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孕套的起源，一般认为还是来源于西方，从称为“法国信”还是“英国衣”即可看出，它的成形和普遍使用，最终是依赖于现代化学手段才完成的，这方面西方有明显优势。
避孕套在中国传播初期，由于中国文化中缺乏自觉主动避孕的习惯，它的传播基本是在色情场所，是为防止感染疾病。初期有几个称呼如“阳具袋”“如意袋”“如意套”“风流如意袋”等，由称谓即可判断其用途，稍后才成为明确的避孕工具，具体时间虽然不好判断，但大体是20世纪30年代后才普遍用于避孕目的。
20世纪20年代中期，王云五等主编《日用百科全书补编》时，在避孕的“器械法”介绍中说：“两性接触时，男性生殖器，用树胶制之薄膜套起，俾精液不直接注入腔内，但用前必须将膜消毒。”[15]
此类普及日常生活常识的工具书虽然已介绍了避孕套的实际使用方法，但还没有给出正式的称谓。该书十年后的修订版在介绍“避妊新法”中，先后介绍了“别居法”“洗涤法”“器械法”“中止法”等，其中介绍“器械法”时，依然用了十年前的旧说。“两性接触时，男性生殖器，用树胶制之薄膜套起，俾精液不直接注入腔内，但用前必须将膜消毒。”[16]可见关于避孕套名称的流行，当时并没有一个固定的称谓。金浩1936年编著的《秘术千种》一书中有“梅毒预防秘诀”，但此书中没有提使用“保险套”为防止方法，[17]可见当时避孕套的普及程度还不高。
姚灵犀《思无邪小记》中曾专门提及此物，他说：
今之洋货肆或药房中，尝售有二物，一曰风流如意袋，系以柔薄之皮为之。宿娼时蒙于淫具，以免徽毒，侵入精管，因能防制花柳病也，故亦名保险套，更有一种附有肉刺者，可增女子之欢情，但于用之者终嫌隔靴搔痒耳。囊底有一小圆球，中空，适当马眼，可泄精于内，间有用之避孕者，但往来冲突，破裂堪虞。此袋偶一戏用则可，阴阳不能互达，热度不能射激，殊非卫生之道也。[18]
可见当时药店中已有此物出售，特别是他提到的第二点“更有一种附有肉刺者”，至今还是安全套制造中依然使用的基本方法，由此亦可知中国早期性用品的销售并不仅限于药店，流传并无严格限制，此中也反映社会文化对外来事物的态度。姚灵犀该书中还有一首《调寄水龙吟·咏风流如意袋》词，其中有“似冰蚕带蛹，玉龙包□，蓬瀛客，居奇货。遮莫魂消真个，论欢情卿当胜我。休讥小器，堪藏夹袋，房中术妥”一类的句子，虽属文人恶趣，但作为史料还不无意义，特别是指出了它由外邦传入，所以非常稀奇，由此可判断当时避孕套的流传程度。
陈无我《老上海三十年见闻录》中，也专门叙述过早期避孕套的作用及来历。他说：“此真花柳中保身要物。妓家每多湿毒，兼之常服泻药，染之受罪非浅，悔之莫及。此衣系外洋机器制造，用之胜常，一切秽毒之气不能渗入。价亦颇廉，每副售洋一元五角，远处信力自给，贵客欲办，至英大马路新衙门西转北逢吉里一衙第三石库门内，至晚不售。”[19]此书1928年4月由上海大东书局出版，由此时间可判断当时情状，贺萧在《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性》中，专门引述了这则广告，同时也特别指出“花柳病被置于非常显著地位”。[20]
周越然《言言斋性学札记》中曾记：“天下最不平之事，莫如生育。能孕者一触即成，不能者万冲无效；多孕者带佛国帽，以求根治，不孕者用救苦丸，希冀得胎。但每打‘佛帽’必有一漏气者，此制帽国家之法律也，用之等于不用。昔农夫某，每年得子，厌之，杜造鳝鱼皮为帽以为阻隔，不料次年其妻一胎两子，求少反而增多，夫妇二人弄得莫名其妙，后来细细一想，知鳝皮之上有眼孔二，用时未曾填补，生命元子迸出之路既分为二，胎儿之数量应成双也。此虽笑话之极无根据者，亦足以见帽类之不常有效也。”[21]
