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泳卷：中国现代思想的流行与影响

1922年爱因斯坦到上海时，张君劢曾见过他。爱因斯坦在上海演讲时，张君劢问他对当时国际间流行的“心灵学”研究有什么看法，爱因斯坦说这是不足道的。^[41]这个细节说明张君劢除了关心科学的发展外，更关心人生问题，他后来在清华演讲的思路，与他对爱因斯坦所提问题之间或许有些关联。

科玄论战是因张君劢引出的，他大量接触过当时关于相对论的知识，特别是英美哲学家对相对论的认识，所以评价1923年初张君劢在清华关于人生观的演讲及引发的争论，要上溯到他与相对论的接触和接受情况，才能有较完整的认识。虽然科玄论战中涉及的问题，在此前的《科学》杂志上也曾有提及，但集中的讨论却是在张君劢演讲之后。^[42]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科玄论战起源于相对论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也就是说相对论的传播和接受触发了张君劢的思考。张君劢对科学主义的怀疑态度，应当放在相对论的传播这个背景下来理解，他对过分强调科学功能作用的提醒和警告，暗含着不能用绝对的态度观察世界，这个思想的源头无疑来自相对论的启发。后来的事实提醒人们，在观察中国现代思想的起源时，应当注意到同样思想来源最后所导致了不同的思维方式，这种思想背景最后决定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选择。张君劢终生主张中国应走宪政道路，并为此奋斗一生。而在科玄论战中与他始终处在对立面的老朋友丁文江，在30年代初期，曾一度提倡开明专制。这些思想的逻辑发展，如果往前追溯，其实在科玄论战的过程中，双方的思想路向已经显示。林宰平在《读丁在君先生的玄学与科学》中说：“君劢先生反对科学，他却要邀集知好研究安斯坦的相对论。”^[43]丁文江在《玄学与科学——答张君劢》中认为：“等到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成立以后，牛顿的公例已经不能适用，因为爱因斯坦说，吸引的现象是空间的性质，无所谓力，用不着力的观念。空间自己是曲线的，所以凡在空间运行的物质都走曲线，牛顿所说的直线运行，是世界所没有的现象，用不着这种假设。君劢说，‘近年以来，则有爱因斯坦之说，虽其公例之适用范围有不同，然奈端公例之至今犹能适用，一切物理学家所公认者也。’读者只要看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再拿牛顿的Principle来比较，就知道他这种话有无根据。”^[44]

一般评价，在1923年这场科玄论战中，科学派的思想占了上风。^[45]它对中国后来的影响也明显超过“玄学鬼”，这使得中国现代思想中绝对观念、一元论、决定论等思想特别容易流行。郭颖颐曾指出：“许多中国思想界领袖都成为科学一元论者，20年代的这种潮流，导致30—40年代更坚定地支持科学的力量，以及认为科学规律与人类发展的‘规律’相一致的观点。”^[46]过分推崇科学范围的活动削弱了经验论的思想风格。郭颖颐认为，在急切和混乱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寻求科学的精神觉醒，所带来的不是经验论渐进和多元的思想方法，而是唯物论科学主义的教条结论。

2004年

【注释】

[1]戴念祖：《爱因斯坦在中国——记1922—1923年间爱因斯坦两次路过上海和相对论在中国早期的传播》，载赵中立、许良英编《纪念爱因斯坦译文集》，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79年，第396页。该文注意到了爱因斯坦与中国关系的主要线索，但细节较少，在梳理《东方杂志》刊载爱因斯坦的情况时，遗漏了关桐华一篇介绍爱因斯坦的长文《恩斯登——他的历史和他的人生观教育观宇宙观》。该文分为四节，分别是“一、恩斯登的历史；二、恩斯登的人格和人生观；三、恩斯登的教育观；四、恩斯登的宇宙观”。此文见《东方杂志》第19卷第12号，第34—44页，比《东方杂志》的爱因斯坦专号恰好早了半年。作者关桐华是早年的留日学生，曾翻译《罗素的相对原理观》（商务印书馆，1922年）。智效民在《爱因斯坦为何与北大失约》（《中华读书报》2000年3月15日）中使用蔡元培日记中的材料和当时京沪报纸中的相关报道，补充和充实了戴念祖论文中的细节。胡大年论文中发现了戴念祖没有提到的武昌高等师范学校理化系主任李芳柏关于相对论的文章，并对他的情况做了介绍。Danian Hu：The Reception Relativity in China：The Japanese Influence，姜振寰主编《第十届国际中国科学史会议论文集》，哈尔滨：未公开出版，2004年，第441页。

