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瑶学术道路中的林庚记忆-《历史的趣味·谢泳卷》

王瑶学术道路中的“林庚记忆”是指：在王瑶学术道路中他和林庚关系有一个微妙变化，这个变化成为王瑶的一种记忆。它从深层体现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对人事和社会的一种看法，也曲折表达了在当时社会环境下对自己学术追求的维护。

我们今天解读这种学术活动中的微妙事实，目的不是判断当事双方的情感关系或者对当事双方学术高下作评价，而是通过对这种微妙关系的注意，体察王瑶当时内心世界的丰富和敏感。

王瑶和林庚同出清华，又同在朱自清门下。林庚本人是新诗人，但自己的专业是中国古典文学；而王瑶的本业是中国古典文学，后来的学术转向了中国现代文学；他们同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共事。学术史上常常存在非常有趣的现象，就王瑶和林庚来说，从早年经历观察，林庚是最容易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因为他本人即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主要参与者。但后来事实恰好相反，林庚始终研究他的古典文学，倒是王瑶及时把自己的学术兴趣转向了中国现代文学。王瑶比林庚小四岁，王瑶是山西平遥人，林庚是福建闽侯人，一北一南。王瑶出身商人家庭，家境小康，而林庚则是书香门第，父亲是大学教授。

我们从《中国新文学史稿》的一个细节说起。

1951年，王瑶出版了《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在该书的第七章第二节“技艺与意境”的最后一段，对林庚的诗有这样的评价：

一九三四年林庚出了他的诗集《夜》，包括四十三首抒情诗，以后又有一本《春雨与窗》，如果要加名目的话，这也可以说是象征主义的诗歌。他感到现实是暗沉沉的夜，也朦胧地追求一些什么，但得到似乎只是这些闲适的诗。他说“黄昏，我爱这黄昏。”黄昏代替了黎明，他对过去寄予了一些留恋。他孤独，也不少幻灭的感觉，但也压不下又去追求的情绪；正像一个夜行人，他是在孤独中摸索着的。他说“来的路上灭了一个个星，更为什么缘故不时的回顾？”（《自己的写照》）他对前途感到模糊，因此诗作中有的是怀古感旧的情调；诗是缠绵忧悒的，音调的柔和凄楚也与诗的情调一致，技艺是有相当成功的。他以为他自己“生于愚人与罪人之间，因觉得天地之残酷。”（《在》）“愚人”与“罪人”自然是社会上对比的阶级关系，他讨厌“罪人”，但自然不能寄希望于“愚人”，于是只有悲愤了。在《二十世纪的悲愤》一诗中说：

二十世纪的悲愤，

乃如黑夜卷来；

令人困倦；

漫背着伤痕，走过都市的城。

他否定了现在，虽然有强烈的恋念过去的情感，但他不能不直感地去追求，这就是他诗作中的主要内容。诗的形式和内容也是一致的，他尝试着各种，有时用标点，有时又不用，在技巧上是有相当成就的。^[1]

到了1953年，王瑶完成了《中国新文学史稿》下册的写作。经过修改，分为上下两册完整出版的时候，王瑶把原来的“技艺与意境”一节，改为“‘新月派’与‘现代派’”。除了对原“新月”诗人评价有所调整和修改外，比较明显的一个改动，就是删除了上册中原来对林庚诗的评价。^[2]

1982年版《中国新文学史稿》再版的时候，又恢复了对林庚诗的评价，但仔细比较，与初版略有不同。初版认为林庚诗“技艺是有相当成功的……在技巧上是有相当成就的”一语，到了上海文艺版改为“技巧是相当成熟的……在技巧上有一定的成就”。^[3]该书的修改虽然是王瑶的学生帮助他完成的，但可以判断为是王瑶的认识。

《中国新文学史稿》中对林庚诗的评价，前后有一点小变化，这可以理解为是王瑶学术道路中的“林庚记忆”。按说大部头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对一位当时还是普通诗人的评价，没有必要这样在意，但我们从后来《中国新文学史稿》的修订中发现，王瑶对林庚诗的评价是很细心的。断语非常审慎，有认真的分寸感，这个细节中包含了对“林庚记忆”的态度，话可能还要往远处说。

1947年，林庚《中国文学史》出版后，王瑶曾写过一篇长文《评林庚著〈中国文学史〉》，发表在1947年10月出版的《清华学报》上。王瑶的文章一开始即对林庚的《中国文学史》下了这样一个结论：“这一部《中国文学史》不仅是著作，同时也可以说是创作；这不仅因为作者的文辞写得华美动人，和那一些充满了文艺气味的各章的题目。这些固然也是原因，但更重要的是贯彻在这本书的整个的精神和观点，都可以说是‘诗’的，而不是‘史’的。”^[4]

这篇书评其实对林庚的《中国文学史》的写法并不赞同，除了肯定文辞方面的成绩外，基本是否定的。王瑶认为，写史要有所见，绝对的超然的客观，事实上是不可能的。王瑶说：“写一部历史性的著作，史识也许更重于史料。”^[5]王瑶在这篇书评的最后引了朱自清的一个判断来说明自己的看法：“文学史的研究得有别的许多学科做依据，主要的是史学，广义的史学。”^[6]林庚《中国文学史》的序言是朱自清写的，而朱自清恰好也认同王瑶对林庚的评价。1947年12月11日，朱自清在给王瑶的一封信中曾提到：“书评已读过了，写得很好。意见正确，文章也好。虽然长些，我想不必删。”^[7]