20世纪30年代前后，中国文献中常出现避孕套史料的有几个方向，一是在掌故笔记中，一是在专门介绍避孕和节育知识的科普类小册中，还有一种是在翻译西方节育知识的译著中。我估计药店的销售目录和进口物品统计目录一类史料中，也可能存在相关史料，可惜没有见到。特别是在进口统计目录中，如果能有避孕套的年度进口具体数目，可以帮助我们判断中国人对性病流传和当时妓院梅毒出现的一般情况。这几类文献中的避孕套史料，虽然说法并不完全相同，但归纳起来，大体可看出避孕套如何由一种陌生的色情场所专用品而普及成为一种日常知识。当时这些文献中凡提到避孕套，多数都有记述其来历的文字，可见它还是一种陌生器物。但随着相关知识的普及，避孕套在当时文献中出现的频率累积度很高，也反映当时社会对外来事物的接受能力。
1927年，桑格夫人著，宋学安译《美乐之家》在上海出版，该书专设一节《橡皮套的功用》。其中说：“因之男子方面，都用一种极薄的柔橡皮所制成的橡皮套，把阳具完全套没。交媾时用之，精液即泄在套中；那么精虫便无侵入子宫的机会，如此即不可致成孕。这种方法，在美国最为通行。这橡皮套也到处可得。（译者按：此种橡皮套，就是吾们中国俗称‘如意袋’这一类的东西，现在各西药房中，大概都有出售。有日本制及西洋制二种，以西洋制的为可靠。）”[22]还有更详细的记述：“橡皮套有薄胶质制的，要橡皮制的。其质薄而透明有伸缩力，无眼缝，可以耐摩擦而不破裂。所以精虫在套内，一无机会可以突出而入子宫。不过用时如不留心，或所用的过小，包住生殖器过于紧窄，难免有不破裂及裂孔的危险。如果破裂，则节育的目的完全失败了！因为用者并未擦破，而女子已不知不觉得胎了。所以用这种皮套，其容量必须适于生殖器膨胀的极度为要，决不能太小，太紧，以至用如未用。如果用时留心，则于免妊及防毒上，确有一种效验。用橡皮套须留意的一事：就是在抽出生殖器时，不能使皮套脱落；否则精虫仍有侵入阴道，游进子宫的可能。又用过之后，最好随即弃去。如果还要留为下次之用，那么必须于消毒杀虫药液中，浸洗干净，等干燥后方可再用。”
这些史料中，对避孕套的来历和制造质量也有说明，从中可见当时避孕套除了西洋进口外，还有日本这个渠道。在人类传播史上，私密物品传播程度越高，数量越大，越能说明交往的普及程度，越能说明文化融合的渗透程度。因为日常生活品，尤其私密用品有一个由高到低的传播过程，早期总是由外交人员或者身份较高的人员承担这个职能，慢慢流传到民间，当它可以作为公开的商品进口时，说明一种文化的融合和认同已基本完成了。
《科学生育法》一书中专门指出：“追迹‘阳具袋’底来源与其历史，颇饶兴趣。在中国与日本当妓女者常用油丝纸堵子宫口，此种方法极简陋。欧洲十六世纪中叶，意大利初用此法是用亚麻做的宫帽形，适合套在阳具上，Fallopius极赞成此法。工具进步，乃改用羊的盲肠来制，后又用鱼胶。至十七十八世纪时，其制造法乃更精良了。是时英国也已采用了。著称‘阳具袋’统名为Condom法。”[23]
这种介绍，可以说已是一个避孕套的小史，其中包含的知识量相当丰富，不但给出了器物起源的基本思路和方式，连名称和发明者也介绍出来，想到当时此类普及性的书流传较广，可以判断中国社会对避孕套接受的广泛程度，当这种知识成为日常知识时，它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中国人的生育观念和性生活方式。
中国健康学会编《现代节育法》第五章《男性的节育方法》中介绍，现在套在男性生殖器上的物质是用一种极薄的橡皮制成，叫做阴茎之衣，普通称为“保险套”。书中认为，这种方法在避孕的科学中占有相当的位置。“有些医学家，时常认为‘保险套’这种东西，并不一定是这样的妥当使人满意，橡皮微小的破裂，是失败的原因。不过经制造家的改良，这种情形已不常见，所以如果用一个最高等的，自然很少有破裂的危险。每一次使用以前，要一定试验一下。为使不致有微小的破裂起见，最好先用气把它吹起来，并且在未使用前，就这样的短时间内不必去管它。要知道精虫的形式是这样的微小，就是极小的破裂也能穿过去的。”
