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大学拟聘胡适为校长

一所大学追求的主导价值，常常可以从他聘任何种类型的大学校长的选择上看得出来。1949年前，中国高等教育保持独立性的一个重要特点，体现在教授的自由流动和大学校长的自由聘任方面，对于私立大学来说，这方面更为自由。今天谈论厦门大学较为人注意的是她和鲁迅的关系，但一个基本事实是鲁迅对厦门大学的评价并不高，《两地书》原信中曾有“厦大是废物，不足道了”^[4]的说法。1927年1月，鲁迅离开厦门大学后给韦素园写信，提到厦门大学时说：“总之这是一个不死不活的学校，大部分是许多坏人，在骗取陈嘉庚之钱而分之，学课如何，全所不顾。且盛行妾妇之道，‘学者’屈膝于银子面前之丑恶，真是好看，然而难受。”^[5]

鲁迅在厦门大学短暂的经历并不愉快，而且这一经历很可能直接影响了他后来的职业选择，因为1927年后鲁迅选择了自由作家的生活方式，终身不再进入大学。

1926年秋天，厦门大学聘任鲁迅的时候，鲁迅45岁；十年后厦门大学拟聘胡适做校长时，胡适恰好也是当年鲁迅到厦门大学时的年龄。厦门大学选择胡适来做校长，至少可以说明厦门大学当时认同胡适的社会声望和他的思想倾向，同时说明厦门大学期待追求的学风和大学的建设目标与胡适的理想相近。

厦门大学拟聘胡适做校长的历史事实出自台静农，是台静农晚年和胡适的助手胡颂平说起的。胡颂平把这个信息记在了《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中：“1937年4月18日：‘今春，厦门大学拟聘先生为校长，托由台静农代为接洽，先生婉谢。’”胡颂平特为此条加一注解：“台静农与编者谈起先生复他的谢绝之函，惜已遗失。”^[6]

虽然台静农不可能提供胡适的原信，作为这一历史事实的确切证据，但从一般的经验判断，台静农的话是可信的。台静农本人和鲁迅关系很近，晚年在台湾回忆这样的历史细节，没有任何编造历史的企图。另外，如果是私人请托，以后有可能从厦门大学早年领导的相关史料中印证；如果是机关决定，有可能在厦门大学的相关档案中发现记录。

1936年12月21日，台静农有一封给胡适的信，当时台静农刚刚要离开厦门大学去山东大学任教。他在信中和胡适谈到厦门大学的情况，认为：“至于厦大，过去两年，辨明先生任院长，力加整顿，情形渐好。本年因辨明先生与陈嘉庚氏有改革学校之约，后为林文庆氏所知，因与其左右力攻辨明先生，陈嘉庚氏便中途反讦，辨明先生不安其位，辞去文学院长，厦大一切从此操于林氏左右两三人之手（教部有国立东方语言学校之创办，赵元任先生推荐辨明先生任校长，就否尚未定。）开学后，学生一度罢课，要求国家收回，校方恳请厦门市长出面调解，风潮始息。政府年出十余万之津贴，竟任其腐败下去，实为可惜。”

台静农同时还对胡适谈了他在厦门大学的另一种感受：“往年生在北平任事，实为隔膜，近年以来，据所知者与北平较之，相差诚远。如学校当局，除对外敷衍政府功令外，对内唯希望学生与教员相安无事而已；至于如何提倡研究空气，如何与学生及教员研究上之方便，均非所问。长此以往，诚非国家之福。”^[7](www.xing528.com)

台静农此信是在厦门大学拟聘胡适做校长前几个月写的，对厦门大学基本是负面评价，所以当时厦门大学留给胡适的印象可能不是太好。至于台静农信中所陈述的情况是不是历史事实其实并不重要。一个学校的职员对于校政有一些情绪化的负面评价，应该说是所有大学中经常存在的情况。鲁迅《两地书》中对厦门大学的看法，也大体与之相同，多偏重于个人感受，难免情绪化，只能作为完整判断历史的参考。

台静农后来对胡颂平说，胡适谢绝了厦门大学对他的聘任，没有说明什么理由。不过从当时胡适的处境和社会地位观察，他出任厦门大学校长的可能性不是很大，因为以胡适当时的社会地位，一家刚建立不久的私立大学对他来说没有吸引力。

台静农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少有的和鲁迅与胡适同时保持较好关系的人，他晚年在台湾依然保持了与胡适的友好关系。1959年12月12日，胡适给台静农一信：“今天翻检月涵先生送我的《歌谣周刊》合订本四册，其中有你的《淮南民歌》第一集，共有一百十三首，还有你《致淮南民谣的读者》短文一首。你那天说，你已没有存稿了。何不用这本《歌谣》作底本，叫人重抄出来，校勘一遍，重印成一个单行本？”^[8]

抗战期间，胡适任中国驻美国大使，他对当时厦门的情况很关注。1939年5月13日，胡适给外交部电报：“日机轰炸重庆、福州、宁波、汕头等处，美外交部已令驻日大使根据人道立场，向日抗议。日占领鼓浪屿租界，美外交部已据厦门领事报告，正研究。各报均载此消息，尚无评论。”^[9]5月27日，胡适给重庆外交部部长电中说：“美国海军之调回太平洋已足使敌人震惊，鼓浪屿之美、英、法海军合作尤出敌之意外，号称受中立法束缚之美国，忽然与英法各调兵舰到厦，各派四十二名陆战队登陆，而美国报纸无抗议，国会无质问，岂非揭破中立法之大谎乎？盖美国总统为海军元帅，其权力足以造成作战局面，此点似甚使敌人注意。”^[10]

把历史上的重要人物和大学的历史联系在一起，是中西方所有大学的习惯，有时候因为历史人物的突出重要性甚至会忽略那些重要人物和一所大学关系的真实历史，比如鲁迅和厦门大学的关系就是一例。对于一所今天还存在的大学来说，强调历史人物与她的关系时，真实发生的历史事实常常不重要了，重要的是那些历史人物的社会声望对学校会发生另一种意义的影响；同样道理，也可以用来解释胡适与厦门的这一点关系，不过这是没有发生关系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