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提到：
这位褚慎明原名褚家宝，成名以后嫌“家宝”这名字不合哲学家身份，据斯宾诺沙改名的先例，换称“慎明”。[9]
第二次提到：
辛楣问她怎样消遣，她说爱看话剧，问辛楣爱看不爱看。辛楣说：“我很喜欢话剧，可惜我没有看过——呃——多少。”范小姐问曹禺如何。辛楣瞎猜道：“我认为他是最——呃——最伟大的戏剧家。”范小姐快乐地拍手掌道：“赵先生，我真高兴，你的意见跟我完全相同。你觉得他什么一个戏最好？”辛楣没料到毕业考试以后，会有这一次的考试。十几年小考大考训练成一套虚虚实实、模棱两可的回答本领，现在全荒疏了，冒失地说：“他是不是写过一本——呃——‘这不过是’——”范小姐的惊骇表情阻止他说出来是“春天”“夏天”“秋天”还是“冬天”。……辛楣承认无知胡说，她向他讲解说“李健吾”并非曹禺用的化名，真有其人，更说辛楣要看剧本，她那儿有。[10]
这段话中，涉及了两个在中国现代话剧史上有名的剧作家。一个是曹禺，一个是李健吾。他们和钱锺书同出一校一系。李健吾1925年入清华，后留校任教，当时任外文系系主任的王文显的助授。
钱锺书这个比喻肯定有深意，不是随便用的，从比喻中可以判断这是对两个剧作家的评价。1981年版的《围城》在这段话下面没有注释，但1991年再版的《围城》有一个注释：“《这不过是春天》是李健吾的剧本，在上海公演过。”[11]在《围城》中赵辛楣的身份是“美国留学生，本在外交公署当处长，因病未随机关内迁，如今在华美新闻社做政治编辑”[12]。这种身份要是不知道曹禺，好像说不过去，可是在小说中他确实不知道曹禺。把李健吾误说成曹禺，可见对李健吾的印象要超过曹禺，这难道不是对两个剧作家的一种评价吗？“伟大的戏剧家曹禺”没有让赵辛楣有印象，他只记住了李健吾。如果说这是赵辛楣故意和范小姐开玩笑，那么在事后的情节中钱锺书应该有所交代，但我们在《围城》后来的故事发展中，没有看到对这个情节的说明。一般说来，小说家敢在自己小说中拿自己的同学和熟人开玩笑有两种情况，一是特别相知，二是彼此有看法。前者可以理解为善意的调侃，后者可能就另有深意了。钱锺书的夫人杨绛也是剧作家，钱锺书对剧作家的评价是很为难的。
这里面其实还有故事。1934年7月1日，《文学季刊》第1卷第3期出版的时候，在剧本一栏中，共发了三个剧本。依次是李健吾的《这不过是春天》、曹禺的《雷雨》和顾青海的《香妃》。
李健吾在《时当二三月》一文中说：“戏是有一出的，就是早已压在靳以手边的《雷雨》……我抓住了靳以。他承认家宝有一部创作留在他的抽屉。不过，家宝没有决心发表，打算先给大家看看，再作道理。同时，靳以和巴金都说，他们被感动了，有些小毛病，然而被感动了，像被杰作感动一样。靳以说：‘你先拿去看看。’我说：‘不，不登出来我不看。’《雷雨》问世了。编者是有气魄的，一口气登完这四幕大剧。”[13]至于把《这不过是春天》排在《雷雨》前面，李健吾的解释是：“我不埋怨靳以，他和家宝的交情更深，自然表示也就要更淡，做一个好编辑最怕有人说他徇私。”(www.xing528.com)
从这个文坛掌故可以判断，当时文学界对李健吾和曹禺剧本的看法，并不如后来那样，当时可能对李健吾剧本的评价更高一些。由此看来，钱锺书可能更认同李健吾的剧本，但在事实上，后来作为当时影响很大的剧作家的李健吾其实是被遗忘了。
司马长风在《中国新文学史》中提到李健吾和曹禺，他对《这不过是春天》评价很高。他比较曹禺和李健吾：“如果拿酒为例，来品评曹禺和李健吾的剧本，则前者有如茅台，酒质纵然不够醇，但是芳浓香烈，一口下肚，便回肠荡气；因此演出的效果之佳，独一无二；而后者则像上品的花雕或桂花陈酒，乍饮平淡无奇，可是回味余香，直透肺腑，且久久不散。”司马长风还说：“李健吾有一点更绝对超过曹禺，那便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独创性；而曹禺的每一部作品，都可以找出袭取的蛛丝马迹。”
李健吾后来也写过关于《雷雨》的评论，他指出：“容我乱问一句，作者隐隐中有没有受到两出戏的暗示？一个是希腊欧里庇得斯（Euripides）的HiPPolytus，一个是法国拉辛（Racine）的Phedle，二者用的全是同一的故事：后母爱上了前妻的儿子。”
李健吾的这个看法和钱锺书相同，不过钱锺书指出的是另外的文学作品。叶瘦秋在《钱默存先生交游录》中引过一则史料，其中可能是暗指曹禺。这则史料是：“我们的作者给他骂中了中国旧小说的余毒，气得有口难辩，因为他明明受外国的影响。他听人说过英国小说家乱伦事（D.H.Lawrence），对于犹太心理学家父老夺爱（Freud）的理论也略有些风闻，可是他又没有艺术上的勇气，真写娘儿子恋爱，所以写的乱伦事件，不过是儿子夺老父的‘犹太’——如夫人。”[14]
钱锺书这里指的是弗洛伊德和劳伦斯的小说《儿子与情人》。这个材料据引者说是出于小说《灵感》，但在现行的小说版本中没有这段话了，有可能是原刊时出现过，以后可以查一下原刊作品的杂志。
1980年11月，钱锺书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的教授恳谈会上，以《诗可以怨》为题发表了演讲。他在该文中说道：“按照当代名剧《王昭君》的主题思想，‘汉妾辞宫’绝不是‘怨’，少说也算得上是‘群’，简直竟是良缘嘉会，欢欢喜喜，到胡人那里‘扬蛾入宠’了。但是，看《诗品》里这几句平常话时，似乎用不着那样深刻的眼光，正像在日常社交生活里，看人物都无须荧光检查式的透视。”[15]《王昭君》是曹禺改革开放后完成的一部著名历史剧，从钱锺书的语气中可以判断，他对此剧的评价不高。
1979年5月，钱锺书访问美国，评论家水晶问钱锺书，曹禺现在如何。钱锺书回答：“曹禺很好。今年下半年将可能来美国访问。”[16]1980年4月曹禺访问美国时，曾回答过汤晏的提问，问及钱锺书时，曹禺说：“锺书与我是清华外文系同班同学，我是从南开转学去的，我们同届毕业，他是个大学问家，极其渊博。比起来，我写写剧本，只是雕虫小技没有什么，他真是了不起。”[17]
还有一个小细节，曹禺把《雷雨》的主要情节发生地设置在了无锡，那样一个富于传奇的故事，一定是出于无锡的大家庭，而无锡是钱锺书和杨绛的家乡。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