缪荃孙与天一阁-历代名人与天一阁

缪荃孙与天一阁

缪荃孙既是一位传统的藏书家，又是我国近代图书馆的开山之祖，对我国图书出版、古籍整理及近代图书馆事业诸方面均做出过重大贡献。作为近代著名的文献大家，他与天一阁也有着不解之缘。

缪荃孙（1844~1919），字炎之，号筱珊，一作小山，晚号艺风，江苏江阴人，居申港镇。他“毕生事业与书亲”^[1]，一生藏书、著书、建馆，是中国传统藏书楼向近代图书馆转化、发展的见证人和实践者。

缪荃孙首先是一位大藏书家。他足迹所至无不搜访异本，典衣以购，与海内藏家交游既广，考订论辨无虚日。他的藏书，绝大部分来源于自己的购买。他祖上藏书，因“庚申之难，只字不存”。于是他“转徙江淮，流离琐屋，亦时购零本，以消永日。甲子游蜀，受知于李顺德师，勖以目录之学。三上春官，陆遵秦晋，水出楚豫，遇书辄购，所积遂多。通籍后供职十六年，搜罗群籍，考订版片……旧刻旧钞，四库未收之书，名家孤传之稿，共十余万卷”^[2]。此外，他一生交际极广，与许多政治家、学者、刻书家、藏书家、文人墨客过从甚密，在交往中多有图书相赠。同时，他又与朋友交换，自己也辑录书籍，大大扩充了自己的藏书量。仅根据其《艺风堂藏书记》、《艺风堂藏书续记》、《艺风藏书再续记》，藏书总量达成一千四百七十种、十一万卷、三万余册，大大超过了著名的拜经楼、平津馆藏书。其藏书精本甚多，除宋元刻本外，多明刻本，旧抄本、名人批校本、稿本也不少，显示了其藏书的高品位。

1902年12月缪荃孙（前中）赴日本考察

其藏书处日艺风堂，因迁徙多处，故又有涵秋阁、对雨楼、云自在龛、联珠楼、丛抄堂、烟画东堂、云轮阁、藕香簃等。藏书印有“荃孙藏书印”、“艺风过眼”、“艺风审定”、“曾经艺风勘读”、“小珊三十年精力所聚”、“荃孙读过”、“小珊”、“以七品官归田”及一些藏书楼名印。

缪荃孙藏书虽富，但没有一般藏家秘而不宣的陋习，主张互相通假传抄。他还热衷刊刻丛书，保存了许多珍善本，嘉惠后学。如1906年印行的《云自在龛丛书》五集三十二册，内有《尚书记》、《吴兴山墟名》、《吴兴记》（葵孙辑）、《北梦琐言》（葵孙辑）、《牡丹谱》、《名家词》等。《藕香零拾》三十二册，内有《大唐创业起居注》、《安禄山事迹》等。此外还有《聚学轩丛书》、《对雨楼丛书》、《烟画东堂小品》、《宋人小说残本》等。

缪荃孙又是一位近代大目录学家，及时及地对自己的藏书进行整理编目。其藏书目录主要有：《艺风堂藏书记》八卷、《艺风堂藏书续记》、《艺风堂新收书目》（后改为《艺风藏书再续记》）、《缪刻书目》、《缪氏藏地理目》、《金石书目》等。特别是他协助张之洞撰《书目答问》，贡献更大。《书目答问》作于清光绪元年（1875），是一部“宗旨纯备，于学术源流门径，开示详明，令学者读书，即可得师”^[3]的好书。在当时风行海内，几达“家置一编”^[4]。一些学者认为是继《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后的佳作。康有为认为书目“精要且详，莫如《书目答问》”，“常置怀袖熟记，学部自进”。^[5]《书目答问》原著张之洞著，在清亡后，缪荃孙在自编年谱等书中多次提及《书目答问》乃其代撰，引起争议。缪荃孙是在光绪元年在成都拜张之洞为师的，备受张之洞提携。此后三十年间，两人如影随形，缪荃孙的官学经历，皆视张之洞的兴迁为转移。《书目答问》由缪代笔完全是可能的，此说得到叶德辉、柳诒徵的支持。历史学家陈垣认为缪是“随同助理”，并“为之订正”。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书目答问》是张之洞策划、认可、裁定的，缪荃孙应是协助编撰。他还帮助收集编刻了《士礼居藏书题跋记续》、《士礼居藏书题跋再续记》、《尧圃藏书题识》，编制了《江南图书馆善本书目》一册、《清学部图书馆善本书目录》八卷、《艺风堂收藏金石目》、《江苏金石志》、《清学部图书馆方志目》等书目。

