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中央研究院院士选举揭晓

1948年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共有81人，其中人文组28人。名单如下：

吴敬恒、金岳霖、汤用彤、冯友兰、余嘉锡、胡　适、

张元济、杨树达、柳诒徵、陈　垣、陈寅恪、傅斯年、

顾颉刚、李方桂、赵元任、李　济、梁思永、郭沫若、

董作宾、梁思成、王世杰、王宠惠、周鲠生、钱端升、

萧公权、马寅初、陈　达、陶孟和。

1955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共有61人，名单如下：

丁声树、千家驹、于光远、尹　达、王　力、王亚南、

王学文、向　达、艾思奇、何其芳、吴玉章、吴　晗、

吕叔湘、吕振羽、李亚农、李　达、李　俨、杜国庠、

沈志远、狄超白、周　扬、季羡林、金岳霖、侯外庐、

胡乔木、胡　绳、范文澜、茅　盾、夏　鼐、马寅初、

马叙伦、张如心、张稼夫、许涤新、郭大力、郭沫若、

陈伯达、陈　垣、陈寅恪、陈望道、陈翰笙、陶孟和、

汤用彤、冯友兰、冯　至、冯　定、黄松龄、杨树达、

杨献珍、刘大年、潘梓年、翦伯赞、邓　拓、郑振铎、

黎锦熙、钱俊瑞、骆耕漠、包尔汉、薛暮桥、魏建功、

罗常培。

中央研究院院士选举，据吴大猷回忆是这样进行的：“（民国）三十五年（1946）由评议会筹办院士选举，先由各大学院校、专门学会、研究机构及学术界有资望人士，分科提名候选人，约四百余人，（民国）三十六年（1947）由评议会审定候选人一百五十人。（民国）三十七年再由评议会选出院士八十一人。”^[3]中央研究院的评议会制度是保证后来院士选举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制定出《国立中央研究院组织法》的基础上，先后完善的《国立中央研究评议会条例》和《国立中央研究院研究所组织规程》为1948年进行的院士选举作了制度设计方面的保证。

对中央研究院院士的选举是以学术为基本原则的选举，没有意识形态色彩。在当选的名单中没有国民党负责意识形态的主管人员（王世杰是以法学家身份当选的，他曾做过国民党的宣传部部长，但在当选院士时，他已离任改就外交部部长一职），相反郭沫若却一直在这份名单上。胡适日记中曾留下了一份中央研究院院士人文组部分拟提名单：^[4]

哲　学：吴敬恒、汤用彤、金岳霖

中国文学：沈兼士、杨树达、傅增湘(www.xing528.com)

史　学：张元济、陈　垣、陈寅恪、傅斯年

语言学：赵元任、李方桂、罗常培

考古学及艺术史：董作宾、郭沫若、李　济、梁思成

人文地理民族学：想不出人名

名单上没有胡适的名字，可见是有回避的，就是推荐人不能自荐。胡适提名的这些人选中，沈兼士、傅增湘最终没有当选，而郭沫若却当选了。1948年郭沫若的政治态度是人所共知的，但中央研究院没有因为他的政治倾向就把他排斥在院士以外，可以说，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的选举没有政治干预。

1949年5月30日，竺可桢在上海见到陈毅，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渠曾阅研究院院士录，见有郭沫若之名，知研究院之能兼收并蓄。”^[5]

中央研究院是国家的最高科学（包括人文）研究机构，一个时代的学术自由和政治宽容最能在这样体制化的机构中体现出来。对一个时代学术制度的评价，要看它对学者政治选择的容忍程度，也就是说，一个时代在政治文化上的相对宽容，要以它的体制化行为来评价。当时除了郭沫若当选之外，还有马寅初当选。马寅初在40年代的政治选择和郭沫若是一致的。国民党软禁过马寅初，30年代末期，他通过经济学家沈志远、许涤新和中共建立了联系。在40年代，他是在经济上批评国民党最激烈的一个经济学家，对国民党政权、对蒋介石、对四大家族和官僚资本，马寅初都写过很多文章，正因为如此，国民党才对他恨之入骨。他也是1948年秋由中共接到香港然后到了解放区的民主人士之一，但他那些抨击官僚资本的文章并没有影响了他的当选。中央研究院在人文组候选人的评语中对他的介绍是：“研究中国金融市场及财政金融等问题”。^[6]

当时人文组的院士候选人共有55人，最后当选的只有28人，是2个人当中才能选1个，那次选举原计划选出100人，但最后当选的只有81人。以下是人文组55名候选人的名单（下划线为当选者）：

吴敬恒、金岳霖、陈　康、汤用彤、冯友兰、余嘉锡、

胡　适、唐　兰、张元济、杨树达、刘文典、李剑农、

柳诒徵、徐中舒、徐炳昶、陈　垣、陈寅恪、陈受颐、

傅斯年、蒋廷黻、顾颉刚、王　力、李方桂、赵元任、

罗常培、李　济、梁思永、郭沫若、董作宾、梁思成、

徐鸿宝、王世杰、王宠惠、吴经熊、李浩培、郭云观、

燕树棠、周鲠生、张忠绂、张奚若、钱端升、萧公权、

方显廷、何　廉、巫宝三、马寅初、陈　总、杨西孟、

杨端六、刘大钧、吴景超、凌纯声、陈　达、陶孟和、

潘光旦。

这55人多数是当时中国第一流的人文学者，在国民政府中做过官的人也不在少数，但像蒋廷黻、吴景超、何廉等都没有当选。在中央研究院院士的选举中，胡适和傅斯年是关键人物，但从名单中可以看出和胡适、傅斯年关系好的学者没有当选的也很多。例如张忠绂，他是胡适做驻美大使时身边的两个助手之一（另一个是钱端升），还有潘光旦也没有当选。

杨钟健回忆说：“院士之当选，在国内一时被认为特殊荣誉。至少在产生方式方面，十分慎重，缺少弊端，其为一般人之重视，当亦在此。真正的饱学之士被遗漏者亦有其人。譬如裴文中连第一次推荐时即未被列入，而他却在近年来，尤其在抗战期中，对学术工作很有成绩。1947年，我赴平时，正值各机关推选候选人初步名单之时，胡适之曾问我：‘何以中国地质机关方面未推荐裴文中？是不推考古界？还是正拟推荐？’但后来还是终于没有推荐。事后，我也听到许多对于选举院士不满意之怨言，见仁见智，各有不同。大凡一事之举，欲求各方面均能如愿是不大可能的，好在大体方面并不很错，且以后还有补救机会，即每年仍有选出十五人之规定，第一次未入选者，以后仍有机会。”^[7]

对于这次院士的选举，夏鼐在当时就说过：“这次中央研究院举行第一次院士会议，可算是近年来国内文化界的一件大事。中央研究院创办已达二十年，今年才举行选举院士；原拟选出八十名至一百名，听说选举时第一次投票仅选出六十来名。一连投了五次票，才选足八十一名，可以说相当的郑重审慎。不管各方面对于这次院士名单的意见如何（尤其因为提名的办法不佳，有些可以当选的学者，根本没有被提名，以致无从选出，令人颇有遗珠之感），我们如果说‘这一个名单，相当的足以代表今日中国学术界的情况’。这话大致不会有多大的错误吧。”^[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