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历史学家的陈寅恪，不但喜欢“以诗证史”，还喜欢“以小说证史”，如在《长恨歌》《崔莺莺》研究中，杨玉环入宫事实及崔莺莺身世以及《虬髯客传》暗指唐太宗等，[13]他均大量使用了小说史料。他早年研究佛经翻译文学，曾撰《西游记玄奘弟子故事之演变》，用佛经故事中土流传的事例，考证《西游记》故事最初来源曾受佛经故事影响并提出了小说故事构思演变的几个公例。陈寅恪对小说在历史研究中的价值有非常清晰自觉的认识。他讲《太平广记》史料时曾说过：“小说亦可作参考，因其虽无个性的真实，但有通性的真实。”[14]陈寅恪所谓“通性真实”，其实与恩格斯评价巴尔扎克小说时的名言表达的是同一个意思。恩格斯说：“他的作品汇集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我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东西还要多。”[15]巴尔扎克小说对时代反映的真实性，就是陈寅恪所说的“通性真实”，即对时代精神的把握达到了高度真实。
陈寅恪只写过一篇专门讨论中国小说的文章，但他关于中国小说叙述方式的观察却散见于很多学术论文中，这些对中国小说的片言只语，处处体现了陈寅恪对小说文体的深刻认识。他认为小说人物一定要描写详细，不避繁杂。陈寅恪说：“夫长于繁琐之词，描写某一时代人物妆饰，正是小说能手。后世小说，凡叙一重要人物出现时，必详述其服妆，亦犹斯义也。”[16]这个判断是建立在广泛阅读基础上得出的结论。陈寅恪还指出中国小说不善于叙述正式男女关系，主要是“以礼法顾忌之故……而于正式男女关系夫妇者，尤少涉及。盖闺房燕昵之情意，家庭米盐之琐屑，大抵不列载于篇章，惟以笼统之词，概括言之而已”。这个观察相当细致，值得研究中国小说者特别注意，以此角度切入，可以观察中国小说叙述方式的诸多特征。在陈寅恪的小说观中，正式男女关系与婚外私情恰是小说中最需详细铺陈叙述之处。他评价元稹悼亡诗时，对元稹的叙事才能有这样的概括：“微之天才也。文笔极详繁切至之能事。既能于非正式男女间关系如与莺莺之因缘，详尽言之于会真诗传，则亦可推之于正式男女间关系如韦氏者，抒其情，写其事，缠绵哀感，遂成古今悼亡诗一体之绝唱。实由其特具写小说之繁详天才所致，殊非偶然也。”[17]陈寅恪认为小说叙述中最重要是作者的“繁详”之才。陈寅恪同时指出，元稹能用古文试作小说而成功，因为《莺莺传》是自序之文，有真情实事。韩愈《毛颖传》则纯为游戏之笔，其感人之程度本应有别。陈寅恪总结道：“夫小说宜详，而韩作过简。”[18]
陈寅恪早年写《韩愈与唐代小说》，他的一个敏锐观察是唐代贞元时期是古文的黄金时代，同时也是小说的黄金时代。此时代里小说最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驳杂”，这是因为“唐代小说之所取材，实包含大量神鬼故事与夫人世所罕见之异闻”[19]。这个判断同样可以理解为是陈寅恪对小说题材来源的一个见解，当代小说家颇重加西亚·马尔克斯（Gabriel Joséde la Concordia García Márquez）《百年孤独》人鬼异闻相互交织的写法，其实中国小说起源中即包含了这样的叙述方法。(www.xing528.com)
陈寅恪学术论文中最常引的一则笔记是宋代赵彦卫《云麓漫钞》中关于唐代举子“温卷”的记载。[20]所谓“温卷”即是举子应试前将自己所写文章投献给当世名人，以求得他们了解。这些举子为让名流了解自己多方面的才能，常在一篇文章中要使用多种文体，因为“此等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陈寅恪由此判断，唐代小说起于贞元元和之世，与古文运动实同一时间，而其时最佳小说之作者，也即是古文运动中的中坚人物。因此唐代贞元元和间的小说，乃是一种新文体，不独流行当时，更辗转为后世所仿效，它与唐代古文为同一源起、同一体制。任何文体的变革均有现实原因，陈寅恪对文体变革的敏感是他注意到了文体变革的现实原因与文体变革以适于接受为基本指向，非如此不易收到的实际宣传效果。他后来讲韩愈的文学贡献时，也特别强调文体变革与宣传功效间的关系。因为文体变革的实际动因来源于改变僵硬的既成文体，所谓公式文字。文体变革一定要适于现实的接受习惯，这也是陈寅恪研究元白诗时，为什么要首先强调必须了解当时文体关系和文人关系的原因。陈寅恪指出：“小说之文宜备众体。莺莺传中忍情之说，即所谓议论，会真等诗，即所谓诗笔，叙述离合悲欢，即所谓史才，皆当日小说文中不得不备具者也。”[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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