该书中还特别指出了避孕套流行初期，人们对它的基本认识。书中指出，关于节制生育，在劳动阶级的许多人中，有一种极普通的谬说，认为使用保险套尚能惹起肺痨。这固然是错谬，然而作者对这种见解很表同情。书中同时还提到了避孕套的价格。书中提到：“保险套的价格，是往往令人可惊的，它是不应当这样的昂贵才对。民众们对于节制生育的需要性，有了相当的印象是对的；不过他们认为一种方法，如果它的价格是很可观，一定是可靠，这种理想是错误的。这种奇异的比喻是由医院商店内一个卖零售药品的人告诉我的，他对于节制生育运动是很抱着热心，仁慈。他时常择出一种极贱而且物质极佳的保险套，每个价值不过几个便士；但是事实上，一个月的工夫很少有人来买这种价廉物美的东西。后来他们把这一种完全不卖，另把一个价值每个二先令的放在目录上求售，不到两星期的工夫完全售尽，并且还接到各方对这种物质有夸赞的信笺，所以他感觉人民对于物品的优劣，是以价格来做标准的，这种思想很难有使他们更改的可能。同时我在已经很早使用过的人们中得到证实，就是他们耗费很可观的价值来买极优品的保险套，结果十二个之中有十二个是破裂的，失败的。现在经专家的改良，橡皮的原质和可靠性已经增高了；并且可以用一先令的代价，得到三个很好的了。不过应当直接到几家可靠的医学化学师那里去买，万不可到普通卖橡皮的商店里去，因为那里时常以这种东西，作为淫猥招揽顾客的物品：结果，不但使人不满意，而且他的伤害性也很大，价格也可观的不公道。”[24]
从翻译介绍外国避孕套知识到人们对它开始认识理解，这是中国避孕套传播过程中的一个必经阶段。社会的接受渠道是先介绍节育知识，同时伴随介绍避孕套的历史和使用方法。
潘公展翻译的司托泼著《儿童爱》一书中认为：“阻止精虫游进子宫，如果不用前面说过的橡皮帽遮没子宫口，那么可以用方法遮蔽男生殖器，也能完全达到目的，这个方法也许是流行的方法中间最著名的一种，而各种名目不同的‘阴茎套’（Sheaths），即‘如意袋’之类，用橡皮、胶皮或丝绸做成的，市上也尽有发售，不过质料和形式自然不止一种，但是在主要点，它们都是相同的，它们都有包裹男性生殖器，阻止精虫漏入阴道。这些阴茎套自然是许多人所认为最是无害的方法，如果一对夫妻使用的很满意，那就不一定要去指责它们，但是，据我的意见，确有许多反对理由，足以说明除了特别情形以外使用阴茎套实在是不适宜的。”[25]
据说此书1918年出版后到1923年销售了近30万册，当时影响极大。人类在对各种知识的接受过程中，依赖流行读物接受的程度，常常要高于专门的知识传授，日常知识和生活经验结合沉淀为生活习惯后，一种知识的传播事实上就完成了，私密用品的传播有一种非公开提倡和个人自觉认同的过程，因为私密生活的非交流性导致相关知识的接受呈封闭状态，这其中普及读物的作用相当重要。
史东医师夫妇著，叶群、黄嘉音译《婚姻生活指导》，也是一本当时流行较广的书，书中对避孕套的介绍是这样的：“再有一种防止精虫进入阴道的男用的方法，就是在性交的时候，用一种套子，把男子的生殖器套住。这套子通常称作男用避孕套，亦称卫生套，据说这是距今约四百年前，费洛毕斯（Fallopoius）设计制造的。实际上这种避孕套具有双重功用，它兜住了精液，可以避孕，同时它遮没阴茎，又可以防止花柳病的传染。避孕套主要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所谓‘鱼皮’套，是特别选用某种动物的皮膜制成功的；一种就是橡皮套，是用天然橡胶，或是人造橡胶所制成功的。鱼皮套用前，必须先将它浸湿，这当然不大方便，不大适用。这种鱼皮套虽然售价比较昂贵，但实在并不比橡皮套好多少。”[26]
