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祖望与天一阁：历代名人与藏书文化

在天一阁的历史上，史学大师全祖望是登阁次数较多的学者之一，也是对天一阁的历史、藏书、碑帖作过研究的少数几位学者之一，其《天一阁藏书记》、《天一阁碑目记》“两记”迄今仍是学者研究天一阁的必读之物。本文重点论述全祖望与藏书文化、特别是天一阁藏书文化的关系，以求教于行家。

全祖望（1705~1755），字绍衣，号谢山，宁波鄞县人。乾隆丙辰（1736）进士，不与鸿博试，散官以知县用，遂不复出。家居后，续修黄宗羲《宋元学案》，校《水经注》，续选《甬上耆旧诗》，所撰有《丙辰公车征士小录》、《汉书地理志稽疑》、《经史问答》、《鲒埼亭集》、《句余土音》、《三笺困学纪闻》等。全祖望之名世，主要是在史学方面的卓越成就。同时，他也是清代前期浙江藏书家中的重要一家。

甬上全氏乃诗礼传家，素以藏书闻名。据全祖望《双韭山房藏书记》记载，其六世祖侍郎公全元立时已收藏图书，藏书大半抄之城西万卷楼，又有部分是侍郎公当值永陵讲筵时的赐书，被称为阿育山房藏本。侍郎公去世后，书卷法物多归长子宗人公之手，全祖望的五世祖和州公全少微仅得十分之一。宗人公之后，其子孙“以遗书为故纸，权其斤两而卖之”，“遂荡然无一存者”。其高伯祖宫詹公全天叙平淡斋也多藏书，由于子孙均分，复难聚集。而和州公全少微春云轩藏书，一传至全祖望高祖应山公全天授，再传至全祖望曾祖父全大和、全大程之手，日积月累，“几复阿育山房之旧”。其时恰逢明清交替之际，社会动乱，全氏家人避难山中，藏书被兵将所焚。

全祖望像

国难稍定，全祖望祖父赠公全吾骐授徒山中，以“束修”购书，对于其力未能购者，则手抄之。全祖望的父亲全书、仲父全馥年少之时均以抄书为练字，全祖望少年时也曾受命抄书。^[1]由于深受祖辈影响，全祖望“性好聚书，弱冠时，登范氏天一阁、谢氏天赐阁、陈氏云在楼，遇稀有之本辄借抄。人都，抄书不缀。……及放归，重登天一阁，借抄不缀”^[2]。经过祖孙三代的努力，至全祖望时，藏书达五万卷。全氏祖先原有藏书楼曰“双韭山房”，早毁。祖望之祖父复以此名其书楼，至祖望时仍用其名。

全祖望《天一阁藏书记》书影

作为藏书家的全祖望，不是那种“仅以夸博物，示多藏”的为藏而藏的人，而是致力于“藏以致用”。作为黄宗羲先生的私淑弟子，他的藏书思想与黄宗羲在《天一阁藏书记》中表述的一脉相承，他特别赞赏黄宗羲之“藏书者，谓当以书明心，不可玩物丧志，此则藏书之至极也”^[3]。全祖望一生搜书、抄书和藏书，都与他的好读书密不可分。他认为：“夫藏书必期于读书。然所谓读书者，将仅充渔猎之资耶？抑将以穿穴而自得耶？夫诚研精得所依归，而后不负读书。“^[4]藏书是为了读书，读书是为了学问。这在他的诗中也表明得很充分：“藏书不择，糠枇混精凿。藏书不读书，庋置怜寂寞。读之或不善，丧志空作恶。”^[5]由于全祖望自少年时代始，即卷忠烈遗事”，从他二十一岁起，便正式开始了搜求乡邦文献，从事“故国遗事”的撰著。因此，收藏地方文献是全祖望藏书的一大特色，是双韭山房藏书的一大特色。笔者在《宁波藏书文化的地域特征》一文中曾指出：“宁波的帚代藏书家，尤好留意桑梓，集刊文献。史学大师全祖望‘于里中掌故考索尤勤’，其藏书楼双韭山房’所藏典籍也以是类为备”并引用其《鲒埼亭集》的原话：“四明志乘以吾家为最备，自胡尚书宝庆志、吴丞相开庆志、袁学士延祐志、王总管至正志、李孝廉永乐志、杨教授成化志、张尚书嘉靖志，无一佚失，足以豪矣。”《宁波府志》是他入京中进士后，人庶常馆，以翰林身份借读皇家藏书《永乐大典》时所抄。他还从天一阁所藏《四明文献录》中抄得四明最早的方志——《乾道四明志》。其典藏的地方志成为双韭山房的镇库之宝。^[6]

