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大昕与天一阁：历代名人与天一阁的贡献

在天一阁的历史上，有许多江苏籍的文化名人登上了天一阁，并对天一阁有所贡献。钱大昕就是其中较著名的一位。

钱大昕，字晓征，一字及之，号辛楣，又号竹汀居士，江苏嘉定人。生于清雍正六年（1728），卒于清嘉庆九年（1804），享年七十有七。钱大昕是清代的汉学大师，乾嘉学派的巨子，吴派学者的卓越代表。他在当时就负盛誉。梁玉绳把他比作郑康成，王昶把他比作王深宁（应麟），钱载把他比作顾亭林。时人的这些比喻，说明了钱大昕学问的博大精深和造诣之高。后人也有极高评价。段玉裁《潜研堂文集序》称：“夫自古儒林，能以一艺成名者罕；合众艺而精之，殆未之有也。若先生于儒者应有之艺，无弗习，无弗精。”阮元《十驾斋养新录序》指出：“国初以来，诸儒或言道德，或言经术，或言史学，或言天文，或言地理，或言文字音韵，或言金石诗文，专精者固多，兼擅者尚少，惟嘉定钱辛楣先生能兼其成。”这正如江藩《汉学师承记》中所说：“先生学究天人，博综群籍，自开国以来，蔚然一代儒宗也。”

钱大昕在中国学术史上可谓成就卓著，尤其难能可贵之处在于精通诸多学科，且各有建树，著述极丰，有《廿二史考异》百卷、《诸史拾遗》五卷、《疑年录》三卷、《十驾斋养新录》二十三卷、《潜研堂诗文集》七十卷等三十余种。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在金石学方面的成就，这与他登天一阁编《天一阁碑目》有相当的关系。

钱大昕像

钱大昕手迹

钱大昕从研究历史的角度认为“金石之学与经史相表里”，“证以正史甚多”，十分重视金石学的研究。自三十岁开始，广为搜集各地各代金石文字，不仅靠采购所得或赖亲友赠送，而且还随时随地采访临拓，“所过山崖水畔，簧宫梵宇，得一断碑残刻，必剔蘚拂尘，摩挲审读而后去，其好殆至老而益笃”^[1]。年高七十之时，还在洞庭地区爬山涉水访求碑刻。经几十年之积累，搜得金石碑刻等近二千种，经其跋尾者亦有八百六十件之多，著成《金石文目录》、《金石文跋尾》二书。就连一向自重的王鸣盛也承认自己在金石学方面“才不逮竹汀甚远”，并认为钱大昕在这方面的成就，远远超过自宋至清的金石学家欧阳修、赵明诚、顾炎武、朱彝尊等人，“为古今金石学之冠”^[2]。钱大昕本人也自谓“博考”有得，声言前辈闻之不博，考之不审，颇为自得。其金石学方面的著述，除上述两种外，所著《十驾斋养新录》第十卷的内容也是金石学。此外，尚有《唐石经考异》一卷、《金石待访录》四卷、《嘉定金石文字记》四卷和《天一阁碑目》二卷。

钱大昕不仅学问被推为大江南北第一，亦富藏书，是一位藏书家。其自题画像赞曰：“官登四品不为不达，岁开七秩不为不年，插架图籍不为不富，研思经史不为不勤。”^[3]其藏书处为十驾斋、潜研堂。其所撰《竹汀先生日记》三卷，卷一专记所见古书及与黄丕烈、卢文绍等众多藏书家往来借抄、校读古籍之事。藏书印有：“钱大昕印”、“竹汀”、“臣大昕”、“辛楣”、“竹汀复校”、“纶阁舍人”、“瀛州学人”、“东宫亚相”、“南海衡文”、“文学侍从”、“游于盛世”、“年开七秩”、“年已七十矣”、“七十三年矣”、“平生一片心”、“钱大昕观”、“竹汀居士曾观”、“宫詹学士之章”、“大昕私印”等。

