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哲学运动主导了几百年来有关智慧的思考。除了那些由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创立的运动,最著名的就是犬儒主义、斯多葛主义、享乐主义和怀疑主义了。虽然这些术语在今天仍然被人熟知,但几个世纪以来它们的意义已有所改变。此处我们旨在回到这些运动的创建之时,主要关注它们的创始人。有人指出,智慧有时被称为“灵魂之药”。通过这个比喻,可以说这四个哲学运动中的每一个都对人类病症做了诊断,并且将其治愈。当我们回头看他们的思想观点时,将其熟记于心也许很有帮助,现在我们从犬儒主义开始谈起。
安提西尼(Antisthenes)来自雅典,是苏格拉底的同时代人,但比苏格拉底年轻,两人为朋友。他总结道:“人们好像生活在一个中毒的恒定状态,沉浸在一个浓密而黑暗的雾气之中。”15像之前及之后很多人对人类病症思考过的那样,安提西尼确信我们经常被欲望和本能引入歧途,而欲望和本能可淹没或主导人类本性中更加理性的一面。然而,他提出的与此问题相关的独特之处,就是对习俗和传统的不信任。安提西尼认为,我们经常按照习俗和传统指导我们那样行事,但他也认为,习俗和传统常常使我们远离理性和人类本性要求我们所做的事。这些信仰便成了犬儒哲学的核心。因为习俗和传统在许多方面是社会生活的经纬线,所以犬儒哲学经常被视为是反社会的哲学,犬儒主义则倾向存在于社会边缘,因为那是他们感到最舒适的地方。
“犬儒主义”一词来源于希腊语,意为“犬”,“犬”似乎是给安提西尼的昵称。尽管我们知道古希腊人将犬当宠物来养,但人们从未认为此昵称是一种赞美。对于该词语,至少有两种可能性的解释可以证明。首先,一只宠物犬将动物行为带入了人类的生活环境中。其次,作为食腐动物的犬生活在人类社会的边缘,它既不在中心也不远离这个社会。可以说,犬儒主义者也是这样做的。他们如动物般生活在人类社会中,但同时又站在人类社会的边缘批判这个社会。他们生活在社会中,但并不属于它。后来犬儒主义者开发了被称为讽刺的文学流派,他们对那些由于盲目遵循社会习俗而误入歧途的人们进行了语言抨击。
锡诺普的第欧根尼(Diogenes of Sinope)是犬儒主义的早期皈依者(这是根据第一批的一些犬儒主义者说的),据说他曾说过:“自从安提西尼给我自由以来,我便不再是奴隶……他教会我什么东西属于我,以及什么东西不属于我。财产不是我的。亲情、关系、朋友、荣誉、熟悉的地方、与他人的联系,所有这些东西都不是我的。”16在犬儒哲学中,我们可以看到,亚里士多德将智慧跟自给自足联系起来,并且赋予它崭新且极大的长度。随着时间的推移,犬儒主义开发了一种最简单的制服,这种制服只有一个斗篷和一个皮革手提包。以此,他们向外界展示了大多数人所认为的内心的冷漠。第欧根尼因数年来居住于木桶中而闻名,他摒弃了任何家居的舒适感。有关他的故事称,他曾带着一个杯子和一只碗四处游荡。但是当他意识到它们已经超出了自己的需求时,便把它们抛弃了。人们很容易看到犬儒主义者对待财产的态度,与对《新约》(New Testament)教义的回应,在这当中,贫穷的生活会得到人们的赞扬。这种比较并不奇怪,并且耶稣完全有可能也接触到了犬儒主义的教诲。以乌鸦的飞行距离计算的话,距离拿撒勒不超过25英里的戈达拉(Gadara)小镇产生了许多著名的犬儒主义者。
底比斯的克拉特斯(Crates of Thebes,约前365—约前285)是第欧根尼的追随者,他似乎是“按照自然方式生活”这一犬儒主义口号的发明者。这一口号对不同的人来说意义不同,对于克拉特斯和他的妻子希帕奇亚(Hipparchia)来说,其中一种含义便是,不尊重任何与性相关的社会习俗。毫不奇怪,这导致这对夫妇成为许多丑闻的焦点。其中一个受到克拉特斯影响的是基提翁的芝诺(Zeno of Citium,前334—前262),尽管他似乎对犬儒主义更多的反社会因素无动于衷,但他将“按照自然方式生活”这一口号当作新哲学的基础。此哲学名为“斯多葛主义”,因为芝诺曾在雅典的大楼内教书,而被人们称为色彩斑斓的柱廊。芝诺本人最初来自塞浦路斯,一个故事称,他是因为沉船事件才来到雅典的。