[2]许崇清：《再批判蔡孑民先生在信教自由会演说之订正文并质问蔡先生》，载《学艺》1917年第1卷第2号。关于爱因斯坦的译名当时并不统一，主要因人的不同习惯而定。一般称“恩斯坦、安斯坦、哀斯坦”为多。见岭南大学图书馆编：《中文杂志索引》第1集上、下卷（广州：岭南大学，1935年）。索引中只列“恩斯坦”。本文除原始引文外，一律遵从约定习惯。

[3]景克宁、赵瞻国：《景梅九评传》，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364页。

[4]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研究室：《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3集下册，北京：三联书店，1979年，第710、1041页。戴念祖查阅了《学汇》副刊，但只列出了关于爱因斯坦来华的两篇与蔡元培有关的文章，没有提到景梅九如下文章：《相对性原理的真髓》（石原纯原著，老梅意译，第49—52期）、《时间及空间的相对性》（石原纯原著，老梅意译，第53—67期）、《相对性原理和哲学上的问题（相对性原理序论第一节）》（石原纯原著，老梅意译，第68—70期）、《相对必原理序论》（石原纯原著，老梅意译，第71—72期，第74—75期）、《相对性原理第一编》（石原纯原著，老梅意译，第78—83期）、《相对性易解》（老梅，第86—92期）、《科学的革命（相对论研究）》（法国露霞诺尔曼著，老梅意译，第145—156页）、《安斯坦博士来华之准备》（蔡元培，第35—36期）、《安斯坦在日本的言论》（祁森焕，第68—69期）。

[5]留学背景并不绝对决定一个人的思想倾向，但大体有知识方面的影响。中国早期知识分子的留学情况一般较为复杂。通常一个人会有多个国家的留学经历。本文所谓留学背景，比较侧重于他们最后的思想倾向。早年中华学艺社和中国科学社的成员有交叉情况。《中国科学社社录》中有高鲁、许崇清和张贻惠的名字，他们都是中国早期传播相对论的留日学生。见《中国科学社社录》，南京：中国科学社，1928年，第35、53、46页。

[6]范岱年：《一个曾致力于人文与科学交融的学术团体及其刊物》，载《科学文化评论》第1卷第3期。

[7]周昌寿：《相对律之由来及其概念》，上海：中华学艺社，1923年，第1页。

[8]周昌寿：《相对律之由来及其概念》，上海：中华学艺社，1923年，第2页。

[9]周昌寿：《相对律之由来及其概念》，上海：中华学艺社，1923年，第56页。

[10]周昌寿：《相对律之由来及其概念》，上海：中华学艺社，1923年，第57页。

[11]参见《张竞生文集》上卷，广州：广州出版社，1998年，第266页。此文原题为《“行为论”的学理与方法》，载《社会科学季刊》1923年第1卷第2期。

[12]司密士著，闻齐译：《相对论与宇宙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年，第3页。

[13]司密士著，闻齐译：《相对论与宇宙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年，第3页。

[14]罗志希：《科学与玄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31页。

[15]罗志希：《科学与玄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32页。

[16]罗志希：《科学与玄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96页。

[17]张东荪：《科学与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60页。《改造》第3卷第8号（1921年4月15日）刊出“相对论号”时，有王崇植译文两篇，在《相对律上之物质观及自然律》一文的前面有张东荪一则短序：“‘精神’（mind）季刊是哲学杂志之白眉，凡学哲学的无不知之。本篇载在该杂志一百十四号，作者是个英国最有力的相对论者。他在一九一九年赴南美北非做日食测量，结果证实安斯坦的第二预言为相对律筑了一座长城。此篇系王君所译，经我略略修正，特为声明。”（第65页）这说明张东荪当时对相对论的了解也很详细。

