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金融产业：比较优势与集群发展

（一）比较优势理论与金融资源地域运动

1.比輙优势理论

（1）传统贸易理论

包括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大卫·李嘉图的相对优势（比较成本）理论以及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和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简称H—0理论）。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认为，社会各经济主体按自己的特长实行分工，进行专业化生产，然后通过市场进行交易，从而在总体上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这一理论虽然解决了国际贸易产生的重要动因，但却无法回答一个问题，即如果一个国家在任何商品生产上都没有绝对优势，那么这个国家还能不能参加上述国际分工？大卫·李嘉图的相对优势理论认为，不论一个国家的经济处于怎样的状态，经济力量是强是弱，技术水平是髙是低，都能确定各自的相对优势，即使总体上处于劣势，也可从诸多劣势中找到相对优势。比较成本的关键在于比较。李嘉图的相对优势理论回答了斯密绝对优势理论无法回答的问题，但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各国在生产不同产品上的比较成本差别呢？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和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简称H—0理论）对此作出了解释。该理论认为，在不同国家同种商品之生产函数相同的条件下，比较优势产生的根源在于各国或区域生产要素相对禀赋的不同，以及不同商品生产在要素使用密集型式上的差别。因此，各国应当生产出口那些密集使用本国相对充裕要素的产品，而进口那些密集使用本国相对稀缺要素的产品。

在斯密和李嘉图的贸易理论中，劳动是唯一的生产要素，生产技术是给定的外生变量，生产规模报酬不变，市场结构为完全竞争。作为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一部分，这两个理论被称为“古典贸易理论”。H—0理论的前提假定是各国之间单位

生产要素的生产效率都是相同的，即各国的生产函数都是相同的。而李嘉图的理论则认为各国比较成本的差异是由各国生产要素的生产效率之差别造成的，也即各国的生产函数是不同的，而且一定时期内这类不同性保持不变。在H—0理论中，劳动不再是唯一的投入，但生产规模报酬仍然不变，市场结构仍为完全竞争。H—0理论被称为“新古典贸易理论”。

（2）新贸易理论

由于传统贸易理论是以“生产规模报酬不变”和“完全竞争”为基本假定的，故很难解释1945到1975年间出现的大量新现象：国际贸易的垄断竞争、新技术保护主义、产业内贸易等。事实上，这些现象都可以用“规模经济”“产品差异”“不完全竞争”予以概括。针对传统贸易理论的不足，以不完全竞争为假设前提的新贸易理论应运而生。除了产品差异化以外，该理论中最重要的一个核心概念就是规模经济。即指企业在不完全竞争条件下因参与国际贸易导致市场扩大从而使长期平均成本随着产量的增加而下降。与传统贸易理论相比，新贸易理论大量运用产业组织、市场结构、不完全竞争、规模经济、产品差异等概念和思想来构建新的理论模型，使国际贸易理论取得了新的重大进展。然而，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建立在规模经济基础之上的新贸易理论仍然没有兼容传统的比较优势，故其对贸易现实的解释能力仍然没有一般化。1985年，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的《市场结构和对外贸易》一书的出版，标志着新贸易理论趋于成熟。该书综合了各种新的贸易理论，提出了一个系统的分析框架，从而把新贸易理论提升到基础理论的高度，使其适用性进一步增强。该书提出的一个贸易模型不仅导入了规模经济、产品差异因素，符合垄断竞争假设的条件，而且还兼容了传统比较优势，从而使新贸易理论更一般化，解释力更强。该模型表明，第一，产业间贸易是建立在比较优势和要素禀赋基础之上的，劳动力资源丰富国之所以成为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净出口国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净进口国，起决定作用的主要因素仍然是比较优势。第二，产业内贸易则是建立在规模经济和产品差异基础上的，即使两国具有同等的技术水平和相同的资本一劳动比率，两国同产业的厂商仍将生产异质产品，消费者对外国差异制成品的需求仍将引致产业内贸易。

