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东荪的《知识与文化》（北京：商务印书馆，1946年），书后有五篇论文作为附录，都非常重要。我读第一篇《科学与历史之对比及其对中西思想不同之关系》，以为这是张东荪解释“李约瑟难题”的重要文献。在以往关于“李约瑟难题”的研究中，张东荪的这篇文章没有引起研究者的注意。
张东荪在文章的一开始就说：“我们现在要藉用科学与历史之不同点以明中国思想之特征。不妨把有人已经提出的问题，即何以中国不产生科学，这个问题重新拿来分析一下。”张东荪认为，在近代科学出现以前，西方各种学术思想是混在一起的，并没有分科。这种情形与中国并没有太大的不同，只是程度有些分别。他说：“西方的情形只是浑合而未分，并不如中国那样的统一。”
中国思想不仅是混合而不分科，还在混合中更有统一性。何以中国与西洋在古代都是差不多的，而到了近代便不同起来呢？他认为中西之所以不同，其种子就在于古代，而并不是由近代突然变成的。西方有科学不是偶然的，科学之成立虽只在近代，但其精神却在近世以前。科学产生以前，种子早已存在了。
张东荪特别提出，西方科学的出现是因为“‘物’（Thinghood）之概念之创造”。他解释道：“在科学未真成立以前，人类的物并没有清楚的概念。从这一点上来讲，科学与历史可以说根本不同。科学的对象是‘物’，而历史的对象是‘事’。中国人尤其古代，可以说对于物没有清楚的概念。关于这一层就是现在所要讨论的，不仅表明科学与历史的不同，并且要说明何以中国思想只偏重于历史而不发生科学。”张东荪认为，科学上的物理学概念完全是科学家的创造品。他说：“他们把物与时间空间完全离开。这句话不是说把物置于任何时间空间以外，乃是说物的自身性质与变化与时间空间不发生关系。详言之，即不是在这个时间上这个空间内物是这样的，到了那个时间上那个空间内便变为又一个样子了。物虽是可变化的，却不是时间空间使其变化。这就是抽去了时间空间而专讲物。这个抽除时间空间而专讲物的态度就是科学家的态度。”张东荪认为科学思想是从希腊哲学思想里发出来的。他从三个方面作了解释：“一、希腊思想大部分总是轻视时间与空间，尤其是对于时间认为不重要。二、希腊人对于‘本质’的观念。‘本质’这个观念在其本身上就有脱却空间与时间的关系之意在内。三、希腊思想注重于‘类’（Genus）。‘类’的存在即为在自然界内有齐一性。每一个类是一个自封系统。”
张东荪认为只有把“实证”“自然之齐一性”“实验法”和“因果”这几个概念连缀在一起才能产生科学，它们是互相关联的。张东荪说：“中国人在历史上从古就没有这一组的概念，所以后来不会发展为科学。现代中国学者往往不明白这个道理，以为中国思想中有一部分是合乎科学精神的。殊不知真正的科学对于上述的几个观念是不可缺一的。至于在态度方面有若干的相类，本不成为问题。”张东荪进一步指出：“在中国思想上尚未形成严格的‘物’之观念，其故乃是由于中国只有宇宙观而没有本体论。因为对于‘本质’没有清楚的观念，所以对于宇宙不求其本体，而只讲其内容的各部分互相关系之故。因此没有把物从空时中抽出来。所以我们可以说中国人始终对于物没有像西洋科学家那样的观念。”他同时指出，中国人对事却是很注重的。
张东荪认为：“中国根本上没有因果观点的科学文化，但却确有辩证观点的史观文化。平心论之，西洋在古代亦未尝不有后一种观点。因为前一种是由实验而出的，后一种则是诉诸‘经验’（即阅历）便可成立。所以后一种比较上容易些。不过一个民族苟其历史愈长，则其对于史观上的变迁公式更容易有所发见。一个民族倘能根据其所发见的这些历史公例以对付一切而竟能绰乎有余，则这个民族决不会感觉另开辟新文化的必要。中国之所以没有科学乃是由于中国人从历史上得来的知识甚为丰富，足以使其应付一切，以致使其不会自动地另发起一种新的观点，用补不足。中国人不是没有学习科学的能力。近数十年来科学传入以后，中国人对于科学上的贡献足证中国人的头脑绝对不比西方人来得弱；反而乃是非常适于科学精神。可见因为文化的不同之故，而绝对不由于人种的品质。换言之，就是由于中国自有其固有的一套文化。而在这一套文化上，中国人不必更换观点却能应付其环境，则便不生有创新的需要。所以外国学者批评中国文化有自足性，想来就是因为如此。至于西方则不然。科学的产生虽不是偶然的，然而科学却始终在斗争中而兹长。所以西方文化是一个内部有冲突的文化，而冲突的发动力就是科学。有人说西方的全部文化史只是科学与宗教的冲突史。”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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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李约瑟：《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载《自然杂志》1990年第12期。转引自张秉伦、徐飞：《李约瑟难题的逻辑矛盾及科学价值》，载《自然辩证法通讯》1993年第6期。
[2]费孝通、吴晗等：《皇权与绅权》，上海：上海观察社，1948年，第17页。
[3]费孝通、吴晗等：《皇权与绅权》，上海：上海观察社，1948年，第19页。
[4]费孝通、吴晗等：《皇权与绅权》，上海：上海观察社，1948年，第20页。
[5]费孝通、吴晗等：《皇权与绅权》，上海：上海观察社，1948年，第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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