缪荃孙还是近代图书馆的开山之祖。二十世纪以来，随着西方图书馆观念的输入，一些进步人士纷纷呼吁建立新型的公共图书馆以取代封建藏书楼。在这些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各省纷纷创建了公共图书馆。在这些图书馆中以缪荃孙作为创建人之一的江南图书馆最为有名。

缪荃孙藏书印

光绪三十三年（1907），鉴于陆氏百百宋楼之书输归东瀛，时论颇惧丁氏嘉惠堂、瞿氏铁琴铜剑楼之书踵其后亦流落外邦，于是受两江总督端方委派，缪荃孙任江南图书馆总办，着手创办江南图书馆，尽购丁氏所藏书以为基础。至宣统二年（1910）九月赴京师图书馆任，缪荃孙在江南图馆书馆任职达三年。赴京师图书馆乂任正监督，开始京师图书馆图书的征集、整理工作。江南图书馆、京师图书馆图的创建，开创了我国封建藏书楼向近代图书馆的转化，开创了我国图书馆史上的一个新时代。缪荃孙作为实际创建人，可谓是我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开山之祖。如今，京师图书馆已发展成为国家图书馆，江南图书馆演变为南京图书馆，皆举世闻名，缪氏开创之功不可没。

《艺风堂文集》书影

缪荃孙一生历经清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及民国时代。清末民初，在史学、目录学领域曾出现过几位杰出的大学问家。在缪荃孙之前有章学诚、黄丕烈等，之后有梁启起超、王国维等。缪荃孙承上启下，在史学、目录学领域取得丰硕成果，又创办了南北两大图书馆，是一位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人物，一代宗师。

在缪荃孙创办江南图书馆之时，清末四大藏书楼之一的丁丙、丁申八千卷楼因后人经营银号不善，破产倒闭，以家产抵债有出售藏书之意。日本人自购得百百宋楼藏书后，又对此虎视眈眈。缪荃孙闻知后在两江总督端方的协助下，筹款购得丁氏八千卷楼藏书。此后，缪荃孙十分关心于江浙等地藏书故家的命运，以期有机会成功保存私藏，免致流失。光绪三十四年（1908），缪荃孙的内兄夏闰枝出任宁波太守，为缪荃孙登阁观书提供了某些便利。他委托夏闰枝与范氏约定观书日期。由于家族共管带有的不可避免的麻烦和复杂，据传“司马后人一百有二家，须均允乃得登”^[6]，夏氏虽贵为太守，也是“至次年始得复”^[7]，约定三月十八日登阁。清光绪三十五年（1909）三月十三日，缪荃孙自江宁赴甬，十五日到鄞县，十八日到阁。这一天对缪荃孙来说是十分珍贵、难得的，虽然“所见殊不逮所闻”^[8]，但也“聊慰生平素愿”^[9]。他嘱托范氏代抄宋《刑统》和正德《江阴志》。后因夏闰枝调赴湖州任职，只抄得《刑统》。这是缪荃孙首次登阁最直接的成果。

缪荃孙第二次登阁在天一阁藏书大量失窃之后，即第五劫之后。辛亥以后，前清遗老大多避居上海，“访书问字，踵接于门。国变后，文献凋零，咸惧国粹湮没，购书刻书之风转盛”^[10]。古书古物，价格不菲。天一阁的藏书成为奸商觊觎之物。捐客冯德富在上海六艺书局老板陈立炎的引诱下，伙同薛继渭赴甬窃书。薛继渭从屋顶挖去瓦片椽子，潜入阁中，历时数十日，范氏子弟竟未察觉。这也是家族共管所带来的弊端，因为非曝书日，子孙也不得入，平日大门上锁，处于无人管理的状态。

艺风堂文集

缪荃孙《天一阁失窃书目》（抄本）书影

待图书在沪上书市流通，缪荃孙急驰函究其事，已过了三个月，范氏子孙尚蒙在鼓里。缪荃孙是一位真正热爱藏书的文献家，或说是一位热爱文献的藏书家，他那时也侨居沪上，忽闻阁书大批出售，初以为“其子孙居然肯卖”^[11]，乃致函范氏问个究竟，方知沪上奸商往偷。天一阁此次失窃损失极为惨重，数量达一千余种，多为宋元明别集，明季杂史次之，地方志、试士录约一百余种。后范氏子孙虽“鸣官究治，止定获到二贼罪名，书仍不能还阁”^[12]，赴上海打了仗官司，无功而返。事后，缪荃孙编有《天一阁失窃书目》二册，记录失窃书一千七百五十九种（其中科举录四百七十四种），并在序中详述此次书籍失窃经过。据骆兆平先生研究，此目乃以薛目为底木，对照阁中劫余存书，然后把未对到的一一抄录下来。由于时间匆促，失误颇多。如入目的三十一种明代方志中就有七种未失窃；入目的四百七十四种科举录中，更有多达三百二十八种不曾被窃。可见缪荃孙此目之粗糙，不足为据，顶多作为一个参考。^[13]