如前文所述，全祖望作为黄宗羲的私淑弟子，自幼遍读黄著，特别是黄宗羲的《天一阁藏书记》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天一阁及范氏族人充满了崇敬，并引为甬人的骄傲。“浙东藏书家，首推天一阁。”其在《西江书屋》中表达的便是明证。雍正元年（1736），年仅19岁的全祖望虽如“乳虎初生”，然“已具食牛之气”，作为董正国先生的“门下俊人”，也破例登上了天一阁。这既是范氏族人慧眼识才的表现，也是笔者认为的天一阁是向学者、专家适度开放的一个佐证^[7]，更是全祖望实力的体现。天一阁成了全祖望求知的圣地，使他对天一阁充满着深厚的感情。当他“薄游京洛”十年，备尝人间艰辛而返回家乡后，一次偶然路过天一阁，触景生情，写下了《久不登天一阁，偶过有感》的诗，诗曰:“历年二百书无恙，天下储藏独此家。为爱墨香氏绕屋，只怜带草未开花。一瓻追溯风流旧，十载重惊霜髯加。老我尚知孤竹路，谁来津逮共乘槎。”全祖望是乾隆二年（1737）“左降出都”，同年十月，带着“左迁”、“罢官”的满腹愤懑返里的。从乾隆三年（1738）到乾隆卜二年（1747），是全祖望的“家居十载”，潜心学术研究的时期，与天一阁的关系更加密切，他“放废湖山，无以消日”，于乾隆三年再次登上了天一阁，从此“便整日埋头在天一阁内“。^[8]此时全祖望住宁波湖西白坛里。乾隆五年（1740），全祖望迁居天一阁旁青石桥胡氏之“适可轩”，其藏书处仍名双韭山房。全祖望何以迁此，原因不明。但笔者以为方便到天一阁读书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从湖西白坛里到天一阁约卜五分钟路程，从适可轩到天一阁则只需五分钟，进天一阁读书、理书更方便了。更何况适可轩原也是一处不错的藏书处。适可轩主人胡德迈，号鹿亭，清康熙间人（生卒年不详），所居曰野意园，藏书处日适可轩，“萧疏明瑟，极花鸟之胜”。其收藏颇精，所藏宋刻本《扬子法言》奉进于朝廷，深得圣祖康熙赞赏，翻阅良久，完璧归胡，赐御书唐诗二绝句以答之。胡德迈获御书后，遂将藏书楼改名为“宝墨楼”。全祖望迁居「此，无论从哪个方面讲，可谓适得其所。

全祖望手迹

10年间，全祖望多少次登上天一阁，目前已无法稽考清楚，但天一阁对他的学术影响是毋庸置疑的。新会梁启超先生曾言：天一阁实大有益于黄、万、全。黄，指黄宗羲；万，指万斯同；全，即指全祖望。此话实在说到了点子上。天一阁不仅培养了全祖望，而且影响到他对藏书及藏书文化的重视。全祖望不仅是一位藏书达五万卷的大藏书家，而且为研究我国藏书文化留下了极其宝贵的史料。其《鱼吉埼亭集外编》卷十七所收的《天一阁藏书记》、《二老阁藏书记》、《丛书楼记》、《小山堂藏书记》、《双韭山房藏书记》、《天一阁碑目记》、《钞〈永乐大典〉记》、《春明行箧当书记》、《小山堂祁氏遗书记》等系列文章，都是今天研究藏书史的重要文献资料。全祖望、全祖望的学术与天一阁及中国藏书文化的关系密不可分、紧紧相联。

全祖望的《天一阁藏书记》和《天一阁碑目记》，其在天一阁研究中的学术价值不言而喻，但迄今尚无人有过系统的表述。本人以为“两记”至少具有以下三方面的重大价值：

1.天一阁命名的首一次揭示

一般的藏书家都会给自己的藏书楼起一个雅致且富涵义的名字，范钦也不例外。他给他最初的藏书处命名为东明草堂，把在宅东建成的命名为天一阁。关于缘何取名天一阁，范钦自己没有留下任何解释。全祖望在乾隆三年（1738）撰写《天一阁碑目记》中首次论及天一阁命名的由来，他写道：“阁之初建也，凿一池于其下，环植竹木，然尚未署名也。及搜碑版，忽得吴道士龙虎山天一池石刻元揭文安公所书，而有记于其阴，大喜，以为适与是阁凿池之意相合，即移以名阁。”^[9]由此可知，阁成在先，命名在后，天一阁的命名有其偶然性，范钦似乎并未按照“天一生水，地六成之”来规划设计他的藏书楼。至于其建筑中的用“六”现象，倒真是受了《易经》的影响，这在中国古代建筑中也有例可寻。真正把建筑的形制与命名与《易经》结合起来的首推清高宗弘历，他在修《四库》、建七阁的过程中，对天一阁作了详细的调查，认为天一阁的建筑上通为一，下分为六，皆有精义，盖取“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之意。“天一生水，地六成之”是乾隆首次概括出来的，并非《易经》或其注中的原话，可见范钦不可能按此八字来建设书楼。对于天一阁的命名缘由，最初由全祖望提出，并由乾隆作概括性解释，是否范钦原意，已无从知晓了。

