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德镇古窑址：瓷石开采危机下的瓷业繁荣

景德镇是一座瓷业都市。一千多年的陶瓷手工业支撑了这座城市的发展，创造了灿烂的陶瓷文化，也留下了自唐至清的1000多处陶瓷生产遗址遗存。其中，陶瓷窑炉遗址和窑业遗存器物最多，包含的陶瓷生产历史信息也最丰富。窑炉是陶瓷生产中必不可少又非常重要的关键设备，在瓷器制作的工序中，入窑烧造是最重要，也是最难掌控的工艺，在科技手段并不发达的古代尤其如此。可以说窑炉是瓷器的襁褓，是瓷业的灵魂，陶瓷产业发展史也是窑炉发展的历史。因此，一些国家仍称陶瓷工业为“窑业”。

景德镇陶瓷源于何时？源于何地？最能提供考古说明的莫过于窑炉遗址遗存。《浮梁县志》载：“新平治陶，始于汉世。”《景德镇陶录》载：“陈至德元年，诏镇以陶础贡建康。”这些都说明景德镇瓷业在东汉至唐初就已经开始，但未有考古实物支持。近年来，随着乐平南窑村和浮梁兰田村考古发掘出中唐、晚唐时期的龙窑，景德镇地区陶瓷烧造历史向前推进了200年。而乐平涌山古人类遗址考古发现的陶片与万年仙人洞发现的中国最早陶片的历史非常接近，这种原始陶器与涌山周边的古代窑业是否有承继关系？千年瓷都景德镇是否还是万年陶邑？还有待考古界的继续研究。

唐代，景德镇地区就大量烧造青釉瓷，在南窑村、兰田村周边就有规模庞大的窑业活动。五代时期，景德镇瓷业兴起，但未脱离与农耕结合的形式。经考古发掘，在湖田、杨梅亭、黄泥头、铜锣山、李家坳、白虎湾、南市街、丽阳、蛇山等21处发现了五代窑址。烧造的瓷器主要是青瓷，后期白瓷比例渐大。

宋代，景德镇瓷业进入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昌南镇因产青白瓷，并因青白瓷名扬京城，而获皇帝年号“景德”为镇名。《陶记》载：景德陶昔三百余座。这个时期景德镇（古浮梁）域内瓷窑主要分布在六个区域：一是昌江东岸的昌南镇古窑群，包括吊脚楼窑、落马桥窑；二是昌江支流南河下游两侧的古窑群，包括湖田窑、杨梅亭窑、进坑窑和塘下窑等；三是南河中游附近的古窑群，包括兰田龙窑、湘湖窑、白虎湾窑、盈田窑等；四是浮梁寿安镇古窑群，包括南市街窑、柳家湾窑、灵珠窑、朱溪窑、西溪窑、丰旺窑、凉伞树下窑等；五是昌江支流东河上游的古窑群，包括瑶里窑、绕南窑、长明窑和南泊窑；六是丽阳古窑群，包括蛇山窑、瓷器山窑等。

宋末元初，三宝蓬等地能够直接用于制瓷的瓷石开采殆尽，景德镇瓷业出现原料危机，矿区附近的白虎湾、杨梅亭等窑纷纷停烧。浮梁东河流域发现高岭土，将其掺入瓷石中制瓷，可使瓷坯承受更高温度烧造而不变形，不但提高了瓷器的强度，而且可以制造体积更大、更复杂的器型，景德镇瓷业由此进入一个新时代。瑶里、绕南、三宝、杨梅亭、湘湖、白虎湾等处的窑场逐步停烧，下移到昌江东岸的景德镇老城区。湖田窑规模大又在南河边，离昌江近，坚持到明代隆庆、万历时期也停烧。瓷器生产的原料、燃料，全部用小船从昌江各支流顺流而下运至昌江东岸的景德镇，景德镇生产的瓷器用大船顺昌江而下，经鄱阳湖运往世界各地，是最经济、最科学的生产组织形式，以珠山为中心的景德镇瓷业烧造中心初步形成。