（3）竞争优势理论与广义比较优势理论

竞争优势理论。迈克尔·波特认为，一国的产业国际竞争力取决于四个基本因素：即生产要素需求、相关支撑产业、企业的经营战略、组织结构与竞争方式。除此之外，还有两个辅助因素，即机遇和政府作用。他认为，竞争优势和比较优势是相互对立的范畴，提出竞争优势理论的目的就是取代比较优势理论。波特提出的有关竞争优势的上述决定因素对于一国提高其产业国际竞争力有重要的借鉴作用，同时也对广义比较优势概念内涵的拓展提供了有益的思路。但是，波特竞争优势理论的局限性在于视制度因素为给定的前提而没有予以关注。

广义比较优势。张小蒂认为，比较优势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比较优势包括三个层次：一是资源禀赋与比较成本。任何一国对外贸易的发展都会受其国内资源禀赋与比较成本的制约°二是外部经济与后发优势。表现为促进技术进步的动态优势和避免走“先发”国家的弯路，外部经济与后发优势可以构成中国经济广义比较优势的重要组成部分。三是竞争优势与制度创新，在不完全竞争的当代世界经济中，国际贸易是按照包括了竞争优势在内的广义比较优势进行的。他认为，广义比较优势可以兼容竞争优势。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是建构在完全竞争的世界里的，而竞争优势是建构在不完全竞争的世界里的。在完全竞争的世界里，不存在非价格竞争等，故比较优势直接体现为价格竞争优势，因此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是完全一致的但在不完全竞争的世界里，价格竞争优势不但源于比较优势，还可能来自于规模经济、产品差异等因素。将竞争优势概念纳入到广义的比较优势体系中去，有利于从理论上更好地指导今后中国经济的发展。

（4）内生比较优势与外生比较优势理论

杨小凯将比较优势划分为内生比较优势和外生比较优势。他认为，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是内生的比较优势，因为斯密认为生产不同商品的个人之间的生产率上的差异是分工的结果而不是分工的原因。而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是一种基于技术差距的外生比较优势，被称为“外生技术比较优势”。同样.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学说也是外生比较优势，它是一种基于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被称为“外生禀赋比较优势”。杨小凯认为，经济发展的驱动力和微观机制是外生比较优势与交易成本、内生比较优势与交易成本、规模经济与交易成本之间的两难冲突。

王世军（2007）对内生比较优势和外生比较优势做了更清晰的定义。他认为，内生比较优势是指分工前参与主体完全平等，没有任何优势或劣势，分工后由于生产技术提高、要素节约或规模扩大等内生原因，导致参与主体在分工产品上具备优势。内生比较优势可以分为两类：基于生产规模差异的内生比较优势和基于技术差异的内生比较优势。外生比较优势是指分工前交易参与主体已经具有优势或劣势，分工后选择具备优势的产品。外生比较优势主要包括基于技术差异的外生比较优势和基于要素差异的外生比较优势。

2.比经优势与金融融资地域运动

金融产业是金融地域运动与具体地域空间融合而成的有机实体。金融资源主要包括金融资源具有突出的层次特征：基础核心层的货币资金、实体性中间层的工具体系和组织体系、整体功能层的制度和法规等。各层次金融要素间分工严谨、紧密相关，存在相互耦合的性能关联。货币资金与金融工具体系是金融功能借以实现的客体，前者接受利率引导，选择和改变地域投向的运动非常明显，后者接受价格引导，地域普及和创新的动机强烈。所有金融要素按照一定比例参与地域运动，通过专业部门的运作，构建出完整、独特的价值运动系统，凝聚成具有统一属性的产业集合，即金融产业。金融产业不是虚拟经济，而是一种复合型组织体系，它一般由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等专业部门构成。金融产业是创造价值的实体，通过金融产业各部门的组织和运作，在投入与产出之间产生“整体大于要素之和”的特征；同时它也是开放的、具有推动力的产业，与其他产业保持密切的关联，促进和导向其他产业的革新与发展，成为经济发展的启动器。