这些介绍中多次提到早期避孕套使用“鱼皮”制造的事例，可能对中国手工业史的研究有启示，比如它的制造应当是相当精密的手艺，而这种手艺的流传可能有私密性，它可能在南方较盛，因为是昂贵的消费品，必有特殊的销售渠道等等。
当翻译介绍性作品累积到一定程度时，中国人自己编纂的相关著作也开始大量出现，而且慢慢会取代翻译作品，这种取代，其实也是一种知识的普及和为社会认同的过程，也是一种文化融合现象。
严与宽编著的《节育的理论与方法》，已不再以介绍的姿态传播一种新知识，而是直接说明，虽然知识的来源是外国的，但已化为了自己的一种认识。严与宽认为：“避妊袋——俗名如意袋，亦系橡皮制成。大小药房均有出售，价目每打七八角。在性交之前，将避妊袋套在阳具上，待丢精时，精液则完全留存袋内，不致流入阴户。此法本最安全，不过这东西容易使夫妇间发生一种隔膜，减少性交时的乐趣。并且这薄橡皮膜容易破裂，用时应格外注意。常用避妊袋来性交，不但减少兴趣，并且有时夫妇间会发生神经病。不过偶而试用，则固避妊之妙法，而完全无损于人体之健康。”[27]
郭泉清在《实用避孕法》中认为：“男用长橡皮套——这是用膜制的囊袋，于交媾时套在男子的阴茎上，将阴茎封闭于此袋内，则精泄于袋内，而不汇入阴道。最初所用的是动物的膀胱或肠管所制，也有丝制的，现在则多用橡皮，形如圆筒，分大中小三种。套太小则将勃起的阴茎紧压，发生痛感，过大则可能在交媾抽动时脱落。选择时应以半勃起的阴茎为准，则可免太小或太大的缺点。其尖端每附一小池，以盛泄出的精液。此套不用时可以卷叠，面积甚小。宜置于通风的暗处，又须保持干燥，则可耐久。用时宜先吹气，使之膨胀，以试其是否漏气。漏气者则可能漏精，不宜使用。又须用两手拉它，以试其弹性，失去弹性的也不可。试后再将此套卷叠如故。涂一点水在阴茎上，使橡皮可紧附于阴茎上而不致脱落。然后置套于阴茎头上，将小池内的空气逐出，向上卷套，以至其全长，这样使阴茎密闭于套内，而套亦不易脱落。此法的优点在它的简易，能防止花柳病的传染，因此一般人称之为‘卫生袋’或‘保险套’。这种方法无需医师的指导，携带方便，购买又易，因此用的人相当多。但是它的缺点也不少：一、不甚保险——据海尔氏调查所得的结论，其保险度仅有百分之五十一，与其它化学药品合用时，其保险度大为增加，所以不宜单独使用。二、大小难以合适——过小则紧压阴茎而有疼痛，过大则于交媾抽动时容易脱落而不觉得，过小可能破裂。三、橡皮套内常有小孔，用时未检查出来，或失去弹性而有小裂孔精虫乃由此小孔流入阴道内。四、减少男女的快感——因两性器官隔以橡皮，不能直接磨擦，以至减少其快感，尤其是男子方面，不过在易泄的男子，有时可以利用此套而延长时间。五、性行为不能连续——用时须阴茎勃起而有性冲动时，因此用此套须将连续的性行为截成两段。有时性行为被截断后，阴茎变软而不再举，致性交不可能。六、女方不能吸收精液——精泄于袋内，女子不能吸收男性的精液，男子精液的内分泌素及其它成份，据说对于女子颇有益处，而用此套时则女子得不到这种享受。”[28]
书中还认为：“男用短橡皮套，此类短橡皮套亦称美式橡皮套，甚短，只能将茎头包套，故在交媾时，茎干仍与阴道直接摩擦。较用长套者有快感。但较易套落，而且不能防止花柳病的传染。它的利弊也与长套相似。”这个介绍显示了人类在避孕和性快感之间的困境与想象力，是关于早期避孕套形制方面的史料。
许晚成《男女避孕法》中介绍“避孕袋避孕法”时，说明避孕套“俗名如意袋，亦系橡皮制成，大小药房均有出售，价目每打七八角。在性交之前，将避孕袋套在阳具上，待丢精时，精液则完全留存袋内，不至流入阴户，此法本最安全。不过这东西容易使用夫妇间发生一种隔膜，减少性交时的乐趣，并且这薄橡皮膜容易破裂，用时应格外注意。用避孕袋来性交不但减少兴趣，并且有时夫妇间会发生神经病，不过偶尔试用，则固避孕之妙法，而完全无损于人体之康健”。“以前有如意袋一种，套在阳具之外，射精时可以隔绝精虫，可是大都嫌太厚，而且易裂，交接时候不能畅尽鱼水，次晨往往引起头晕目眩诸患。要是破裂，也许适以成孕。现在有许多新出品，质薄坚韧，交接时如将袋的外层，再敷上K.Y.Jelly或妙特灵油膏，可使两性器官增加近密，此两种油膏发生一种幽香，可以增进性欲的强盛。”
