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杂志事件，在当代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并不是一件大事，但这一事件所包含的文化意义还是值得注意，因为这一事件涉及了延安知识分子的思想倾向，特别是于光远、胡乔木、艾思奇、王惠德、吴江、许立群等延安知识分子在1949年后的整体价值取向。由于他们当时在宣传理论第一线，他们的思想倾向直接影响了新意识形态的建立。新意识形态在建立时，他们的思想起了什么作用？为什么他们会在新意识形态建立过程中，以一种比普遍认识还要“左”的思想倾向来为新意识形态的建立进行理论阐释？延安知识分子的“左”倾也是由来已久，30年代批“第三种人”，40年代末批“第三条道路”，延安知识分子都表现得较“左”，周恩来当时都提醒过他们，但好像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
《学习》杂志是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宣传处主办的刊物，虽然与后来的《红旗》《求是》没有直接的关系，但实际上它们是同一类型的刊物，在功能上是完全一致的，是真正党的理论喉舌。负责《学习》杂志的先后有于光远、王惠德、胡绳，虽然他们在党内的地位与陈伯达、胡乔木不可同日而语，但因为他们是在第一线作具体理论宣传工作的人，新意识形态的建立和完成必须依靠他们。
所谓《学习》杂志事件是指，1952年思想改造运动高潮时，《学习》杂志第1—3期连续发表了一系列文章，阐述这批知识分子对思想改造运动的观点。第1期许立群《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才能领导资产阶级的思想改造》一文，把资产阶级的思想改造，说成是用无产阶级思想来“根本否定”资产阶级思想。第2期吴江《评民族资产阶级的“积极性”》一文，把资产阶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积极性解释为资产阶级的一种欺骗手段。第3期艾思奇《认清资产阶级思想的反动性》和于光远《明确对资产阶级思想的认识，彻底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等文，不承认民族资产阶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这些文章，按当时的理论要求，实质上否定了民族资产阶级在当时还存在着两面性，而认为民族资产阶级只有反动和腐朽的一面，从而得出了根本否定民族资产阶级在当时仍有一定积极性的结论。
20世纪50年代初办《学习》杂志时，于光远、王惠德这些延安知识分子还有一种要求，即在既定的理论框架内，尽可能把自己的理解个性化一些，所以他们对当时民族资产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的估计过“左”，这就与当时的路线和政策不相合，也与《共同纲领》有冲突，在资本家和民主党派中造成了恐慌。高层发现这一问题后，立即指示中宣部加以纠正，中宣部随即召开了文教宣传单位负责人参加的讨论会。
1952年3月29日，中宣部部长陆定一根据讨论结果向中央作了《关于〈学习〉杂志错误的检讨》，承认“不允许资产阶级有自己的任何思想”等“都是不合理的，不合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的，而且是幼稚可笑的”，认为是犯了“离开党的路线和离开马克思主义的严重错误”。至于犯这些错误的原因，他认为“是教条主义的思想方法加上小资产阶级的‘左’倾情绪”。陆定一的报告还请求中央对他本人和有关领导、编辑等进行纪律处分，并决定《学习》杂志暂时停刊整顿。4月4日，中共中央向全国党政军机关批转了中宣部的检讨，认为这一检讨“是必要的和适当的”，并决定“此次错误重在检讨和改正，不拟给予处分”。至此，《学习》杂志事件宣告解决。
《学习》杂志事件的发生，直接与于光远有关。于光远晚年回忆《学习》杂志事件时，对当时的情况有比较详细的解释。[15]