对于金融资源还有另外一种界定方法，金融体系的要素主要包括业务、机构和市场、制度，三者也分别即金融资源、组织和环境，因此狭义的金融资源主要是指金融业务。金融资源主要是在资金价格的引导下在区域间运动，金融资源集中于最能发挥潜力和实现最高经济效益的地区。产业部门总要落实在具体区域上，地理位置、交通信息、社会经济等地理因素的客观差异形成了产业的地域特色，金融产业也概莫能外。金融产业成长与区域经济总体状态存在着一种相互需求的内在关联：一方面，金融产业虽在一定程度上并不绝对依赖于实物运动，但也不能完全脱离实物运动而独立存在。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是金融产业成长的重要地理约束条件，为其提供了承载空间。另一方面，金融产业成长是介入区域经济发展的动力性条件和重要力量，是推动区域经济非均衡运行的启动器和神经中枢。

金融资源的地域运动形成金融产业集聚现象可以用产业的自组织系统理论来阐释。“耗散结构论”创始人普利高津（Prigoginel）和他的同事最早准确提出和使用了“自组织”（Self-organization，1977年）的概念，用其描述了那些自发出现或形成有序结构的过程。“协同学”创始人哈肯（Haken H.）准确地定义自组织为：“如果一个体系在获得空间的、时间的或功能的结构过程中，没有外界的特定干涉，我们便说该体系是自组织的。这里“特定”一词是指，那种结构或功能并非外界强加给体系的，而且外界是以非特定的方式作用于体系的”。另一个更为清晰的定义是由我国的苗东升教授给出的，他认为“自组织指一种有序结构自发形成、维持演化的过程，即在没有特定外部干预下由于系统内部组分相互作用而自行从无序到有序、从低序到高序、从一种有序到另一种有序的演化过程。”

产业经济系统中存在非平衡性。首先，各子系统之间从要素（劳动和资本等）的收益率到产业之间的增长速度、需求扩张和作用地位都存在差异。所以产业系统是非平衡的，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开放度的增大而远离平衡态。其次，企业之间也是非平衡的，企业之间的生产要素在质量上，以及收益率上都存在着差异，一部分企业由于规模大、生产技术水平先进，在产业发展中居于主导地位，而另一部分企业则处于从属地位。企业间在信息获取、市场占有率等方面也是非平衡的。在开放条件下，由于内外因素的作用，开放逐渐加大，非平衡的作用逐步加强，产业系统逐渐从近平衡区走向远离平衡的非线性区，使产业系统远离平衡态。

“非平衡是有序之源”，产业经济系统资源在不停地流动的，系统逐渐从非平衡向平衡方向发展。为适应需求的变化和更有效地对技术加以利用，劳动和资本总是从生产率较低的产业部门向生产率较高的产业部门转移。因此，生产要素在企业间的流动并不是朝着均匀方向发展，而是由劳动生产率低、效益差的企业向劳动生产率高、效益好的企业流动。当然，对于产业经济系统，非平衡是常态，而平衡态常常是难以维持的。

因此，金融产业集聚作为金融产业的一种空间组织形式，是金融资源地域运动的结果：金融资源受经济效益和价格机制的引导而在区域间运动，产业经济系统中基核的存在使得系统内资源从无序到有序，产业经济系统也逐渐从不平衡走向平衡。

（二）内生比较优势与金融产业集聚

金融资源地域运动的最终目标是追求更高的收益率，但地区之间投资收益率的差距归根结底取决于各地区的比较优势。区域比较优势主要包括内生比较优势和外生比较优势，前者包括外部经济、贸易需求、路径依赖；外生比较优势包括地理区位、基础设施、制度、人才、历史及偶然因素等。不同区域对于这些因素各具优势，在此影响下，金融资源在不同地域之间运动，从不均衡到均衡方向发展。

1.外部经济

内生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外在性和递増规模收益与空间集聚和专业化相关。主要包括递增收益、相关产业熟练劳动力的空间集聚，以及技术创新提供了增长和竞争的主要元素。

