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德镇兰田古窑址：北京大学考古队发掘结果

兰田村位于浮梁县湘湖镇，距景德镇市约10千米，村委会驻地李家埠。明初，安徽祁门李氏迁建于此。明末，李家村经济繁荣，往来商船常停泊于村旁，为货物集散商埠，故名之。今村西紧邻江西景光电子有限公司，城镇与乡村仅一墙之隔，市民与村民同处，城镇化程度高，经济活跃，交通便利。这里地处南河边，山势平缓，田畴肥沃，柴薪充裕，又有南河连通昌江，水陆交通便利，具有得天独厚的窑业生产条件。据史书记载，湘湖镇南河流域一带是景德镇早期重要的瓷业中心。历年来考古研究发现，这里分布有30余处晚唐、五代至北宋时期的瓷业遗址。

2012年10月底，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和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组成联合考古队，景德镇民窑博物馆、浮梁县博物馆、景德镇陶瓷学院参与，对景德镇浮梁县兰田古窑址进行主动考古发掘。兰田村的古瓷窑址分布在万窑坞、柏树下、大金坞等处，统称为兰田窑址，发掘工作以万窑坞为主，同时对柏树下窑址进行小规模试掘，对大金坞窑址进行考古调查。考古队在万窑坞窑址清理出有效文化层3层，柏树下窑址清理出有效文化层5层，清理各类遗迹12处，包括窑炉2座、灰坑7个、墓葬1座、水沟2条，出土数以吨计的各时期的瓷器和窑具，湮没在土层中一千多年的瓷窑遗址及其窑业遗存，逐渐展示在世人面前。

图3-1　兰田龙窑所在地万窑坞村

万窑坞瓷窑为龙窑，平面呈长条形，方向北偏西36°。窑炉总长28.7米，宽（内部最宽处）1.9米，残高0.1～0.7米，由窑门、火膛、窑床、窑前工作面四部分组成。窑门位于火膛的南侧。平面为半圆形，长1.3米，宽1.46米，残存深度0.7米。火膛的前端为窑门，窑门口呈“八”字形，与外面的工作面相连，门宽0.7米。门外为窑前工作面，是一个不规则椭圆形的坑，长2.7米，宽2.6米，深0.6米。窑床位于火膛的北部，平面呈长方形。北侧窑尾破坏少许，南北残长25.75米，宽1.7～1.9米。两侧窑壁残存高度0.1～0.45米。底部北高南低呈斜坡状，窑炉的坡度可分为前、中、后三段，前段的坡度为23.5°，中段22°，后段19°。窑床建造是先在原土上挖槽，然后两壁用平砖顺砌，部分地方直接利用基槽的生土壁。

窑炉前部由于经过高温烧烤，内壁形成了一层厚度为6～12厘米厚的青灰色烧结层，外部为10～20厘米的红烧土层，两壁有用砖砌的修补痕迹，表明此窑使用年限较长。窑床的底部铺放了一层厚度为5～15厘米的粗砂层，使垫柱等窑具得以平放。窑壁的中后部发现两处疑似窑门，宽度约0.6米。在窑床前部完整地保存了支垫器物的窑柱，器物柱分布十分密集，可以推断该窑从停烧到倒坍废弃，相隔时间不长，窑内生产现场没有被破坏，这对了解当时的装窑量提供了不可多得的重要资料。兰田窑两个侧窑门之间，侧窑门和正窑门挡火墙后方的窑床上保存了密集的窑柱，而在窑炉后部窑壁残毁部分，也零散地分布着一些窑柱。从保存的情况来看，兰田窑后半部几乎没有被利用，实际利用的空间只有2/5，那么建造这么长窑炉的目的，或许只是为了利用坡度增加抽力，获得更高的窑温。

通过考古发掘，万窑坞瓷窑内出土了一批晚唐、五代时期的遗物。瓷器主要有3类，即青绿釉瓷，青灰釉瓷和白釉、青白釉瓷。出土器物的种类丰富，除了常见的碗、盘、执壶、罐等器物，还发现了一些十分罕见的器物，有些在景德镇古代窑址中首次发现，如腰鼓、茶槽子、茶碾子、瓷权、瓷网坠等。同时，瓷窑中还出土了不同种类的窑具，其中带有“周”“生”“申”“大”“元”“和”“中”等文字款的数百件。

大金坞窑址的遗物比较单一，以青釉为主，少见酱釉器物；器型较大，以饼足器为主，少量有圈足器，足底有4～6个支钉痕，在窑柱上直接摆放支钉裸烧；发现有少量垫饼、垫圈。

万窑坞窑炉长度较乐平南窑明显变短，包括尾部残毁的部分应该不超过30米，但坡度明显增大。南窑的长度为78.8米，坡度为前部10°、后部13°，为前缓后陡；万窑坞为前陡后缓，从前向后依次为23.5°、22°、19°，大体两倍于南窑窑炉。以资借鉴的是浮梁盈田凤凰山窑址，其长度为15.75米，主体部分的坡度为23°。这三座窑炉烧造的产品并不一样：南窑全部是青瓷；万窑坞是青瓷与白瓷混烧；凤凰山以白瓷和青白瓷为主。由此可见，浮梁区域早期窑炉的这种变化趋势十分明显，是为了适应产品种类变化而发生的窑炉形制的改变。龙窑的总体变化趋势就是从长变短，坡度从平缓变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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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　兰田龙窑保护房外景