钱大昕登天一阁并编《天一阁碑目》，源于他应鄞县县令钱维乔之邀赴邺主修《鄞县志》，故对此事不能不略述一二。

钱维乔，字树参，一字季木，号曙川，又号竹初，江苏武进人。乾隆二十七年（1762）举人。精考据地理、志乘之学，又善书。乾隆四十六年由遂昌调鄞，任鄞县知县。鄞县历来文风昌盛，人才荟萃，又多藏书家。钱维乔到鄞后，即访求旧志，搜集文献，蓄重修新志之意。乾隆嘉庆时期，正是我国编修地方志的全盛时期，加之政府倡导，风儒名贤大都参预了地方志的编修。在这种形势下，乾隆五十二年（1787），钱维乔聘请钱大昕总纂县志，分纂为邑举人卢镐、贡生倪象占、禀生袁钧。此志由钱大昕发凡起例，乃仿宋代志书。按其《鄞县志凡例》所叙，所仿之志主要为《咸淳临安志》，于条目之下注出处书名。用公文案牍一一注明某衙门来文，某科档册，以凭征信。古人事迹以正史为凭，而稍汰采家传之事无实据者。

钱大昕全集

诗文之有关掌故者，以类附入各门，则仿《景定建康志》、《咸淳临安志》之例。加之他在人物传上“不立标目”，也有所创新，使《鄞县志》的体例较旧志有较大更改。此志一出，称誉颇佳，谓使鄞县文献大备，世称“名书”。综观此志，具体有以下几个特点：

1.征信一方。关于地方志的起源和性质，是方志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颇多争论，迄无定论。乾嘉时期，大学者戴震认为方志起源于古代舆地之书，主张修志“但悉心于地理沿革”，称“地理派”。方志学家章学诚则认为方志“乃一方之全史”，它源于古国史，称“历史派”。两派各执己见，展开了激烈的争论。钱大昕折合两家之说，称地方志“乃一方之征信”。^[4]钱大昕把方志看作是综合一方古今自然、社会状况并征而能信的载体。这种载体即非地理专门，亦非历史专门，而是两者兼而有之。它既使方志越出了“图经”的概念，又使方志不同于“历史”概念，独得创见。乾隆《鄞县志》于古今沿革分合，无不考而明之。而他亲自调查撰写的《小江湖非西湖》、《甬桥非甬水桥》、《奉化郡考》等舆地方面的辨证文章也均载入新志。历史与地理的结合使其志能征信于一方，成为其首要特点。

2.博观约取。钱大昕认为地方志的价值在于其资料的丰富和翔实，他把资料工作置于修志首位，苦心于“博观约取”^[5]。他指出：“自古史家之患在于不博”，“古人作志必先聚书，惟备万卷之储乃可资考证之益”。^[6]其博观主要来自三个方面，即博稽群籍、征诸吏牍、采访乡里。其约取主要对这些资料进行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工作。他主纂的《鄞县志》可以说是“博观约取”的典范。该志“辞严事核，质而有文”，“疆域之沿革，农田水利之兴废无不详也；官司人物之贤者、能者，有益于民者以及潜德之幽光，霜闺之贞行，无不甄而著也；庙学、兵防之钜，时俗物产之细，无不广纪而备也，开幽灿然，盈耳溢目。其事核，其文辨，以裁信乎。”此又其一特点耳。

3.辑撰随宜。方志应以纂辑为主，或以撰著为主，清代修志诸家也颇多争议。钱大昕认为方志应以撰为主，辑为辅，但又并不绝对，要随其事之宜。他所主纂的《鄞县志》，凡录史、地理书、旧志、文集等重大史料，则以纂辑为主，“无语不出于人”。并“于各条之下注明出处，庶无攘善之疑，亦无杜撰之消”。“凡录公文案牍，注明某衙门来文、某科档案以凭征询。”^[7]但他也重著述，强调撰著之文应融会群籍，词必己出。他还采用近乎纪传体史书中的“书体”，纂辑、撰著兼而有之，即把重要史料略加概括，而“曰据、曰采或曰参用，要无失乎古人之本意”^[8]。这也是个创举，更是乾隆《郭县志》的又一特点。