对于芝诺来说,按照自然方式生活肯定并不意味着像动物一样。他认为,只有那些拥有广博自然知识的人才有可能按照自然的方式生活,因此犬儒主义者大都拒绝学习,而斯多葛学派的人则接受它。据后来罗马的斯多葛派学者塞内卡(Seneca,约前4—公元65)说,“总的来说,学习生活的规律……对所有事情做出适当的判断”是至关重要的。17这反映出了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即智者“尽可能了解所有事物”,并以同样的方式进行解释。人们需要的不是对每一个事实的详尽了解,而是对万物是如何结合在一起的、世界是如何运转的基本理解,而且对于斯多葛学派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领导了什么。这种知识是斯多葛智慧观念的核心,但获取智慧并不是斯多葛学派的最终目的。
芝诺基本上接受了犬儒主义者对人类病症的诊断,但他提出了不同的治疗方法。对于芝诺来说,研究自然的重点是为了找出不可能的事情,不可避免的事情,以及居于两者之间的事情。对他来说,“自然”并不是关于动物如何生活和如何表现的,而是关于世界是如何运转的。获得这种知识的实际目的,由另外一位斯多葛派学者——爱比克泰德(Epictetus,约55—约135)适当简洁地总结了出来:“有些事情取决于我们,而有些事情则不取决于我们。”18对于芝诺来说,人类的痛苦来自于想要得到我们不能拥有的东西,而不想要我们已经拥有的东西。他总结道,世上的事件是根据宇宙计划展开,而我们在这些事件中的作用基本上是被动的。世间所发生的事情其实很少“取决于我们”,但对于这些外部事件,我们如何做出内部反应,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我们的。简单地说,如果发生的事情能够取悦我们,那我们就开心,而如果发生的事情使我们感到沮丧,那我们就不开心。这些反应取决于我们自己,所以我们每个人在幸福和不幸福之间都有自己的选择。了解世界是如何运转的重点,是为了能够预测接下来会发生的事情,这样我们才能迎接它。知道将要发生的事情本身并不会消除悲伤,但是知道将要发生的事情是不可避免的,这使得接受它变为唯一合理的反应。斯多葛智慧不仅在于了解世界是如何运转的,还在于人们要根据那些知识对情绪进行最佳管理。正如第欧根尼声称的那样,安提西尼哲学将其自由释放了,所以关于奴隶制和解放的词汇也可应用于斯多葛哲学。对斯多葛哲学最简洁的总结也许来自斯宾诺沙(Spinoza,1632—1677):“当一个人被自己的情绪控制时,他已不再是自己的主人。”19
像斯多葛派学者一样,伊壁鸠鲁(Epicurus,约前340—约前270)的追随者相信知识的价值,但他们脑中有着不同种类的知识。伊壁鸠鲁相信人类的许多痛苦都源于人类的无知。人们因为自己害怕的事情而沮丧,但是他们害怕某事是因为他们没能正确理解这些事情。例如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伊壁鸠鲁解决了一种人类常见的恐惧,那就是死亡:“相信死亡对我们来说是无关紧要的,要习以为常……因为当我们存在的时候,死亡还没有出现,而当死亡出现的时候,我们又不存在了。”20这听起来像是一个文字游戏,但伊壁鸠鲁对此是非常认真的。死亡不是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因为死亡来临的时候,我们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了。2000多年后,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1889—1951)也以同样的方式提出了同样的观点:“死亡并不是生活中的一个事件:因为当我们活着时不会经历死亡。”21
对伊壁鸠鲁来说,死亡只是一旦被人理解便可坦然面对的许多事情之一。伊壁鸠鲁哲学最简洁的总结是由戈达拉的菲洛德穆(Philodemus of Gadara,约前110—约前35)创作的,此总结如下:(www.xing528.com)
你必须鄙视对神明和死亡的担忧;
好的可以拥有,坏的也可以承受。