我没有注意到后来林庚对王瑶这篇书评的具体意见，但因为是批评的声音，对作者而言总会留下深刻记忆。1953年，王瑶在平明出版社出版《中国文学论丛》，没有收入这篇关于林庚《中国文学史》的书评。同样，到了1957年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关于中国古典文学问题》一书时，也没有这篇书评。1993年台湾出版王瑶《中国文学纵横论》时，该文才第一次入集。这些选择也许是偶然的，但也可能与1952年发生的对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的批评有关。

1952年8月30日下午，出版总署召开了《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座谈会。座谈会由叶圣陶主持，王瑶没有出席，而是请吴组缃为他留意会中发言，所以吴组缃第一个讲话，留下时间记录别人的意见。当时出席这个座谈会的学者有吴组缃、李何林、孙伏园、林庚、李广田、臧克家、钟敬文、黄药眠、孟超、蔡仪、杨晦、袁水拍、王淑明、叶圣陶、傅彬然、金灿然、王次青、唐达成。林庚在座谈会上作了如下发言：

一九五〇年能写出这本书，在材料上能按照他自己的系统作了初步整理，虽然这个系统是有缺点的，但作者的努力是应该肯定的。

正是由于这样一种情况：作者依靠史料的地方较多，表现自己看法的时候较少，书中大半是引用别人的意见，因此从整个文学史上，就显示不出一个一贯而有力的主流来。作品的介绍很少直接分析作品本身，多是间接地引用别人的评语，介绍的作品又多，我们一篇篇读过去，很难得到具体的印象。例如九十四页叙述王鲁彦等的作品时，我们看不出某一作家与某一作家的区别。(www.xing528.com)

关于社团的活动，也是这样。他并没有分析它们的背景是怎样的，所起的作用到底如何。如四十三页谈创造社，看不出它的特点是什么，因此，可以说这部文学史所表现的是罗列了很多的材料。我以为如果把它作为新文学史史料来出版，可能更妥当些。自然在编排去取之间也还应该注意把新文学史的主流表现的更明白些。^[8]

我们从事后《文艺报》发表的座谈会记录中可以看出，虽然会议相对温和，还没有后来“大批判”的那种气势，但会议所有发言，其实都是对王瑶的批判。肯定意见，只是发言过程中的一种技巧性表达。我们现在还没有史料确切说明这次会议的直接动因来自何处，但从当时参加会议的阵容可以判断，不是一个简单的学术团体组织的活动，由出版总署出面组织对一本学术著作的座谈会，可以理解为是当时负责意识形态主要机关的一种态度。王瑶对这次座谈会可以说是相当不满意，但在当时的环境下，他也不可能选择直接对抗性的拒绝方法。他表面上还要感谢这个会议，但又要曲折表达自己的意见，说明自己的一些苦心。比如，针对会议上王淑明批评他没有叙述苏区和解放区的文艺活动，王瑶在后来完成的《读〈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座谈会记录》^[9]中，直接做了申说，特别说明在下册中会有这方面的内容。可惜这篇回应性质的文章，送给《文艺报》后被退稿了，从中也可以想见王瑶当时的处境。他内心的压抑可能会使他选择了另外的表达方式，至少我们从后来他将关于林庚诗的正面评价删除的行为中，可以看到一种内心的微妙变化。座谈会上并没有人专门指出王瑶评价林庚诗有何不妥，按常理他没有删除的必要。比如书中对吴组缃小说的评价就没有做任何修改，也许可以反证吴组缃在座谈会上的发言，更容易让王瑶接受。到了1956年，北京大学开展“双反”运动，在所有受到批判的教授中，关于王瑶和林庚的批判文章最多，并分别出版了批判专集，两位学者的命运又落入了同样的历史处境中。

王瑶晚年谈论清华学派时，常常提到吴组缃和林庚，可见其对他们学术地位的尊重。但《中国新文学史稿》中这一处修改，还是值得注意。现在王瑶、林庚都已作古，他们的学术著作和学术交往已成为客观存在的事实，因为学者交往对深入理解他们的学术有很大帮助，所以注意这个小问题，或许不能说完全没有意义。

也许有人会说，王瑶删除对林庚诗的评价，也可能是一个技术问题，是出于当时版型的考虑。因为在原版型上有些必要的修改，比如关于胡适、徐志摩及新月派等方面，当时为了不重新排版，可能在字数上要迁就一点。如果此点可以成立，那么1982年再版时将“相当的成就”改为“一定的成就”就不好理解了，感觉后面的评价显然较原来的评价有所保留，不知这个观察会不会被认为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1989年10月，王瑶去世后，林庚在《怀念昭琛兄》这则短文中，记述了他们早年在一起时的几件小事。有“文革”中共同受难的经历，还有20世纪50年代在青岛编教材时的趣闻，但并没有涉及早年学术间的交往，没有再提王瑶对自己《中国文学史》的那篇书评，也没有涉及“《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座谈会”的情况。

历史已经过去，往事如烟，特殊时代留给中国知识分子一时不愉快的记忆，最后都被他们自己著作的经典地位冲淡了。优秀的学者总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杰出的学术著作不会因一时的批判而褪色。还是在这篇回忆文章中，林庚对王瑶的评价很高，认为他“博闻强识，勤奋过人，每日阅览各种书刊报纸多至数十份，一向令人佩服”。对于王瑶的学术贡献，林庚说：“他在新文学史研究、鲁迅研究、古典文学研究各个领域上所取得的大量成就，乃人所共见。”^[10]

2009年

【注释】

[1]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上海：开明书店，1951年，第201页。

[2]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4年，第197、202页。

[3]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第226页。

[4]《王瑶全集》第2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545页。

[5]《王瑶全集》第2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545页。

[6]《王瑶全集》第2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556页。

[7]《朱自清全集》第11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83页。

[8]见《文艺报》1952年第20号。

[9]《王瑶全集》第7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75页。

[10]《王瑶先生纪念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