这一时期，随着中原人口南迁，中国北方陶瓷工匠把“馒头窑”烧造工艺带到南方，在景德镇得到推广应用。馒头窑占地面积小，依靠烟囱产生的负压，使窑内能够实现倒焰烧造，与之前的窑炉相比，温度能够达到1200℃以上，且易于控制。于是，馒头窑取代龙窑成为景德镇烧造瓷器最主要的窑炉，在珠山周边和湖田民窑的考古发掘中，均发现大量馒头窑的遗址。

明初，北方各大名窑日趋衰落，唯龙泉青釉瓷仍大量烧造，但已无法和景德镇瓷媲美。“洪武二年，设厂于镇之珠山麓……宣德中……官窑遂增至五十八座，多散建厂外民间”。嘉靖年间，瓷器烧造兴旺，景德镇人口已“主客无虑十万余”。万历后期，“镇（景德镇）上佣工，皆聚四方无籍游徒，每日不下数万人”。景德镇由一个主要产瓷区上升为全国瓷业的中心。

这一时期，一种结合了馒头窑和龙窑优点的新型窑炉——葫芦窑在景德镇出现，她融合中国南北制瓷技术，兼备了龙窑和馒头窑的优点，通过窑炉的不同形制，可以满足不同种类瓷器对温度的不同要求，更适合不同品种瓷器的烧造，景德镇陶瓷烧造技艺有了长足进步。葫芦窑一直应用到清代初期，时间跨度三百多年，成功烧造出成熟的青花瓷，创烧了釉上彩、斗彩、五彩、素三彩和各种颜色釉瓷，是御器厂烧造的主要窑炉。瓷窑烧了一定的次数后就要重建，由于烧瓷耗柴量大，故有依山逐柴建窑的特点，自宋至明，在古浮梁、乐平的境内留下的古瓷窑址数以千计。

清代，御器厂更名为御窑厂，专为朝廷烧造瓷器。御窑厂集中了当时最优秀的工匠和最上等的原料、最先进的窑炉，创烧的彩瓷品种有青花三彩、粉彩、珐琅彩、各种颜色釉瓷等，烧造工艺都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御窑厂的设立和“官搭民烧”制度，促进了景德镇瓷业的繁荣和发展。御窑厂外，“民窑二三百区，工匠人夫不下数十万”，在珠山周围形成了景德镇瓷业烧造、贸易聚集区，沿昌江东岸，形成“陶阳十三里”的盛景。(www.xing528.com)

这一时期，一种容量更大、烧造效率更高的窑炉——镇窑诞生并逐步完善推广，镇窑内部空间巨大，可烧三百担瓷器，其烧造容量是葫芦窑的几十倍，且不同火位可以满足不同瓷器对火温的要求，通过火温控制，可以满足各色新品瓷器的烧造。镇窑集中在景德镇老城区，根据市政协文史资料统计和2003年文物普查，数量达到一百多座。镇窑与其两层的窑房建筑一起构成一个完整的窑作体系，奠定了景德镇瓷业发展的基础。

景德镇陶瓷窑炉发展史在陶瓷产业发展史中具有丰富的内涵和重要的地位，历朝历代制瓷业的发展都与窑炉的革新进步密不可分，瓷窑的形制结构随着烧造工艺的进步而不断发展、变化。唐宋多为龙窑，一般依山而建，具有容量大、对燃料要求低的特点。目前发现的最早的窑址中，乐平南窑为唐代中期的土拱龙窑，而浮梁南田窑为唐代中晚期的砖拱龙窑。宋代之后，龙窑呈变短趋势，为了提升窑尾的抽风能力，龙窑选择建造在更陡的山坡上。如进坑的仓坞窑虽然依山而建，可以看到排烟孔、窑壁，但非常短小。元代，为适应精细瓷器烧造，单窑规模变小、火候更易掌控的马蹄窑和葫芦窑逐渐得到推广。到明代，葫芦窑完全代替了龙窑。清代，景德镇在葫芦窑的基础上，发明了镇窑，具有容量大、温度控制准确的特点，为景德镇大规模的瓷器烧造奠定了基础。各个时期窑炉结构的演变、烧造地点的变迁、窑业遗存的特色，展示了景德镇瓷业不同时期的烧造水平、工艺发展的脉络，反映了景德镇瓷业发展进步的历史。

