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的当选及其特殊性

1955年学部委员选举中，陈寅恪的当选有一定的特殊性。陈寅恪当学部委员，与毛泽东有关。据张稼夫回忆，对于学部委员的选举“自然科学部门并不感到困难，比较难的是社会科学部门。社会科学这个部门定位没有个明确的标准，特别是科学院党内的一些同志，没有多少社会科学的著作。但他搞的工作是社会科学，他们在实际工作中能够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能讲马克思主义理论，就是来不及写多少文章和不会著书立说，其中有一些人也有不少著作，这些人不进学部也不大合理。实事求是的办吧，后来还是在这些同志中定了一批学部委员。在这个工作中，矛盾最尖锐的是研究隋唐五代史的历史学家陈寅恪，他是这个学科的权威人士，不选进学部委员会不行，他下边一班人也会有意见。若选他进学部委员会，他却又一再申明他不信仰马克思主义。我们只好请示毛主席，毛主席批示：‘要选上’。这样，陈寅恪就进了哲学社会科学的学部委员会”^[25]。

这个回忆，证之后来的一些材料，应该说是准确的。在这一点上，应当说毛泽东和刘少奇对此也有很开明的认识。

杨尚昆在他的日记中曾提到过：“对于科学院的领导工作，政治局表示不满。对学部委员名单，少奇同志指出必须十分慎重，要真是在学术上有地位的人；共产党员的安排亦必须是有学术贡献的，不能凭资格和地位，党派去在科学机关服务的人则不能以学者资格出现，要老老实实为科学服务。共产党员不能靠党的资格作院士。”^[26]

当时负责具体工作的是延安知识分子，他们自己基本处理不好学术和政治的关系，如果按毛泽东和刘少奇的意思，那些当时在政治上有问题的学者，本来是可以顺利成为学部委员的，但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延安知识分子在新意识形态建立的过程中，常常以“宁左勿右”的态度行事。

从张稼夫的回忆中，我们仍可以判断出当时对学者的基本评价标准。陈寅恪的当选，算是特例。按当时的标准，陈寅恪是没有资格当选的，因为他不相信马列。毛泽东说了话，才有后来的结果。

特别是对郭沫若的当选，当年董作宾在给胡适的一封信中，明确说过他愿放弃考古学院士的提名，而至于提名郭沫若，他特别强调“沫若是院外人，以昭大公”。

中央研究院院士的选举工作主要是胡适、傅斯年和陶孟和负责的。当时傅斯年给胡适写过一封信，从信中可以了解中央研究院院士选举工作的进行情况：

适之先生：

话说天下大乱，还要选举院士，去年我就说，这事问题甚多，弄不好，可把中央研究弄垮台，大家不听，今天只有竭力办得他公正、像样，不太集中，以免为祸算了。

日前开会商量应该在提名中不忘了外名单（不必即日举出，此会尽力，不能包办也），想南方人士，而不可多得，兹将当日所写之名单送上一看，但请千万秘密。有涉人文组者：

（一）人文组与社会科学平等数目，殊不公。因前者在中国比后者发达也。孟和原单标准低减后人士。我看人文方面非有二十人不可，分配如下：

中国文学　四　史学　六　考古及美术史　四　　语　三　哲　三。

我个人觉得以上单子，可如下分配：

中国文学①吴　②胡　以上关系文学风气者

③杨树达　经籍考定

④张元济　古本流传□□不能专就百衲本定，因此者校勘记并未刊行也

史学　①陈　②陈　③傅　④顾颉刚(www.xing528.com)

⑤蒋廷黻　近代史尚无第二人

⑥余嘉锡或柳诒徵　柳不如余□□□以不如余大

考古及美术史　①李济　②董作宾　③郭沫若　④梁思成

哲学　汤　金　冯

语言　赵　李　罗

此似乎为最少之人数，乞先生考虑，下次开会时此一总得名额不可少于二十（如此则社会科目只有十四）

以上陈寅恪、李济、赵元任、董作宾、傅斯年五人为本所职员，似在此不便提名，拟请北大提出如何？

（二）其它部门我们学校人数不多（清华多得多）亦得有其理由，然我们为求公道起见，不可不注意，理学院饶、江、吴、杨、孙似不可落选，亦请先生届时留意。

（三）北大要提出一个名单，不能专写名字，须照格式填，写作原件附寄。

（四）提名不可太少，亦不必太多。北大可先由各学院自报，最后先生审定寄此也。

馀后陈　专颂

道安

六月廿日^[27]

作为人文学者，傅斯年对自己的学科有所偏爱，对史语所的人员也较看重，还有因为他是北大出身，很在意北大和清华之间的比较，他希望北大至少要和清华差不多。这些都是傅斯年的私心，这在任何选举当中都是难免的。不过规则并没有破坏，傅斯年在信中还说，他史语所的职员是不能由他们史语所提名的，他只好请胡适以北大名义提名。

中央研究院院士的选举并非完美无缺，当时的知识分子也并非清高到不在意这样的选举，胡适在日记中就说过唐兰如何想让他提名的事。但现在看来，那次的院士选举大体上是公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