[18]张东荪：《科学与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47页。

[19]唐敬杲：《现代外国人名辞典》，上海：商务印书馆，1924年，第407页。

[20]石原纯著，谷神译：《自然科学概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24年，第2页。此书完成于1918年，1927年修改再版。书中第六章《自然科学之形式》中多次提到爱因斯坦相对原理。见书中第138、139、157、171、195、196、200、204、205、246、247、251页。顺便提及，1949年以后为爱因斯坦和相对论在中国传播做出很大贡献的许良英先生，早年也受到过石原纯的影响。笔者看到的《自然科学概论》是许先生捐赠给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藏书，上面有许先生1947年购书的记录。1949年前，中国知识界对石原纯非常熟悉，一般关于科学的词典里都有他的名字。他的《物理学概论》（1—4册）（周昌寿译，商务印书馆）、《爱因斯坦和相对论原理》（石原纯著，周昌寿译）、《电的故事》（石原纯著，陈寿龄译，商务印书馆）等是书店常见的书。《自然科学概论》出版后，《科学论丛》第1集曾发表陈之平一篇书评。见《科学论丛》第1集，第230页。胡大年论文中重点提到石原纯对中国留日学生的影响。1934年，冯司直在《天放早课》中曾说：“余不懂安斯坦相对论，而确信周易及道家所主张之相对论。”（见《天放早课》第1册，石印本，1934年）冯司直也是留学日本的学生。

[21]石原纯著，谷神译：《自然科学概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24年，第160页。(www.xing528.com)

[22]吴有训：《第4度量》（《学灯》，1919年）、魏嗣銮《定时释体》（《少年中国》，1920年）。李璜回忆说，魏嗣銮德文与科学的根底甚厚，而留德在哥廷根大学名教授爱因斯坦手下获得数学博士，知名于时。他是中国留学生中懂得相对论的第一人，甚为留学界所称道。见《学钝室回忆录》上卷，台北：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69年，第91页。当时《东方杂志》第17卷第3期上对1919年11月日食观察测验证相对原理一事做了介绍，题目是《光线能被重力吸引之说》1920年2月。周培源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开始从事广义相对论和宇宙论的研究。1928年，他在加州理工学院完成博士论文《爱因斯坦引力论中轴对称体的引力场》，获得加州理工学院最高荣誉的评价。1929年周培源回国后，继续从事广义相对论、宇宙论和物质磁性的研究。1935年发表论文《膨胀宇宙的引力理论》。1936年周培源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高等学术研究院，参加爱因斯坦主持的讨论班，从事关于相对论和宇宙论的研究，1937年发表论文《爱因斯坦引力论中场方程的各向同性静态解》。20世纪20年代，周培源曾经提出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研究中的“坐标有关”论的观点，以后许多年“坐标有关”论与“坐标无关”论在学界内进行了长期的争论，直到80年代后期，“坐标有关”论终于获得了科学实验的支持。（戴念祖：《中国物理学史大系·近代物理学史》，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76、77页）束星北20世纪20年代探索了引力场与电磁场的统一理论。虽然束星北的探索和研究工作未能取得实质意义的进展，但他的有关研究在当时还是有启发性的。20世纪40年代胡宁完成了广义相对论方面的一项重要工作。1947年胡宁在《爱尔兰皇家科学院院刊》上发表论文《广义相对论中的辐射阻尼》。胡宁的这一工作得到了国外同行的高度评价，被认为是该领域中一项产生了广泛影响和具有开创性的工作。田渠编著了《相对论》（上海：正中书局，1948年），该书是作者在国立湖南大学物理系教书时的讲义。上篇为狭义相对论，下篇为广义相对论，为专业性介绍。

[23]舒衡哲著，李绍明译：《张申府访谈录》，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张申府：《所忆》，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关于张申府传播和接受相对论的情况，刘钝曾有详细评述。见《革命、科学与情爱——〈张申府访谈录〉读后》，载《科学文化评论》第1卷第4期。