缪荃孙两次登阁时在清末民初，从他的记录可知，天一阁已呈衰败之相，社会化迫在眉睫。

黄宗羲曾感叹曰：“读书难，藏书尤难，藏之久而不散，则难之难矣。”^[14]作为私家藏书，聚极必散，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而传承的久远与否，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子孙的好恶和管理制度的严密与否。在天一阁的早期历史阶段，范氏后裔多读书，守礼节，酷爱藏书，特别是在清初，藏书还续有所增。这一时期，范氏子孙读书种子延绵不绝。据范氏家谱记载，范钦长子大冲这一脉系，其子孙登进士者两人，举人四人，贡生七人，监生十四人、诸生二十八人。^[15]惟其读书，才能爱书、守书、藏书。而到了清末民初，范氏家族已式微，许多人已目不识丁了。清光绪三十五年（1909）春，缪荃孙登陆阁时，范氏后裔“约不携星火”，倒还坚守着祖上的遗训，楼阁也“朴素坚固，明制宛然”。^[16]缪荃孙按阁中现存书目索书，按规定由范氏子孙检阅，而“范氏子孙见书而不能检，余告之，乃抽出；再检再阅，范氏子孙挽余自抽，盖目不知书者”^[17]。守着一阁的藏书而不知书，听起来让人有点心酸，但这恰恰说明了范氏家族的没落和藏书的异化。藏书已不再成为读书和学问的工具，它成了一种象征，一种荣誉，失去了它实际的功用。这是一个藏书家族的悲哀，也是天一阁衰败的迹象之天一阁衰败的另一迹象便是图书管理的混乱，甚至可以说放弃了管理。天一阁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尤其在中早期，恪守着祖训，并进一步加以细化和规范化，道光九年（1829）立的禁牌可以视为典范。禁牌内容如下：一、烟酒切忌登楼。二、子孙无故开门入阁者，罚不与祭三次，私领亲友入阁及擅开书橱者，罚不与祭一年；擅将藏书借出外房及他姓者，罚不与祭三年，固而典押事故者，除追征外，永行摈逐，不得与祭。

阁书残破之状况

禁牌第三条内容更为具体，既有如朱子格言式的教诲，又有如锁钥管理、值日巡视、物件摆放，花坛、假山、池水管理等具体规定。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家族的庞大，只有实际的义务和头上虚荣的“天一阁范氏”的桂冠，虽然禁牌尚在，但在子孙们的心中正逐步失去它的份量，对于藏书的管理，除了在曝书日子孙齐集稍作整理外，平时竟听之任之了。也正因为这样，才发生了民国三年（1914）薛继渭入阁中十余日而无人知晓的怪事。缪荃孙登阁时，阁书的惨状令他大吃一惊。他写道：“开橱，但见书帙乱叠，水湿破烂，零篇散帙，鼠啮虫穿。”^[18]一片衰败景象，早已不是嘉庆年间阮元登阁时所谓“余两登此阁，阁不甚大，地颇卑湿，而列柜干燥，无虫蚀，大可异”的局面了。^[19](www.xing528.com)

清末民初正是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兴起、形成的阶段，范氏天一阁的衰败与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民初阁书的大失窃和缪荃孙有关天一阁文章的发表，使一些热爱祖国文献的专家学者更加关注天一阁的命运，特别是再上地方长官和学者更是提出了种种对策，如杨子毅、杨铁夫、陈登原、冯孟颛、陈宝麟等，天一阁的社会化趋势已不可避免，只待合适的时机了。

注释

[1]伦明《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月日2月第1版。

[2]缪荃孙《艺风记·自序》。

[3]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卷二二八。

[4]李元度《重刻〈輏轩语〉、〈书目答问〉序》。

[5]康有为《南海师承记》。

[6]缪荃孙：《天一阁始末记》。

[7]缪荃孙：《天一阁始末记》。

[8]缪荃孙：《天一阁始末记》。

[9]缪荃孙：《天一阁始末记》。

[10]夏孙桐.《缪艺风行状》。

[11]缪荃孙：《天一阁始末记》。

[12]缪荃孙《天一阁始末记》。

[13]骆兆平《天一阁丛谈》。

[14]黄宗羲《天一阁藏书记》。

[15]邱嗣斌等《天一阁史话》。

[16]缪荃孙《天一阁始末记》。

[17]缪荃孙《天一阁始末记》。

[18]缪荃孙《天一阁始末记》。

[19]阮元《定香亭笔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