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史》是陈寅恪的一首名诗，全诗如下：
虚经腐史意何如，溪刻阴森惨不舒。
竞作鲁论开卷语，说瓜千古笑秦儒。
关于此诗写作时间，有两说。清华版《陈寅恪诗集》系于1949年至1950年之间，三联版《陈寅恪集·诗集》系于1951年至1952年之间。周一良、朱新华断为1950年或该年暑假稍后。[6]
我曾认为该诗作于1951年后，并以为此诗是对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社论《应该重视关于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感慨。当寻到今典以后，可说这个判断完全错了。该诗是写岑仲勉的。时间当以周一良、朱新华判断较合情理。
岑仲勉1950年1月完成了他在中大的讲义《隋唐史》，先以油印形式在校内流传，1954年高教部印出供全国高校内部交流，1957年由高教出版社公开出版。
岑仲勉1949年后的学术研究中，喜引时人论述，比如郭沫若、斯大林等，思想观念多有趋时之论，如讲唐代“门第之见与郡望”一节中说：“犹兹今时土改，旨在铲除剥削，地主如能劳动自活，政府并未尝加以摧抑也。”[7]岑仲勉还喜欢现学现用唯物论和辩证法。《隋唐史》讲义附录中即有“试用辩证法解说隋史之一节”。岑仲勉认为“实则一切现象，属自然的或人事的，无不可应用辩证法以观察其因果”。文后岑仲勉又引了列宁一段关于辩证法的论述以及其他时论。附录二“论陈亡之必然性”，开始即讲：“唯物论辩证法范畴中有所谓必然性与偶然性，必然性是不可避免地要从事物本质、本身发展出来的现象、事变。偶然性是可有可无的现象，在其一般总过程上说，并不由现象的本质、本身生出来的现象，但可以说是出现于两个必然事变现象的交叉点上。”[8]众所周知，岑仲勉《隋唐史》讲义中对陈寅恪的许多观点多有驳论，金毓黻《静晤室日记》中说《隋唐史》“有意与陈氏为难，处处与之立异”[9]。
陈寅恪的独立思想向为人知，他给科学院的答复即为明证，陈寅恪不信辩证法。在同一所大学的同一个院系，岑仲勉《隋唐史》讲义中对辩证法的推崇，陈寅恪不会不知。
吴定宇《守望：陈寅恪往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对卞孝萱1958年批评陈寅恪事，虽隐其名，但出语严厉，此事件其实也涉及陈寅恪和岑仲勉的关系。
1958年8月17日《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第222期刊出卞孝萱文章《与陈寅恪先生商榷〈连昌宫词〉笺证问题》，1958年12月28日《文学遗产》第241期又刊卞孝萱《对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的一些意见》。近年随着当年文人往来书信的披露，人们得以知道这些文章当时完成的细部背景。2016年西泠印社春季拍卖图录中有一封岑仲勉致卞孝萱的信（《西泠印社中外名人手迹专场》图录编号2088，2016年，杭州），从中可看出岑仲勉和陈寅恪关系的一个侧面。原信不长，全文引述如下：
孝萱同志：
承示大著，持论甚稳。寅恪兄作品细针密缕，自是不易几及，然有时设想过曲，遂流于泥。拙对《连昌宫词》，无何研究，特述鄙见，以酬下问：