兰田窑出土器物可分为五期。第一期以大金坞窑址遗存为代表，产品以青釉器物为主，少见酱釉器物。器型较大，少见小巧精致物件。以饼足为主，少量圈足器，足底有4～6个支钉痕，在窑柱上直接摆放支钉裸烧。时间可早至中、晚唐。

第二期以万窑坞第一组地层的器物为代表，出土物非常丰富，代表了兰田窑早期产品的概貌。出土器物中青绿釉占85.7%，其他器类仅占14.3%（青灰釉器占9.7%，白釉器占4.6%）。典型器物主要是青绿釉唇口碗、折腹盘、壶、器盖及方盒等。青灰釉器比例较第一期增加，胎体变薄、胎质紧致，以碗为主。第二期中新出现白釉器，釉面透明光润，以盏为主，开始采用匣钵或单体支钉烧造，但裸烧仍占主导地位。

第三期以万窑坞第二组地层的器物为代表，窑业遗存最丰富且不乏精品。青绿釉器占76.5%，白釉器占15.6%，青灰釉器仍占7.9%。碗的比例下降，壶、盏、罐、钵比例上升，青灰釉器物数量及种类达到了顶峰，胎釉更细腻，质量进一步提高。窑具中漏斗形匣钵数量猛增，与窑柱比例相当，表明这个时期匣钵装烧数量超过裸烧，器物质量普遍提高。烧造年代为唐末五代初。

第四期以万窑坞第三组地层的器物为代表，总量较第三期减少，青绿釉器物所占百分比降至60%，白釉器物增加至20.3%，青灰釉器物上升至19.7%。在青绿釉器物中，碗仍然是最重要的产品，壶的比例大大增加。窑具中漏斗形匣钵比例明显高于垫柱，支垫具和垫钵大幅减少，表明匣钵装烧已经逐步替代裸烧，器物质量继续提高。烧造年代当为较为繁盛的五代中后期。

第五期以万窑坞第四组地层的器物为代表，青绿釉器物所占的百分百下降至54.7%，青灰釉器物和白釉器物所占比例分别增加到23.1%和22.2%，其中罐的比例增加到顶峰。白釉器物胎色洁白、胎质细腻透明，釉面光润无杂质，胎釉质量也在本期达到顶峰，产品仍以碗、盘为主。烧造时间在北宋早期，为该窑场终烧时期。

对青绿釉、青灰釉、白釉三类器物的胎釉特征、制作工艺和器物造型的考察显示，这三种产品分别受到江西洪州窑、浙江越窑和北方地区白瓷生产技术的影响，也有少量长沙窑的工艺特征。特别是万窑坞精致的白瓷产品，从造型的相似，釉水莹白均净，胎体利坯加工所达到的薄度等方面，都与定窑的同期产品十分相似。在所有的工艺来源中，越窑对万窑坞的影响更为深刻，该研究对景德镇制瓷业产生的历史背景和工艺来源提供了新的认识。

万窑坞遗址所有文化层都同时出土青绿釉瓷器、青灰釉瓷器和白釉、青白釉瓷器，按照器物的精粗程度采用不同的装烧方法，表明这种同出的器物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当时同时烧造的缘故。以往学术界认为这三种器物有发展的先后承继关系，但这次发掘证明其是同时生产，并延续了较长时间，白瓷的出现可以提早至晚唐时期。这一发现将景德镇制瓷业的起始时间向前推了百余年，并改写了“南青北白”的说法。景德镇不但是青瓷制作中心，而且是当时精细白瓷的江南制瓷中心，这对于探讨南方地区白瓷的起源具有重大意义。

清道光版《浮梁县志》载：新平治陶，始于汉世。新平镇是景德镇最早的名称，从汉代（前206—220）开始制造陶瓷。学术界一直认为景德镇这一时期烧造的大抵属于早期瓷器，粗糙厚实，瓷质不纯。《景德镇陶录》也描述这个时期的瓷器“器质甚粗，体甚厚，釉色淡黄而糙，或微黑。碗中心及底足皆无釉，盖其入窑时，必数碗叠装一匣烧，故也”。直到唐武德年间，新平镇瓷器才名扬于世，清道光版《浮梁县志》载：唐武德二年（619），镇民陶玉者载瓷入关中，称假玉器，且贡于朝，于是昌南镇瓷名天下。霍仲初，新平东山里人，“其所造瓷器甚美，色亦素，土墡腻，质薄，佳者莹缜如玉”，时称“霍窑”。唐武德四年（621），霍仲初、陶玉被诏制瓷进御。

兰田唐窑成为古浮梁地区发现最早、保存最完好的窑炉遗址，填补了窑炉发展最早形态的空白。与乐平南窑、昌江丽阳龙窑的考古发现不同，兰田窑是在景德镇早期制瓷核心窑场区取得的实物证据，而且兰田窑遗存丰富、时间跨度大，是制瓷业较为成熟时期和鼎盛时期的产物，证明了景德镇瓷业从唐代就是以生产青白瓷和白瓷为主，印证了唐代大文豪柳宗元在元和八年（813）为饶州刺史元崔进奉瓷器所做《代人进瓷器状》的记载，也为研究9—10世纪景德镇湘湖地区瓷业生产提供了可靠的实物参照资料和时间断代标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