4.立传为重。人物传记在我国志书中一向占有重要地位，一般旧方志记载各种人物的篇幅都在三分之一以上，被称为“志中之髓”。钱大昕对人物志的编写也有独到见解，认为“史家之例，以立传为重”^[9]，并在《鄞县志》中加以实践。其关于人物立传在《鄞县志凡例》（共二十五条）中就有八条。其主要见解为：（一）立传人物史志有别，“国史美恶兼书，志则有褒无贬，”应以褒扬乡贤为宗旨；（二）立传人物必须是“生长是邦，游钓所在”，不能“昧无疆域滥收，以备乡贤之数”；（三）立传人物“不得以名位显贵”，惟以“政德昭著”、“功德及名者”；（四）立传人物应“不拘一家私乘，古人事迹以正史为凭”，近人事迹则“核诸乡评”，强调“信而可征”；（五）立传人物不私其亲；（六）传主不立标目，“总题曰人物，但以时代为次，不分优劣”；（七）“名宦人物见存者，例不立传”，“惟贞节之妇邀旌表者，俱得立传，更有身处穷乡，无力阐扬而行义灼然，众所共信者，亦皆兼录，以慰苦节”，破了生不立传之例。钱大昕对卜方志的最大贡献是关于人物传的理论和实践，这也是其所编《鄞县志》的最大特点。^[10]

钱大昕之《鄞县志》“考核精当正确，体例也好”^[11]，深得后人好评，成为一部不可多得的名志，也是他方志学成就的集中体现。

作为一位大学问家和藏书家，钱大昕特别强调治学要实事求是。他说：“通儒之学必自实自求是始，毋徒执村书数箧自矜奥博也。”^[12]他十分重视图书的搜集，尤其在博求善本方面可谓不遗余力。他为了搜寻《壬子新刊礼部韵略》一书，“五十年遍访南北藏书家”^[13]，终于如愿以偿。他与大江南北的藏书家有着广泛、频繁、深入的交流。天一阁作为知名的藏书楼，自黄宗羲第一登临后，已越来越引起学问家、藏书家的关注，它也不再似范钦殁后那样封闭，开始了有选择的适度开放。钱大昕自然不会放过任何登阁的机会。

钱大昕编《天一阁碑目》

乾隆四十八年（1783）夏，钱大昕出游天台路过鄞县，在老友李汇川的介绍下，“亟叩”天一阁，天一阁主人则“启香橱而出之，浩如烟海，未遑竟读”^[14]。由于时间伦促，带着一丝遗憾而归。乾隆五十二年（1787）六月，其应邀修《鄞县志》，“复至鄞”，再次叩开了天一阁的大门。其时，“适海盐张芭堂以摹《石鼓文》寓范氏，而侍郎之八世孙苇舟亦耽法书，三人者晨夕过从，嗜好略相似，因言天一阁石刻之富不减欧赵，而未有目录传诸世，岂非阙事？乃相约撰次之”^[15]。从这段记载可知，全祖望所编之《天一阁碑目》经过近五十年就已不见了，全祖望是否完成过此目，令人生疑。笔者在《全祖望与天一阁》一文中对此持肯定态度，并作了介绍。今重读全祖望《天一阁碑目记》，发现其撰记之时，尚未完成此碑目，其文最后曰：“友人钱塘丁敬身精金石之学者也，闻而喜，亟令予卒业，乃先为记以贻之。”^[16]一部目录五十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似不可能。可能的是全祖望真的未完成此目，而钱大昕才有“未有目录传诸世”的结论。如果此说成立，那钱大听所编之《天一阁碑目》，其学术价值就更大了。

