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美索不达米亚以及埃及的有关智慧的著作几个世纪以来仍不为人知，也未经翻译，但是对于古以色列的智慧之作来说，命运却截然不同。《约伯记》（The Books of Job）、《箴言篇》（Proverbs）、《传道书》（Ecclesiastes）这三部作品成为犹太教的官方书，之后又成为《圣经旧约》中的一部分。另外两个作品《所罗门智慧书》、《便西拉智慧书》（又称《德训篇》）被一些宗教（但并不是所有宗教）认定为具有权威性的作品。不知道是何时（但有些人认为是在公元前2世纪），《约伯记》《箴言篇》《传道书》这三本书因其内容与智慧有关，所以被认为是犹太教经典中的独特作品集。之后《所罗门智慧书》《便西拉智慧书》与这三部作品一起成了犹太教和基督教的核心智慧经典著作。在这些作品中，《所罗门智慧书》创作时间最晚可追溯到公元前1世纪。因此2000多年以来，所有这些作品一直得到广泛阅读和讨论。
关于《约伯记》《箴言篇》《传道书》这三本书，首先我们要说的是，尽管它们与非犹太教、基督教内其他作品的确有许多共同之处，但是这三者几乎毫无共同之处。《约伯记》着重探讨了为什么人会遭受苦难。在本卷书中，约伯被刻画成一个具有崇高美德且无比虔诚的人，但是上帝允许撒旦用各种方式（只要不伤及约伯的生命）去考验他对神的信仰是否坚定。于是，约伯失去了财产、子女和健康（患有严重的皮肤病），却默默忍受着这些苦难。四个朋友去看望他，他们就“约伯遭受苦难究竟有何深意？怎样才能使约伯脱离苦境？”展开了辩论。最终这几位朋友一致认为约伯所承受的苦难都是自食恶果。但是，约伯、上帝以及读者们都很清楚，事实并非如此。最后上帝终于出面伸张正义替约伯澄清事实，并使约伯比之前更加富裕了。
《约伯记》并非是犹太传统所特有的，甚至可能起源于民间故事。从美索不达米亚留存下来的其他以“苦难及为何要遭受苦难”为主题的著作，都在不同程度上与《约伯记》存在相似之处。《约伯记》吸引读者的原因在于这本书里面不同的人都围绕着“人为何要承受苦难”这一亘古不变的主题展开辩论。但这本书得出的结论是：痛苦并非总是理应遭受的，这并不能给人们带来什么安慰。
《传道书》的写作风格迥异，体材大部分采用散文体，全篇采用文章或布道的形式，但是它所关注的主题跟《约伯记》相差不远。如果《约伯记》的主题是为什么人要遭受苦难，《传道书》的主题则是：“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传道书》第1章第3节）因此这两本书都涉及因果定律，以及两个事物之间是否存在必然联系。《传道书》对这一问题做出的回答具有悲观色彩：经验表明，虽然人们都过着各自的生活，但都摆脱不了相同的命运。善良的人可能历经磨难，邪恶的人可能一帆风顺，衣食无忧。对于这种回答唯一合理的解释似乎就是宿命论了：“你只管去欢欢喜喜地吃你的饭，快乐地喝你的酒，因为神已经悦纳你的作为。”（《传道书》第9章第7节）最后，我们除了相信上帝的旨意以及享受其带来的一切东西之外，无须做任何事情了。(www.xing528.com)
《箴言篇》不仅仅是一部诗歌书卷，也不仅仅是诗歌或箴言的合集，虽然书里肯定有箴言。我将在之后的章节具体讨论《箴言篇》这本书。《箴言篇》作为《圣经旧约》中的一卷书，是一部教谕文学作品，这与埃及作品有些类似。这并不是唯一的相似之处。这本书的前九章内容包含了另一篇教谕文学作品。接下来十三章中的谚语不断对比智者和愚人，这种写作方法与一部埃及文学作品《纸草书》（Papyrus Insinger）的表现手法类似。比如，在《箴言篇》中，我们可以看到：“智慧之子，使父亲欢乐。愚昧之子，叫母亲担忧。”在《纸草书》中就写道：“有智慧的孩子的生活才有价值，这个孩子比那个愚蠢的孩子更优秀。”33我们很难说这两部作品是谁影响谁，但是这也许就是教谕文学的跨文化和地理界限的传播交流。古以色列所在的道路将安纳利亚以北、美索不达米亚以东、埃及以南等地区的文化联系在一起，因此古以色列作品中表现出其邻国文学的一些特征也就丝毫不令人感到奇怪了。
《箴言篇》的另一个特征则是将“智慧”以拟人的形式呈现出来。《便西拉智慧书》和《所罗门智慧书》这两本书中进一步采取了将智慧拟人化的写作手法。在《德训篇》中，智慧与法则的关系密切。如果有人精通这项法则，这时：“智慧有如一位荣耀的母亲来迎接他，又如一位童贞的新娘收留他。”（《德训篇》第15章第2节）在《所罗门智慧书》中也有同样的意象：“我的爱人啊，智慧！年轻时我就找到了她，渴求她做我的新娘，我被她的美丽深深打动。”（《所罗门智慧书》第8章第2节）因为作者受到希腊文化的影响，所以《所罗门智慧书》也可以被视为融合了其他传统文化元素而创作出来的作品。我们会看到：“如果人们都喜欢追求美德，那么智慧的果实便是美德。节制、谨慎、正义和坚韧都是她的谆谆教导。”（《所罗门智慧书》第8章第7节）以上这些美德与柏拉图在其《斐多篇》提到的美德相一致。《便西拉智慧书》一书十分强调律法（这里指摩西律法），可以看出作者十分遵循犹太传统，而《所罗门智慧书》作者的视野则更加国际化。
据说公元前200年左右西拉（也称耶稣·本·西拉）写下了这本书：《便西拉智慧书》。《箴言篇》《传道书》和《所罗门智慧书》都是所罗门编写的。《箴言篇》中的某些部分可能是他自创的，但是有些并不是。《约伯记》的作者至今不明。学者们一直在思考创作这些书籍的原因是什么，它们的作者是谁，以及这些书的目标读者又是谁。也许一个更有趣的问题是，为什么似乎有且仅有这些书籍被认为是权威性的？因为一百年来，这种类型的书籍仅有这几本，恐怕难以让人信服。事实上，虽然认为这些文本都是在犹太教的神学背景下创作的可能有些不准确，但是说这些书籍都属于古代世界的文学却恰到好处。很难将它们定义为某种特定的文学类型，因为它们之间既有很大相似之处，也存在很大差异。但是我们可以将这些文本视为不同类型的范本。这些作品在古以色列当时所属的世界流传了数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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