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发生过的历史，无论当时或后人如何评价，这些历史本身都具有研究价值。本文研究的是一本“文革”时期的文学杂志，重新研究这本杂志的意义在于我们可以通过对“文革”时期一本文学杂志的分析和评价，深入认识在特定历史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价值和现实处境中的选择。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可以在清理这本文学杂志的历史时，从中发现它和中国1976年以后文学现状的关系。在1976年后成名或者长期活跃于当代文坛的主力作家中，许多人的文学生涯都开始于这本杂志，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国1976年以后的文学源头，其实是从这本文学杂志开始的。这本文学杂志就是广为人知的《朝霞》杂志。
目前关于《朝霞》的系统研究还没有，在众多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著作中，虽然在叙述“文革”时期的文学创作时，会偶然提到《朝霞》，但基本是否定性评价。[1]这对于全面了解“文革”时期的文学和作家活动情况，显然是不够的。王尧认为：“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说到自己当年阅读《朝霞》时的情景。我自己关于文学的许多观念就萌芽在这种阅读之中，虽然我此后不断校正和抛弃‘许多观念’中的种种，但其影响挥之不去。这常常提醒我：‘文革’和‘文革文学’曾经是我和我们成长的思想文化资源；历史的残酷在于它开了个玩笑，一个曾经是‘正面’的资源终于成了‘负面’。”[2]“文革”时期阅读这本杂志的人相当广泛，朱学勤回忆说：“此时上海出版了四份杂志：《学习与批判》、《朝霞》，《摘译》自然科学版和社会科学版。虽然也是左，但比‘两报一刊’好看，相信同年龄的人都还记得。这四种杂志，父亲总是定期寄到我生活的地方，引起周围同道者的羡慕。后两种杂志，今天我还保存得很好。”[3]
近几年来，《朝霞》杂志常常被人提起，主要因为余秋雨的“文革”经历。在关于余秋雨“文革”经历的争论中，《朝霞》杂志依然是以负面姿态出现的。余秋雨自己都认为：“《朝霞》是上海人民出版社编的一本文艺杂志，由写作组的一位陈女士实际主管，倾向极左，质量不高。”[4](www.xing528.com)
另外，一些早年曾是《朝霞》作者的作家，如黄蓓佳、贾平凹、钱钢等人，也在回忆自己早年的文学经历中提到《朝霞》杂志，虽然不回避自己的文学经历，但没有正面评价这本文学杂志。许多研究者的评价，基本也是延续政治上对《朝霞》杂志的定性，很少从当时这本杂志的实际情况进行分析。[5]
笔者认为，对存在过的历史做完全简单的否定性评价，对于人们了解真实的历史并没有帮助，甚至误导人们对那一段历史产生先入为主的陈见，为此我们首先需要清理《朝霞》杂志的基本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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