等差异和学区制度是有子女家庭居住隔离程度提高的重要原因。居住隔离在有子女家庭中的严重程度和上升速度均要高于无子女家庭，高收入的父母更加关心孩子福利，愿意为选择对孩子有力的居住环境花费更多。在学区碎片化程度更高的地区，有子女家庭的隔离程度也更高。Ouazad和Rancière（2016）则从房贷的角度研究了其对居住隔离的影响，研究发现借贷标准的放松会显著引起白人居民从黑人社区或者种族混合社区搬出，减缓了种族隔离程度下降的整体趋势，模拟结果显示，2000年至2006年的信贷扩张使得美国黑人拥有白人邻居的可能性在2010年下降了2.3到5.1个百分点，但是对西班牙裔居民却没有影响。Brazil（2016）使用合成控制法研究了20世纪60年代美国黑人暴乱的影响，发现黑人暴乱提高了美国主要城市在20世纪70年代的居住隔离程度，降低了白人居民同黑人群体共同居住的偏好，加速了他们向远城区搬迁的速度，但是这种影响在大多数城市于80年代和90年代逐渐消失。Hall等学者（2015）的研究关注了美国2005年至2009年间的房地产丧失抵押品赎回权（Foreclosure）事件，分析结果显示黑人、拉丁裔以及居住融合程度较高的社区会出现更高的丧失抵押品赎回权的现象，这一现象伴随着社区内白人居民比例的下降、黑人和拉丁裔居民比重的上升，模拟结果显示抵押品赎回权丧失的风潮使得黑人和白人间的居住隔离程度上升了2.1%。

居住隔离造成了不同群体之间在地理空间上的距离，阻碍他们的社会交流和互动，也不利于群体之间的社会融合，对个人发展的诸多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Quillian（2014）分别从贫困状态和种族两个维度考察了居住隔离和教育产出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贫困人口和非贫困人口之间的居住隔离程度显著降低了贫困青少年高中毕业的概率，黑人和白人之间的居住隔离程度显著降低了黑人学生高中毕业的概率，但是对于非贫困人口和白人学生均没有显著的作用。后者产生的原因可能在于居住隔离程度较低的都市区域拥有较高比例的中产或者富裕家庭，或者家长采取了额外的、补充性的教育安排以应对不利的社会环境。社区内的不平等对于白人群体并不会产生显著的影响（Harling et al.，2014），说明了致力于降低居住隔离程度的公共政策不会导致“零和”现象的产生。Galster和Santiago（2015）研究了居住隔离与低收入拉丁裔、非裔儿童社会经济表现的关系。利用丹佛对公共住房申请等待名单上的家庭采取随机分配的原则作为识别策略，避免了家庭居住选择可能造成的估计偏差，研究结果显示，在非裔美国人聚居区成长不利于青少年的发展，其原因在于这些地区较高的犯罪率和较低的职业声望水平。(www.xing528.com)

众多研究表明居住隔离不利于黑人群体健康水平的提高，扩大了他们同白人群体之间的健康差异（Kramer and Hogue，2009）。居住隔离可能通过医疗的可获得性、食物的充足性影响到个人的健康水平（Diez Roux and Mair，2010；Corral et al.，2012）。此外，由于黑人和白人之间的居住隔离的重要原因来自种族歧视，在居住隔离的社区居住，意味着黑人面临更多的不公平对待、更高的犯罪率（Lorenc et al.，2012），以及更高的精神压力（Goffman，2009），这使得这些居民容易从年幼时期就受到压力、健康水平和不良行为的影响。Yang等学者（2017）在费城发现黑人和白人之间的居住隔离程度扩大了他们之间的健康差异，在高居住隔离程度社区居住的黑人更有可能汇报不健康，西班牙裔和白人之间的居住隔离程度反而缩小了他们之间的健康差异，后者可能是因为西班牙裔社区内部之间存在的互助行为。

此外，Trounstine（2016）研究了美国25个大城市的公共品供给水平，利用城市内河流水道的数量作为居住隔离的工具变量，实证结果显示在居住隔离程度更高的城市，由于白人和少数族裔之间的隔阂使得他们在税收和公共支出上难以达成共识，导致公共支出的减少。如果居住隔离程度从25分位数提高至75分位数，则人均公共支出将从1262美元下降至1159美元，对道路、司法、公园、福利等分项支出的影响也从－0.039到－0.768不等。但是也有研究发现了与传统观点不一致的现象。在利用个体固定效应缓解居住选择带来的估计偏差之后，Herbst和Lucio（2016）发现，在美国居住隔离程度高的地区，黑人群体的幸福感会更高，对于男性、年龄较大、技能水平较差的黑人群体的影响更大。因为在这些地区，黑人群体占总人口的比重高，他们拥有来自同族裔的社会纽带（Social Ties）、更多的社会资本，从而可以应对健康和经济方面的负面冲击。同时，还可以避免被其他群体“污名化”及歧视，降低了精神压力和心理成本。

作为和美国类似的多种族国家，欧洲许多国家也同样面临着居住隔离的问题，但其关注的人群主要集中在移民群体。Zwiers等学者（2016）对挪威四个大城市从1999年到2013年间的社区人群结构组成进行了追踪调查，发现存在着以高收入、高价值房产、高比例本地人为特征的白人聚居区（White Citadels），这些白人聚居区在空间上相对集中，表现出封闭式社区的特征。但是，随着少数族裔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他们逐渐融入本地社会，会选择从以少数族裔为主体的社区中搬出来，形成和本地居民类似的居住模式。Malmberg等学者（2016）基于瑞典包含了地理位置信息的个人层面的数据考察了1990年至2012年间移民和本地居民之间的居住隔离情况，发现移民，尤其是来自非欧洲地区的移民在瑞典面临更高的隔离程度，在更小地理空间尺度所展现出来的居住隔离问题更为严重。Wilson和Kuha（2018）在英国发现成长于居住隔离程度较低的移民家庭的生育率更加贴合本地家庭的生育模式，居住隔离因素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巴基斯坦裔和孟加拉裔移民女性的生育率高于本地家庭的现象。基于西德数据，Dill等学者（2015）发现在居住隔离程度高的地区，由于移民在住房市场上遭受到歧视，他们对社区的满意度更低，不利于移民同当地社会的融合，进一步固化了本地居民对移民的负面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