[24]20世纪30年代，叶青等人在上海办辛垦书店，同时出版《二十世纪》杂志和《科学论丛》，大量翻译介绍西方的科学著作。其中有爱丁顿的《物理世界之本质》和《星与原子》以及蒲郎克《科学到何处去》，蒲郎克书的序言为爱因斯坦所写。蒲郎克、皮仲和译《科学到何处去》，蒲郎克、张微夫译《星与原子》（上海：辛垦书店，1934年），王特夫《物理学概论》（上海：辛垦书店，1934年），还有同时出版的《科学论丛》几乎每期都有与爱因斯坦和相对论有关的内容。如第一集的爱斯坦《相对性理论》、第二集《论理论物理学之方法》、第三集《场之新旧理论》，以上均是莘农根据日本石原纯译文译出。郭颖颐对这个群体的评价是：对科学抱有极高的热情，但对科学缺乏真正的理解。见郭颖颐著，雷颐译：《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4页。另外参见勒脱著，晚苕译：《相对论浅说》，载《哲学评论》（上海：北京尚志学会，1927年）第1卷第3期。恩斯坦：《伊太与相对论》，载《哲学评论》（上海：北京尚志学会，1928年）第1卷第6期。爱斯坦著，孟昭英译：《几何学与经验》，载《哲学评论》（上海：北京尚志学会，1928）第2卷第2期。

[25]薛学潜：《易与物质波量子力学》，上海：中国科学公司，1937年，第3页。此书现藏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图书馆。第三章为《相对论之基本议程式》、第二十四章为《易说与相对论》、第二十五章为《易说与相对论（续）》、二十七章为《易说与万有引力电力磁力》。早期中国学者从《易经》思维来谈相对论的并不少见。如1921年，梁漱溟写《东西文化及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24页）时就说：“相对待固是相反而即是相成，一切事物都成立于此相反相成之调和的关系之上；纯粹的单是没有的，真正的极端是无其事的。这个意思我认为凡中国式思想的人所共有的；似乎他方也偶有一点，不过我记不清；我只记得从前看到一本书叫做相对原理（Principle of Relativity）是美国人卡鲁士（Carus）著的，他讲安斯坦的相对论，期间有好多话惹我注意。他所有的话都是根据‘宇宙是大流’的意思而说，一切东西都在这大流中彼此相互关系。其最要紧的话就是：一切都是相对的，没有自己在那里存在的东西。”1944年，陈立夫《生之原理》（重庆：正中书局，1944年，第42页）也认为：“时间空间互为体用，想依而不离，空间三进向而时间一进向，所以闵可夫斯基爱因斯坦说：宇宙是四进向的连续体。但是这种宇宙是四进向的连续体之说，我们的时空论所自出的中国《易经》早含蕴此种主张。《易经》中的六十四卦，正所以表状此四进向的连续体的宇宙中之各种运动的形态。”