1.钱氏之说，似比墨庄进一步，批评时或当分开，不应等而视之。
2.陈引乐史之文，意是而言疏，引文后如加一句“当本自旧说”，便甚明白。
3.潭峻如能改五为六，那今皇字亦似应连类而改，又肃代德顺，恰五十年，亦参改，陈说显站不住。玄宗死后（宪、琮死在前）加入赠帝惔，可能凑足六数，但太勉强。究不如说不学无术者，以集名“长庆”，妄改为六，似较近。
4.陈意认“閗”才是正字，“枓”也是别字，且俞注应作“閗栱、枓栱”，今略去“閗”字，会遭到陈之反诘。（即是俞也不知“閗”为合）。
年谱承赐阅，怕无何补助，但也愿安承教也。此候撰祺。
岑仲勉 六、廿一。
原作璧(www.xing528.com)
由岑仲勉信中可知，岑仲勉虽对陈寅恪保有尊敬，但具体意见均为否定陈说，帮助卞孝萱驳陈寅恪。由1958年8月17日《光明日报》刊出卞孝萱文章《与陈寅恪先生商榷〈连昌宫词〉笺证问题》时间推断，大体可以得知，此信写作时间应是1958年6月21日。当时卞孝萱在北京工作，他写完《与陈寅恪先生商榷〈连昌宫词〉笺证问题》后，曾寄远在广州的岑仲勉征求意见，岑信即是为此而复。从后来公开刊出的《与陈寅恪先生商榷〈连昌宫词〉笺证问题》，我们可以发现，岑的意见，卞文多数采纳。卞文里虽没有直接出现岑信原话，但将原稿中岑指出过的问题都删除了。卞文完成后能想到先寄岑征求意见，可以判断卞深知岑与陈在学术上的分歧。
梁承邺《无悔是书生：父亲梁方仲实录》（中华书局，2016年）中讲到早年梁方仲和中山大学老辈学者的关系时，提到一个细节。陈寅恪曾给梁方仲赠过一个诗条，抄录了陈诗《壬午春日有感》。原诗是：“沧海生还又见春，岂知春与世俱新。读书渐已师秦吏，钳市终须避楚人。九鼎铭辞争颂德，百年麤粝总伤贫。周妻何肉尤吾累，大患分明有此身。”[10]
诗后有陈寅恪一段话：
尊作有真感情，故佳。太平洋战后弟由香港至桂林曾赋一律。仲勉先生时在李庄，见之寄和一首，不知尚存其集中否？和诗仅记一二句，殊可惜也。拙作附录，以博一笑。
方仲兄 弟寅恪敬启 十月十六日[11]
原诗条无具体年份，梁承邺判断为抄送时间以1961年的可能性更大些。梁说：“1961年10月7日岑仲勉辞世，我父曾写了悼诗，陈氏看悼诗后（也可能包括先父在李庄时期，曾用陈氏诗韵所做的旧诗），认为‘有真感情’，勾起与岑氏过往交谊的回忆，特地抄出与岑氏曾寄和过的一首旧诗赠先父并表达对岑氏辞世的悼念。同时，也不排除有藉送此诗抒发心曲的可能性。”
我以为梁承邺判断准确，虽未多言，但他敏感察觉到了陈岑关系的微妙处。梁书使用了影印件。陈诗《壬午春日有感》，陈集原诗题为《癸未春日感赋》，诗后注明“1943年春”而“壬午”为1942年，时间诗题略有差别。
在陈寅恪诗中，此诗因旁涉史料丰富，已无争议。胡文辉早已把古典、今典详释（见《陈寅恪诗笺释》，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现在的问题是岑仲勉去世后，陈寅恪何以要重抄当年旧诗给梁方仲，其中“心曲”为何？其实还是岑仲勉在《隋唐史》讲义中对陈寅恪多有批评，即金毓黻《静晤室日记》所言。比如陈寅恪高度评价韩愈在古文运动中的作用，而岑仲勉在《隋唐史》讲义“编纂前言”中即不点名批评陈寅恪。岑仲勉说：“苏轼称文起八代之衰，今之人更推愈为革命巨子，此以名家之言而漫不加察者也。由骈文转为散文，高武间陈子昂实开其先，唐人具有定论，继陈而起之散文作家，实繁有徒，下逮韩柳，完全踏入锻炼之途，唐文至此，已登峰造极，稍后，即转入樊宗师之涩体，终唐之世，无复有抗衡者。欧阳修作文重简（如新唐书）炼（如醉翁亭记），故盛推韩，由今观之，韩可谓‘散文之古文’。去古愈远，然可信当时一般人读之，亦非明白易晓者。故推究唐文改革，分应附于高武之间，以纠正九百年来之错觉，此又历史时间性不可抹杀之一例。”[12]