汪企张著《避孕法》：“男子的精虫，不入女子的子宫时，便不能成胎。寻常药房里，有风流如意袋出卖，他的目的原为预防染毒起见，但是也可避孕，因为男子所出的精，仍留袋中，未接女子生殖器的缘故。不过这种皮袋，厚了，好似隔鞋搔痒，减退快感，薄了，极易破裂，仍旧无效，所以也是一种消极的方法，聊胜于无的意思。”[29]
林俊千编著《新家庭》：“男子的节育方法，普通所谓忍耐，不使精射入女性生殖器，但这是不可靠的方法。只有用保险套，一只极薄橡皮做成的袋，套在男性生殖器上，这样，使精液不会射入女性生殖器。不过，得留心这橡皮套有微小的破裂，要是有一线的破裂，那就等于不用。而且价格相当的贵，恐怕不是一般人所能购用的。”[30]
孙严予《今日避法与性心理》一书中提到：“男用如意袋系精薄橡皮所制，成一袋形，恰可套上阴茎，袋之顶端有一小袋，为储精所用。该项如意袋，胜利后，在我国各大城市已极普遍，街边小摊均可买到。因为精虫极小，数多，而活泼，故极小之漏洞亦可引起精虫通过之可能，故使用前必须检验是否有小洞。该法避孕之目的颇可靠，但是因为双方之生殖器隔了一层橡皮膜，性交快感大为减少，如隔鞋抓痒。再男女双方之生殖器相互浸润在双方之分泌物内，不论其是否为双方生理上利益，却是性交当时莫大之快感。该方法剥夺了双方这一个重要的享受。有些人在性交中不戴上如意袋，而在男人快射精时，再戴上去。这方法固然可以，免这一缺点，但是性交中无防卫方法，性交中滴出精液少许时，即可受孕。所以这方法在性交之满足是极大之妨碍，现在除预防花柳病者所采用外，健康夫妇正常性交时不采用之。”[31]
孙严予提到“胜利后，在我国各大城市已极普遍，街边小摊均可买到”一语，大体可以说明20世纪40年代中期后，避孕套的普及程度已相当之高，但当时中国还没有专门制造避孕套的工厂，说明它主要还是依赖进口。
避孕套在中国传播中，我还没有见到过有阻力的例子，这说明中国人的性观念相当开放，接受外来文化的能力极强，同时也说明中国人对人口压力的意识也相当自觉，而且避孕知识的普及速度非常迅疾。
作为高级知识分子的杨步伟，20世纪20年代在欧洲还为避孕问题所困，但到了抗战后的40年代中期，避孕套在中国的用途和获取，已成为日常生活知识，这个时间非常短暂。而避孕套的名称，从初期的“如意袋”经历“避孕套”，到现在人们习以为常的“安全套”；它的功用经历“卫生”和“避孕”后，又回归到了“如意袋”的原初意义，这个变迁体现了人类在节育和性活动中的丰富感情和心理，同时也展现了人类在原初生命活动中的智慧和想象力。
2009年3月8日于厦门大学(www.xing528.com)
【注释】
[1]杨步伟：《杂记赵家》，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第219页。
[2]伯纳德·阿斯贝尔著，何雪、晓明译：《避孕药片——一个改变世界的药物传奇》，北京：东方出版社，2000年，第6页。
[3]伯纳德·阿斯贝尔著，何雪、晓明译：《避孕药片——一个改变世界的药物传奇》，北京：东方出版社，2000年，第30页。
[4]伯纳德·阿斯贝尔著，何雪、晓明译：《避孕药片——一个改变世界的药物传奇》，北京：东方出版社，2000年，第73页。
[5]伯纳德·阿斯贝尔著，何雪、晓明译：《避孕药片——一个改变世界的药物传奇》，北京：东方出版社，2000年，第81页。
[6]安克强著，袁燮铭、夏俊霞译：《上海妓女——19—20世纪中国的卖淫与性》，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64页。
