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居住隔离的研究中,学者们认为偏好差异是居住隔离产生的直接原因(陆铭和张爽,2007)。在住房市场上,收入维度和其他社会经济维度不同的群体出于对住房和交通成本的偏好差异,会选择在不同的区域居住。收入水平高的群体对于优质区域的住房拥有更加强烈的偏好,愿意为之付出更多的金钱,在竞租过程中会具有优势。高收入人群的进入会带动所在区域房价和租金的上涨,使得原有居民中的较低收入者因承受不起房屋价格而离开,并搬入低房价区域,从而产生基于收入的群分效应(Sorting Effect)。经过多期循环迭代,高收入群体聚居的社区会吸引更多的高收入群体,低收入群体则搬往低收入群体聚居的区域,从而形成了所谓的“富人区”和“穷人区”,也就产生了“居住隔离”。
在居住隔离形成的过程中,同群效应进一步强化了偏好的作用。以教育为例,学生自身的学习成绩的好坏会显著受到其他同学学习成绩的影响,这种现象被称为同群效应(Peer Effect)。在教育资源的分配过程中,表现出了明显的区位固定性,即只有在学校所在学区的范围内,才能够获得进入该学校的机会。由于优质教育资源的相对稀缺,不同家庭会通过竞争学区内住房的方式来获得优质教育资源和与之相伴的同群效应。在与教育市场的互动中,高收入家庭会为优质学校周围的房屋支付更高的价格,进而抬高好学校周围的房价,形成所谓的“学区房”。在高房价的经济压力之下,教育资源被“资本化”到房价之中,低收入家庭在优质教育资源的获得上将面临很大的困难。同时,高收入家庭的集聚进一步强化了社区内的同群效应,也提高了社区的质量,进一步吸引更多高收入家庭选择该社区。最终将形成均衡,即高收入家庭在教育等公共品水平较高的地区以及以高质量的社区集聚,低收入人群则被“挤出”到低公共品提供水平的地区和低质量的社区之中,加剧了由个人偏好引起的居住隔离。(www.xing528.com)
居民对公共品的偏好差异同地方政府之间竞争的互动使得居民可以通过选择居住地实现偏好和地方公共品提供之间的匹配,学者们称这一过程为蒂伯特群分效应(Tiebout Sorting Effect)。在引入地方政府在提供公共物品上存在竞争的假设之后,这一问题的本质就是Tiebout(1956)所述的“用脚投票”的机制。与中央政府相比,地方政府更加了解本地居民对公共品的偏好和需求信息,能够更加有效地提供地方公共品。在中央政府将公共品提供和与之关联的税款征收权力赋予地方政府之后,地方政府之间会形成竞争现象。由于居民可以在不同地方自由选择居住地,如果地方政府不能够提供优质、合乎偏好的公共品,当地居民(尤其是富裕阶层)就会选择搬离该地区,进而影响当地的税收、房价和人力资本积累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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