这种精辟的言论被称为tetrapharmakon(希腊语,意为“四部分治愈”),这是伊壁鸠鲁提出的补救方法,用于解决人类的病症。也许是因为他的健康状况很差,所以他在无疼痛时非常了解什么是“好”,在疼痛时非常了解什么是“坏”。“好的可以拥有”,因为我们有可能以一种适当合理的方式来组织自己的生活,所以我们遇到的痛苦没有比绝对必要的痛苦更痛苦的了。伊壁鸠鲁建立了一个名为“花园”(The Garden)的团体,如果在一个志同道合的个人团体中完成,或许按照这些方法来组织生活会更容易些。另外,“坏的可以承受”,因为无论是什么不可避免的痛苦都可以被解决。伊壁鸠鲁将身体的疼痛感与日常伴随的精神痛苦区分开来。在电影《阿拉伯的劳伦斯》(Lawrence of Arabia)的一个场景中,戏剧性地展示了伊壁鸠鲁想要证明的观点。劳伦斯[由彼得·奥图尔(Peter O'Toole)饰演]用他的手指和拇指熄灭了一根火柴。当另一个人问他是如何做到的时候,他回答“这是一个戏法”。而当另一个人亲身尝试时,其则高喊“太疼了!”。对此劳伦斯回答说:“关键是不要管它疼痛与否。”而且似乎伊壁鸠鲁本人可能是这个“戏法”的主人,他宣称智者即使在遭受酷刑时也能幸福。我们在此看到的智慧,与苏格拉底所说的只能属于上帝的智慧,有很大的不同。斯多葛派学者和伊壁鸠鲁派学者手中掌握的智慧,主要是关于用这种方式来管理自己的人生,以此将人生苦难降到最低限度。
在此,我想看的最后一位哲学运动创始人是伊利斯的皮洛(Pyrrho of Elis,约前360—约前272)。此运动有时被称为皮洛主义,这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但皮洛主义倾向于被视为怀疑主义的特殊情况,而怀疑主义是一种更普通的哲学观念。需要指出的是,芝诺跟伊壁鸠鲁是关系密切的同时代人,而皮洛的年龄稍微大一点,更可能与亚里士多德同处一个时代。由于亚里士多德是亚历山大大帝的导师,因此,皮洛跟亚里士多德之间可能还有一个更具体的联系,而且,在亚历山大的军队穿过波斯和印度的运动中,皮洛可能与之同行过。事实上,有人指出皮洛的思维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印度人的影响,尤其是他在路上遇到的佛教徒和思想家。这个建议是完全合理的,但也未经证实。还有记录称皮洛曾经是一位画家,尽管他并不是一个成功的画家。
大家都说,皮洛自己什么都没写,但他那弗利奥斯(Phlius)的学生蒂孟(Timon)是一个作品丰富的人。蒂孟似乎已经接受了辩论家和宣传者的角色。他的作品一方面赞美皮洛,一方面鄙视其他人。他因驳回芝诺而出名,他认为没有什么比做一个愚蠢的腓尼基(Phoenician)悍妇更好的了(芝诺的家族最初来自腓尼基)。由于他的想法与其他人的想法相反,因此,要想将皮洛的实际想法拼凑起来并不容易,但他明确的与之相关的总体立场是:我们应该暂停对任何我们不能确定的事情的判断;如果有的话,我们也很少有权力确定。怀疑论者的呼声总是“是的,但是……”,对于每一个意见都会有相反的观点,且对于每一个证据都会有矛盾的方面。怀疑论者非常重视的事实是,事情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不同条件下,对不同的人来说似乎是不同的。因此,考虑到所有这些不同的表面迹象,谁能说得出来事情的真实面目呢?因此,怀疑论者的作用从来不是断言,而是一直进行质疑,永远不会提出问题,却总是向其提出挑战。
怀疑主义仍然存在,但在今天,它往往被视为只与怀疑某些知识主张有关。然而,对于皮洛和他的追随者来说这只不过是一种手段。皮洛对人类病症的诊断是,大量的痛苦起源于对信仰的追随。如果我们认为一件事情是真实的,但结果证明不是这样,那么我们就会感到沮丧。如果我们暂停对事情是否真实的判断,我们就会免于这种烦恼。这是古代怀疑主义的治疗方法。怀疑论者的智慧在于拒绝相信任何在没有怀疑的条件下不能成立的事情,包括一个人自身感觉的证据。除非有令人信服的理由这样做,否则怀疑论者拒绝对任何事情持有一成不变的观点。关于皮洛有一个有趣的故事,据说他的朋友不得不到处跟随他,以确保他不受伤害,因为如果他来到一个悬崖旁边,他可能会怀疑这是否真的是一个悬崖,然后就会径直走向前去。不过事实上他挺长寿的,而这让故事的真实性不攻自破。否则,他幸运得简直太让人难以置信了。
安提西尼、芝诺、伊壁鸠鲁和皮洛,他们向人们传授并表达了四种不同的哲学,但他们对世界都有相同的基本观点。对他们所有人来说,哲学的重点就是要解决人类苦难的问题,不管他们怎么理解这个问题,每个人都认为智慧是此问题的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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