于光远虽然出身清华，但他早年思想却没有摆脱新意识形态的制约，甚至比新意识形态的要求还“左”。当时于光远很年轻，在理论上还没有丧失创新的冲动，对参与新意识形态的建立，还有迫切的要求。像《学习》杂志这样的事件，就不会发生在陈伯达和胡乔木等人身上，因为他们在高层身边，对毛泽东的一言一行都把握得相当准确，为文和行事都不会有太大的差别。
据于光远回忆，1952年初，他形成了“中国资产阶级可能在中国革命中和在新民主主义国家建设中，起一定程度内的积极作用，但是资产阶级思想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建设却不能起丝毫的积极作用”的观点，然后他同王惠德研究，提出在《学习》杂志上发表些文章阐明这个观点。王惠德赞成这个意见，随后他们决定约艾思奇、许立群和吴江三人来写。在约稿时，于光远把这个观点告诉他们，供他们参考，得到他们的认同，这三篇文章加上于光远自己写的一篇，一共四篇。(www.xing528.com)
《学习》杂志第2期先发表了许立群的《驳斥资产阶级的谬论——资产阶级没有向工人阶级猖狂进攻吗？》和吴江的《评民族资产阶级的“积极性”》，第3期发表了艾思奇的《认清资产阶级思想的反动性》和于光远的《明确对资产阶级思想的认识，彻底批判资产阶级思想》。除许立群用了“杨耳”的笔名，其余人都用真名。
四篇文章的基本观点是一致的，但论述的角度和侧重点各不相同。许立群的文章驳斥了否认资产阶级进攻的观点，认为资产阶级不是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发挥自己的积极性，而是“发挥自己阶级的‘两面性’里落后的和反动的一面，也就是破坏共同纲领、破坏国家政策法令的‘积极性’”。吴江的文章主要是对资产阶级的“积极性”作分析，认为革命胜利前后，资产阶级的积极性具有其阶级本性，这种积极性的性质是不彻底的、软弱的、改良主义的。艾思奇的文章着重说明资产阶级思想没有什么进步性的观点，认为资产阶级思想在本质上是反动的、腐朽的和丑恶的，没有什么进步性、积极性。
这几位作者，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以不同的方式参与过新意识形态的建立，在1949年以后发生的历次思想文化批判运动中，都承担了重要的责任，留下了许多文章。从他们的基本思路可以看出，由于年龄和学术冲动等原因，他们虽试图在理论上创新，但创新的方向不是向着更接近历史的真实状态，而是相反。可以说，《学习》事件以后，这些延安知识分子的理论思维就变得更加实用和僵化，甚至连创新的勇气也没有了。这些延安知识分子在晚年才找回了自己的独立性，但已固定的思维并没有彻底改变。
《学习》杂志第3期出版后没几天，当时担任中宣部副部长，又是毛泽东秘书的陈伯达把于光远找去。于光远说陈伯达告诉他：“这几篇文章引起一些资本家恐慌，他们问发表这几篇文章是否表明中国共产党对民族资本主义的政策变了。因为《学习》杂志是中共中央宣传部办的刊物，所以资本家有这样的疑问。他说这个情况是统战部办的内部刊物《零讯》上反映出来的。他说，资本家的疑问反映到毛主席那里之后。毛主席认为你们犯了性质非常严重的错误。”[16]
陈伯达还告诉于光远：“毛主席认为上海《解放日报》上发表的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冯定的文章基本上是正确的。陈伯达说，作为一种补救措施，毛主席要你们在下期杂志上就转载这篇文章，当然你们也要进行检讨，向读者交代，而最急迫的事是尽快发表冯定的文章，表明这两期发表的文章并非党的政策有了变化，由《学习》杂志自己出来用行动纠正错误，挽回不好的影响。”
对陈伯达转达毛泽东对《学习》杂志的批评，于光远和王惠德在思想上还不能接受。于光远认为，他们没有认为资产阶级不存在积极性，更没有在文章中“否定资产阶级在现阶段还存在着两面性，而认为只有反动腐朽的一面”，而且四篇文章没有一篇不讲民族资产阶级有它的积极性，都写了民族资产阶级有它的两面性。但是他们也不是完全不接受批评，因为既然资本家看了这些文章很紧张，引起他们的顾虑，说明它们的政治影响是不好的。既然实际效果不好，毛泽东批评就是有道理的，自己就应该反思。虽然于光远不是很接受批评，但从这一事件中可以看出，他们对资产阶级的认识的确是有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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