钱大听与张芭堂、范懋敏“拂尘祛蠹，手批目览几及十日，去其重复者，自三代迄宋，凡七仃二十余通，以时代前后为次，并记撰书人姓名，俾后来有考。明碑亦有字画可喜者，以近不著录，仿欧赵之例也。”^[17]碑目著录周碑一种，秦碑二种，汉碑二十九种，魏碑三种，吴碑三种，晋碑二种，梁碑二种，北魏碑六种，北齐碑四种，后周碑二种，隋碑五种，唐碑一百四十四种，后唐碑一种，后晋碑二种，周碑二种，宋碑二百另二种，金碑四十一种，元碑二百五十六种，无时代二种。续增碑目中，夏碑一种，周碑二种，汉碑九种，魏碑一种，宋碑二十三种，金碑三种，元碑一种。共著录八百零三种。

据钱大昕研究，明代好金石者“惟都、杨、郭、赵四家，较其目录，皆不及范氏之富，若于司直辈道听途说，徒供覆甑耳”^[18]。钱大昕《天一阁碑目》的问世，让天一阁藏碑的情况首次详细面世，大有益于学术。诚如钱大昕自己所说：“此书出，将与欧、赵、洪、陈并传，苇舟可谓有功于前人；而考证精审，俾先贤搜罗之苦心不终湮没，则予与芭堂不无助焉。”^[19]这决非自夸，而是实话。

钱大昕与天一阁的另一层关系也值得一书。钱大昕在主修《鄞县志》时，鄞县另一藏书家、抱经楼主“青厓尽出其家藏宋元旧志及四明人诗文写本，与共商榷，”两人关系密切。钱大昕应邀撰《抱经楼记》，其中两段话颇有关于天一阁之研究。其一曰：“四明古称文献之邦，宋元之世，攻婉楼氏、清容袁氏，藏书之富，甲于海内。明代储藏家则有天一阁范氏，而四香居陈氏、南轩陆氏次之。然聚多易散，惟范氏之书，岿然独存，浙东西故家，莫能逮焉。”其二曰：“兹楼之构修广，间架皆摹天一阁，而子孙又多能读书者，日积而月益之，罔俾范氏专美于前，是所望也。”^[20]天一阁之“岿然独存”和抱经楼模仿天一阁之事，寥寥几笔，昭然若揭。

总之，钱大昕以其自己的学术成就叩开了天一阁之门，以其所编《范氏天一阁碑目》而在天一阁的历史上留下了自己的踪迹。(www.xing528.com)

模仿天一阁的抱经楼其厅堂已迁入天一阁

注释

[1]瞿中溶《金石文目录后记》。

[2]王鸣盛《金石文跋尾序》。

[3]钱大昕《文献征存录》之《潜研老人自题像赞》。

[4]钱大昕《鄞县志》之《鄞县志凡例》。

[5]钱大昕《鄞县志》之《鄞县志凡例》。

[6]钱大昕《鄞县志》之陈钟琛《鄞县志序》。

[7]钱大昕《郸县志》之《鄞县志凡例》。

[8]钱大昕《郸县志》之《鄞县志凡例》。

[9]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三十五之《勤县志局与同志书》。

[10]以上史料主要来自钱大昕之《鄞县志》和《潜研堂文集》。

[11]顾吉辰《钱大昕研究》之《钱大昕、钱大昭著作考》。

[12]钱大昕《潜研堂文集》之《卢氏群书拾补序》。

[13]钱大昕《潜研堂文集》之《与谢方伯论平水韵书》。

[14]冯贞群《鄞范氏天一阁书目内编》附三之钱大昕《天一阁碑目序》。

[15]冯贞群《鄞范氏天一阁书目内编》附三之钱大昕《天一阁碑目序》。

[16]冯贞群《鄞范氏天一阁书目内编》附三之全祖望《天一阁碑目记》。

[17]冯贞群《鄞范氏天一阁书目内编》附三之钱大昕《天一阁碑目序》。

[18]冯贞群《鄞范氏天一阁书目内编》附三之钱大昕《天一阁碑目序》。

[19]冯贞群《鄞范氏天一阁书目内编》附三之钱大昕《天一阁碑目序》。

[20]王余光《藏书四记》之钱大昕《抱经楼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