[26]田边元著，周昌寿译：《最近自然科学》，上海：商务印书馆，1926年。第四章中第四节专讲“相对性原理”。朱经农、唐铖和高觉敷主编的《教育大辞书》（上海：商务印书馆，1928年）已重点列出了“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条目。该辞书的编委主要由当时中国留日和留学欧美的学生组成。早年在中国介绍相对论的几位重要学者都列为编委，如高鲁、任鸿隽、段育华、郑贞文、周昌寿等。王星拱在《科学概论》一书中曾以附录介绍了“时间与空间之相对观”。他说：“这一篇叙述，就是从《爱因斯坦的相对之理论》——一本通俗的小书，和此种叙述之散见于其它书籍中者，节录下来的。”（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年，第29页）汤姆生著，胡明复等译：《科学大纲》第4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年）第三十二篇
《爱因斯坦之学说》。由当时东南大学数学系教授段育华译。书中附有爱因斯坦的照片。并说明：“精深远到，世界仅见之科学学说创造家。”张国仁《世界文化史大纲》（下册）（上海：民智书局，1932年）专设一章《现代科学之革新家——爱恩斯坦》，对他的评价是：“从此爱恩斯坦的理论遂为科学界一致的崇拜。”陈范予1933年根据英文翻译柏恩黑第·巴乌应克（Bernhard Bavink）著《现代科学的分析》（中山文化教育馆编辑，商务印书馆发行）上册，其中第11章是《相对论与力场通论》。1935年，陶行知主编的通俗知识杂志《生活教育》第2卷连续介绍过爱因斯坦和相对论，作者均署名白桃。如《质量、能和爱因斯坦》（第3期）、《爱因斯坦的学说又得一证明》（第9期）、《爱因斯坦最近宣布的新学说》（第14期）。在发表《爱因斯坦的论说对吗》（第23期）一文时，还配发了一张爱因斯坦讲课的照片并说明：“发明相对论的爱因斯坦，他是世界有名的大科学家。现在被希特勒驱出德国，在美国一所大学里教书。他正在对学生们讲大道理。写在黑板上的方程式，是他常用的话语。”Grove Wilson著，曾宝施编译的《世界科学名人传》（上海：生活书店，1935年）第二十八章，介绍了爱因斯坦的生平的学术贡献，并附爱因斯坦拉小提琴的照片。认为相对论：“实际上对于我们百分之九十九的人这种理论是无用的。但如果你是一个天文学家或物理学家，则这理论非常重要了。这当然不是对于宇宙一种最后的解释。最后的解释，还是要追根于那最小的原子，电子。一切研究都是要有赖于这个原子世界，也是要有赖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L.Lnfrl著，秦仲实译《科学在今日》（北平：1935年）是一本介绍现代物理学的通俗读物，书前有爱因斯坦的序言一篇。霍登著，应远涛译《近代科学与宗教思想》（上海：青年协会书局，1936年）书中多次提到爱因斯坦。艾丁敦著，严鸿瑶译《物理世界真诠》（南京：商务印书馆，1935年）、皮仲和《世界科学家列传》（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有爱因斯坦的传记。1935年8月27日，北平《晨报》发表周金《论近人讲惠施及其它辨者（二）》一文，其中谈到：“我们知道，自从爱因斯坦发表相对论之后，哲学上许多唯心论的区别，是曾经如何地企图来解释爱氏的相对论，企图借此来否定空间时间的客观存在，否定这空间时间的两个客观区别的范畴。事实上，爱氏相对论否定了绝对的空间和绝对的时间，填平了空间和时间不可过渡的鸿沟，可并不否认了空间时间的客观存在。空间与时间的区别是相对的，但这种相对的区别，是在客观存在（‘实有’），而非主观的‘错觉’，却又是绝对的。这是相对论真谛。”据陈晓农说，周金是陈伯达的笔名。（《陈伯达——最后回忆与口述》稿本第371页）吉松虎畅著，张建华译《科学界的伟人》（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有《提倡相对论的物理学家》一章，专门介绍爱因斯坦，并附爱因斯坦讲课的照片。李书华等《科学院概论》（重庆：商务印书馆，1945年）。石兆棠《科学概论》（桂林：文化供应社印行，1942）第十八章即为《爱因斯坦方法论的基础》。卢于道《科学概论》中也提到爱因斯坦（上海：中国文
化服务社印行，1945）。W.C.D.Dampier-Whetham著，任鸿隽、李珩、吴学周合译《科学与科学发展思想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年）第九章《物理学中的新时代》介绍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陈鸿恩等编译《五十科学伟人》（上海：世界书局，1946年）有爱因斯坦的传记。1945年刘佛年翻译出版了爱因斯坦和茵菲尔合著的
《物理学的进化》一书。刘佛年在译序中说：“这本《物理学的进化》在1938年由剑桥大学印书馆出版。那一年我正在剑桥大学读书，看见报纸杂志上都热烈地介绍这一本书，便也买了来看。果然觉得好得很。间与研究物理学的朋友们谈起这本书，莫不交口称赞，便存了一个翻译的念头。次年在法国，看见法文的译本也已经出版了。近三年来在国立师范学院教书，得暇的时候便翻译一点，时作时辍，直到最近才完成。”（刘佛年译：《物理学的进化》，重庆：商务印书馆，1945年）许思园《相对论驳议》在1942年以法文正式印行。后又被作者亲自译成英文。1944年，许思园到达普林斯顿，随即出版了《相对论驳议》的英文本。许多学者纷纷来信，对论文发表意见。1945年6月7日，经爱森哈德引荐，爱因斯坦邀请许思园到家中做客。两人就时局、宗教和中国哲学等问题进行广泛交谈。许思园把《相对论驳议》送给爱因斯坦，爱氏随手翻阅后，谦逊地表示他对自己所写的东西一直心存疑义。临别时，他请许思园写一摘要给他。不久，许思园写就短文《与爱因斯坦教授讨论两个问题》，寄给爱氏。此文后译成中文，发表于《东方与西方》杂志（1947年8月）。（见胥弋：《许思园：一位“奇怪学者”的生平际遇》，http：//wenxue.beelink.com.cn）