岑仲勉后又在《隋唐史》第十七节“文字由骈体变为散体”中再次重复同样的话，并在注解中直说：“吾人批判，要需看实行如何，若唯执一两篇文章，便加推许，则直相皮而已。”[13]
陈寅恪讲李唐先世源流，岑仲勉也不认可，而说“陈氏之说，殊未可信”[14]。关于岑仲勉《隋唐史》中驳难陈寅恪的具体事例，项念东《20世纪诗学考据学之研究：以岑仲勉、陈寅恪为中心》一书曾详列表格明示，[15]此不具引。
岑仲勉《隋唐史》除正文中对陈寅恪多有驳难外，注解中有些批评，可能让陈寅恪在感情上受到了伤害。比如关于“开远门为安远门”一事考证完结后，岑仲勉溢出考证，说了这样的话：“明是字讹失检，却不惜以意逆臆，且更诩为精密，实属是非颠倒。”[16]另外如关于安史之乱的评价，岑仲勉认为：“善战与否（就正义之战立论），需以爱国思想及经常训练等为先决条件，陈氏独谓‘安史之徒乃自成一系统最善战之民族，在当日军事上无与为敌’，则未免陷入唯心论。且更违反禄山亦常败衄之现实也。”[17]
我认为陈寅恪1951年绝句《经史》和1952年春绝句《咏校园杜鹃花》[18]均暗指岑仲勉。上述梁承邺提供的细节，似可作一旁证。
关于岑仲勉在隋唐史诸问题上对陈寅恪的驳难，陈寅恪虽在后来有些文章中有所涉及，但从未直接回应岑仲勉。听到岑仲勉辞世后，陈寅恪内心一定有物伤其类之感。
《壬午春日有感》，胡文辉释读甚详，此不备录。全诗整体意思是：在特殊情况下，读书人为了活下去，做点“八股文章试帖诗”和“宗朱颂圣”一类的事，以免杀身之祸，实为不得已。我理解陈寅恪诗赠梁方仲，是表达对岑仲勉批评的谅解，也略含对当年曾诗讽岑仲勉的歉意。这也许就是陈寅恪的“心曲”吧。
以往解陈诗的文章，对此诗争论颇多，但最后综合余英时、朱新华、胡文辉等人意见，将“虚经”和“腐史”联想《列子》和《史记》典故，认为此诗暗指“马列”，似成定论。此证成立，但它对应的却不是一个抽象观念，而是具体指岑仲勉用唯物辩证法来研究中国历史的事实。
“溪刻阴森惨不舒”用《世说新语·豪爽》典故，桓温读《高士传》，至于陵仲子，便掷去曰“谁能作此溪刻自处”。“溪刻”是苛刻、刻薄之意，恰合陈寅恪读《隋唐史》讲义的情景。“鲁论”后世借指《论语》，为读书人的课本，此处是“讲义”之意，代指岑仲勉《隋唐史》。“开卷语”，胡文辉联想“学而时习之”为《论语》第一句，解为当时“学习马列的风气”，意到而史未到，其实就是指《隋唐史》讲义“编纂简言”。
“说瓜”一典，胡文辉指出，源自卫宏《诏定古文尚书序》：“秦既焚书，恐天下不从所改更秦法，而诏诸生，到者拜为郎，前后七百人，乃密种瓜于骊山陵谷中温处，瓜实成，诏博士诸生说之，人言不同，乃令就视，为伏机。诸生贤儒皆至焉，方相难不决，因发机，从上填之以土，皆压，终乃无声。”
陈诗之意谓知识分子如果没有独立思想，简单趋时，最后结局可以想见。以往解陈诗，因受余英时先生影响，思路多偏向抽象政治，但此路如不通向具体人事，则陈诗还是不得确解，往往与诗意不合。解陈诗，寻得岑仲勉今典，陈寅恪的许多“谤诗”就易解了。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