[7]李零：《中国方术考》（修订本），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年，第456页。
[8]侯忠义主编：《明代小说辑刊》第一辑，成都：巴蜀书社，1993年，第760页。
[9]李零：《中国方术考》（修订本），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年，第456页。
[10]李零：《中国方术考》（修订本），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年，第457页。
[11]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03页。
[12]刘善龄编：《西洋风——西洋发明在中国》，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271页。
[13]钟叔河主编：《航海述奇》，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第498页。
[14]钟叔河主编：《欧美环游记》，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第744页。
[15]王云五等主编：《日用百科全书补编》第35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25年，第1页。
[16]黄绍绪、江铁等主编：《重编日用百科全书》中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第3948页。
[17]金浩：《秘术千种》，出版地不详，1936年，第317页。
[18]姚灵犀：《思无邪小记》，天津：天津书局，1947年，第71页。
[19]陈无我：《老上海三十年见闻录》，上海：上海书店，1997年，第257页。
[20]贺萧著，韩敏中、盛宁译：《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性》，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47页。
[21]周越然：《言言斋性学札记》，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58页。
[22]桑格夫人著，宋学安译：《美乐之家》，上海：出版协社印，1927年，第23、24页。
[23]哈夫洛克·埃利斯著，彭兆良译：《科学生育法》，上海：民新书局，1929年，第28、29页。
[24]中国健康学会编：《现代节育法》（科学博士玛丽·斯托泼著），上海：健康生活社出版，1937年，第86、87、88页。
[25]司托泼著，潘公展译：《儿童爱》，上海：光华书局，1926年，第62页。
[26]史东医师夫妇著，叶群、黄嘉音译：《婚姻生活指导》，上海：家杂志社，1948年，第102页。
[27]严与宽编著：《节育的理论与方法》，上海：大东书局，1933年，第116页。
[28]郭泉清：《实用避孕法》，上海：家杂志社，1949年，第47页。
[29]汪企张：《避孕法》，上海：大东书局，1924年，第28页。
[30]林俊千编著：《新家庭》，上海：中国图书编译馆，1939年，第47页。
[31]孙严予：《今日避法与性心理》，上海：中国优生节育促进会，1949年，第26页。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