[27]罗忠恕：《与爱因士坦先生的谈话》，载《观察》1948年第5卷第20期。罗忠恕(1903—1985)曾任华西协和大学文学院院长。1942年发动成立东西文化学社，与李约瑟有较多来往。

[28]刘义林、罗庆丰：《张君劢评传》，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6年。吕希晨、陈莹：《张君劢思想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郑大华：《张君劢学术思想评传》，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郑大华：《张君劢评传》，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

[29]陈兼善：《进化论纲要》，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第1页。

[30]《科学》杂志最早提到爱因斯坦是在1919年。杨铨：《科学与研究》，载《科学》1919年第5卷第7期；另载《科学通论》，上海：中国科学社，1934年，第215页。

[31]杜里舒著，张君劢译：《爱因斯坦氏相对论及其批评》，上海：商务印书馆，1924年，第1页。

[32]杜里舒著，张君劢译：《爱因斯坦氏相对论及其批评》，上海：商务印书馆，1924年，第2页。

[33]杜里舒著，张君劢译：《爱因斯坦氏相对论及其批评》，上海：商务印书馆，1924年，第19页。

[34]梁从诫：《林徽因文集·文学卷》，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9页。

[35]该文完成于1920年。正式发表于1921年4月15日出版的《改造》杂志第3卷第8期。论文前面用英文列出论文所依据的科学文献。分别是：a.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相对论：广义和狭义的理论》，伦敦麦修恩有限公司，1920年。b.亚瑟·斯坦利·爱丁顿（Arthur Stanley Eddington）：《空间、时间与万有引力：狭义相对论概说》，剑桥大学出版社，1920年。c.哈罗（Benjamin Harrow）：《从牛顿到爱因斯坦》。d.福来恩·西克（Freundlick）：《爱因斯坦相对论的理论基础》，剑桥大学出版社，1920年。e.休·爱略特（Hugh Eliot）：《相对论原理》，载《爱丁堡评论》1920年10月，第316—331页。f.威尔登·卡尔（Wilden Carr）：《相对论原理：哲学与历史和取向》，伦敦麦克米伦，1920年。载《徐志摩全集》第4卷，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91年，第29、30页。原文中科学文献的翻译者为傅光明。

[36]《徐志摩全集》第4卷，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91年，第30页。任鸿隽认为：“二百余年以来，牛顿的万有引力说，已为学者认为‘人智能及之最大限度’，不意二十世纪以来，又有安斯坦（Einstein）的引力新说发明，比较牛顿的引力说更为普遍而精确。所以我们若是要把行星系统的发明做一个‘完全的叙述’，应该以安斯坦的引力新说为止。”（任鸿隽：《科学概论》上篇，上海：商务印书馆，1926年，第60页）

[37]《徐志摩全集》第4卷，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91年，第31页。

[38]《徐志摩全集》第4卷，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91年，第46页。

[39]袁刚：《罗素在华讲演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1页。1920年12月21日在北京大学讲“物的分析”。这是专业性演讲，后由任鸿隽和赵元任译出。

[40]袁刚：《罗素在华讲演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43页。

[41]胡大年：《爱因斯坦在中国》，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6年。

[42]中国科学社编：《科学通论》，上海：中国科学社，1934年。

[43]张君劢：《科学与人生观》，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64页。

[44]张君劢：《科学与人生观》，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7页。

[45]参见傅统先：《现代哲学之科学基础》，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1、31页。张东荪为该书写的序言中说：“自胡适之先生作了一二次演讲，主张科学将来可以代替哲学以后，国人在思想上似乎有些人因此遂误会以为哲学与科学是相冲突的。最明显的是所谓科玄论战。凡站在科学一方面攻击玄学的人在隐隐约约中至少总是示人以科学与哲学是相反的。”该书第三章《时空问题在相对论之解决》，专门研究相对论在哲学上的贡献。

[46]郭颖颐著，雷颐译：《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