2.天一阁碑帖的首次编目

历代藏书家大多重视碑帖的收藏。当初范钦购入万卷楼遗书时，同时购入了大量的万卷楼藏帖，迄今尚存多种。但天一阁的藏帖在全祖望之前无人整理、编目。到乾隆三年（1738）全祖望重登天一阁时，发现“天一阁书目所载者，只雕木写本耳”，不见帖目。可是他却发现“独有一架，范氏子弟未尝发视，询之，乃碑也”。全祖望的这一发现让他欣喜万分。首先，天一阁的藏书，“明时无人过而问者。康熙初，黄先生太冲始破例登之”。其后，虽有学者登阁，然关心者多为书，“皆不及碑”，而他才首次“清而出之”。其次，全祖望充分认识到碑帖的价值，池认为：“金石之学别为一家，古人之嗜之者，谓其残编断简，亦有足以补史氏之阙。”天一阁尚有如此待开垦的处女地，全祖望自然兴致大增，认为“听其日湮月腐于封闭之中，良可惜也。”于是他就“力挟笔砚来阁中，检阅款识，偶有所记”，编录碑目。^[10]这是天一阁碑帖的首次编目。虽然这部碑目早已失传，但他的《天一阁碑目记》和《鳍埼亭集》卷三十五有关天一阁碑文的题跋仍为我们保存「天一阁清初碑帖收藏的大量信息，功不可没。

3.天一阁藏书来源的一家之言

关于天一阁藏书的来源，据天一阁骆兆平研究员研究，主要来自四个方面，即：一为范钦足迹所到之处留心收集；二为向藏书家借抄；三为购入丰坊万卷楼、袁忠彻静思斋等故家散出之书；四为友朋所赠。而购入丰坊万卷楼之说，其依据便是全祖望的《天一阁藏书记》。其《天一阁藏的记》云：“是阁肇始于明嘉靖间，而阁中之书不自嘉靖始，固城西万卷楼旧物也。”丰坊“晚得心疾”，其万卷楼五万卷藏书中，宋窠与写本为门生窃去十之六七，复遭大火，所存无几，售与天一阁范钦。后丰坊又将碧让园和万卷楼刻石售予范钦，并立字为据。^[11](www.xing528.com)

关于丰坊售书于范钦之说，不知全祖望有何依据，只能算作一家之言。而这一家之言也受到了严峻的挑战。民国时期“以鬻书为业”的鄞县人林集虚曾于1928年7月偕镇海吴文莹、肖山朱鼎煦、范钦十二世孙范盈实登阁十日，并编有《目睹天一阁书录》，共四卷附一卷。林集虚认为“天一阁藏书非丰氏万卷楼旧物”。其主要理由有二，一曰藏书楼主人范钦无一言道及，而首位登阁的黄宗羲也未曾言及此事，全祖望之言无所据。二日天一阁藏书中未见有丰坊万卷楼藏书印章。而一般言之，藏书家均有自己的印章。因此天一阁藏书非万卷旧物。^[12]笔者以为，林集虚之言并非毫无道理，言天一阁藏书为丰氏万卷楼旧物尚不能确证。当然，我们也不能随便否定。因为丰坊确将碧沚园和万卷楼刻石售于范钦，今阁中尚存万卷楼帖石多方。至于书籍，万卷楼遭火后已所剩无几，售于范钦的当极有限。也许这有限的几部后来也都流失了，这也是极有可能的。全祖望之说可以姑且存之，但我想不能作为天一阁藏书的一大来源或重要来源，最多只能算天一阁购入的众多故家散出之书中的极普通的一家。

总之，全祖望以其渊博的学识，以短短的“两记”，就揭示了天一阁命名的缘由，保存了天一阁碑帖初次编目的大量信息，提出了天一阁藏书来源的一家之言，在天一阁乃至中国的藏书史上留下了重要的地位。他的《天一阁藏书记》的另一学术价值，就是还极详尽地论述了丰坊万卷楼藏书的源流。笔者在《丰坊与天一阁》中已作了专门论述，此处不再赘述。

全祖望墓

注释

[1]以上资料主要引自全祖望《鲒埼亭集》卷十六。

[2]见严可均《全绍衣传》，转引自王永健著《全祖望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1月第1版。

[3]见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十七。

[4]见全祖望《鲒埼亭集》卷三十四。

[5]见全祖望《鲒埼亭诗集》卷二。

[6]见虞浩旭《宁波藏书文化的地域特征》，黄建国主编《中国古代藏书楼研究》，中华书局1999年6月第1版。

[7]见虞浩旭《宇波藏书家的人文主义精神》，宁波市委宣传部等单位编印《“宁波主题文化”研讨会论文集》，2000年4月。

[8]见王永健《全祖望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1月第1版.

[9]见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十七之《天一阁碑目记》。

[10]见全祖望《站埼亭集外编》卷十七之《天一阁碑目汜》。

[11]见清徐兆昺《四明谈助》。

[12]转引自冯贞群《天一阁书目内编》附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