通过对古窑址及遗存物研究发现，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瓷窑，其烧造工艺各具特色，并有明确的专业分工。唐末，景德镇地区主要采用支钉裸烧；五代时，白瓷比例增大，开始使用匣钵、垫饼装烧；宋元时期，瓷器全面使用匣钵装烧，并使用叠烧法，提高窑炉利用率。从出土的窑业遗存来看，寿安窑以匣钵装瓷坯烧造，采取一钵一坯的仰烧方式，瓷器底部不施釉，以瓷饼垫起，匣钵叠码装烧。寿安镇域内各窑均有专攻：寺前、大屋下一带的瓷窑专烧碗钵等大件瓷器；柳家湾瓷窑专烧杯盏等小件瓷器；湘湖凤凰山窑专门烧造各种执壶；竟成镇铜锣山、道塘里古瓷窑则专烧碗、盘碟、盏、壶等。瑶里内瑶村的窑业遗存瓷片为一钵多件的瓷坯叠放覆烧方式，碗内与另一碗底接触的地方不施釉，以免被釉粘连。烧造的瓷器内部多有一个无釉的圈，产品为民用粗瓷，或许是拥有徽州大道的交通便利，可大量供应民用市场。同一窑场在不同时期，装烧方式也不一样。如杨梅亭窑从青瓷的裸烧，到白瓷的匣钵装烧；从支钉支烧到垫饼、垫圈垫烧；从单件仰烧，到多件覆烧，反映了杨梅亭窑烧造技术的进步，也是景德镇窑业技术进步的一个缩影。

浮梁县兰田村万窑坞窑址发掘出土的器物还显示，公元9—10世纪景德镇生产的主要瓷器品种青绿釉、青灰釉、白釉等各类瓷器，在所有地层中均同时出现，表明这三类器物的生产不是简单的早晚相继的关系，而是同时生产的不同质量和特点的器物。同时，从这三类器物的胎釉特征、制作工艺、器物造型及装烧方法等观察，其分别受到了江西洪州窑、浙江越窑和北方地区白瓷生产技术的影响，也有少量长沙窑的工艺特征，印证了景德镇“工匠八方来”的历史。

自宋至明，景德镇创烧青白瓷，并吸纳其他名窑的烧造技术，成为“天下窑器之所聚”。昌江支流的东河、南河流域的窑业迁聚景德镇，推动景德镇成为全国瓷器生产、贸易的中心。而乐平的华家窑、浮梁的石溪古渡窑则与此相反，是景德镇瓷业外溢的产物。今乐平市华家、匣厂、张家桥等三处保留有青花瓷窑址，其烧造时间不长，或许是因景德镇窑场“扰攘”而建，也因“扰攘”平息而废。浮梁石溪渡古窑烧造时间也不长，主要在清代，是景德镇业瓷户都昌籍余氏迁居带去的产业，或许因原料优势不敌市场劣势，最终没有做大、做久。

岁月悠悠，沧海桑田。曾经“村村陶埏，处处窑火”的浮梁东南部乡村，已经没有大规模的瓷业生产，留在青山绿水间的只有原料开采遗迹和大量遍布山野的唐、宋、元时期窑炉遗址。一堆堆、一片片的瓷片与匣钵，一座座龙窑、马蹄窑的炉膛、火坑，仿佛都在无声诉说着作为“瓷之源”的荣耀与落寞，渐渐消失在岁月的草莽中。而位于景德镇老城区，以御窑、湖田窑、邑山窑为代表的明清时期窑炉遗址，则受到百般呵护，甚至被复建复烧，在游客观光和专家的解读中，再现“瓷都”昔日的辉煌。

清代景德镇戴家弄一带的20多座瓷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