韩国经济学家帕克（Y.S.Park）将微观经济学的规模经济理论应用于国际银行业的发展和国际金融中心的成因分析上。不仅规模经济，范围经济也是影响金融产业集聚的重要因素，因此，用外部经济的原理来分析金融产业集聚更为恰当。外部经济是指微观经济单位在空间上彼此接近时所产生的降低成本和增加收益的经济效益。它是促成生产和经营单位空间聚集的主要动因。以国际金融中心来说，外部经济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行业内银行之间的协作多个银行的空间聚集，可以加强银行间的协调和配合、降低成本，扩大经营能力。特别是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批发市场贷款业务逐渐成为国际银行业的主要利润来源。由于这些贷款数额大，风险高，特别要求银行间的密切配合。国际金融中心提供了这种配合的良好环境。②金融机构之间共享基础设施各部门的空间聚集，可以共同建设和使用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从而可以减少投资，降低成本。同时，还可以形成一个多样化的劳动市场，方便各产业部门的人才交流。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往往是多部门的空间聚集，拥有先进的技术装备和良好的基础设施。这些设施是花费巨大成本建立的，金融、交通运输、工业生产各部门同时使用它，无疑是物尽其用、效率较高的。③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邻近金融服务业是生产和消费同时性的产业，国际金融中心使生产者和消费者在空间上彼此接近，减少流通环节，起到方便生产和消费的作用。④信息沟通的快捷对于需要参与者面对面进行的金融市场交易活动而言，金融中心使他们在空间上彼此接近，可以沟通和传递信息，减少旅行的时间和成本，有助于提高效率。(www.xing528.com)

2.贸易需求

制造业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和根本动力。金融产业作为服务业，金融企业的“客户追随”导致金融企业集聚的产生。由于金融产业首先是在对生产者即制造产业服务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金融集聚的发生和制造业中心的转移密不可分。国际贸易学用“追随客户”理论来阐述这一现象，即金融企业跨国经营的主要动机是配合国际贸易的进行。金融机构在主要贸易伙伴国设立分支机构，可方便贸易结算与支付。提高本国出口竞争力，并从中获取稳定的中介收入，提高企业的业务量及利润。

金融机构的主要竞争优势来源于其客户信息，那些从事制造业的跨国公司为了避免减少企业核心信息的外泄，因此总是选择与较少的金融机构进行业务往来，一般都会选择长期契约进行合作。因此金融企业随着其重要客户全球布局点的迁移而发生转移这一现象，不仅可以根据其理论框架提出一个合理的假设，即“防御扩张假说”，也可以很容易地获得相关数据指标来对所谓“追随客户”现象进行实证。Brimmer&Dah最早将“防御扩张”一词引入跨国银行“追随客户（clients following）M的现象，Bush（2002）对金融产业中的核心产业银行业的跨国转移的相关研究文献的归纳梳理，发现FDI和贸易是与银行进入最密切的两大因素，因此可以看出客户追随是跨国金融企业对外投资的最重要原因之一，也是金融产业集聚地变迁转移的核心因素。

从国际金融中心形成的决定因素来看，国际贸易的发展带动了银行支付、信用证、贸易融资等业务的发展。实证研究表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均收入水平越高，国际贸易余额越大，金融部门规模就越大。进口与金融部门的发展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而出口与金融部门的发展则呈现出负相关关系。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出口商用买方货币作为计价单位，以规避外汇风险，因此，出口商通常利用进口国银行提供的金融服务，从而降低了本囲金融业的规模。

另外，金融部门的规模与一个城市的跨国公司数目、规模和业务范围也具有相关关系。

国外学者的实证分析结果也表明了贸易与金融产业集聚之间的紧密关系。Goklberg and Saunders（1980）研究了美国银行进入英国的影响因素，结论为美国对英国的贸易往来是主要原因。Goldberg et al.（1989），Goldberg and Grosse（1994）和 Bagehi Sen（1995）对外资银行在美国各州的分布进行了研究，认为进出口总量和该州在全美金融领域中的员工比例是主要决定因素。Hultman and Me Gee（1989，1990）和 Grosse and Goldberg（1991）的研究表明，对美国的投资、外贸和母国银行业的规模与该国银行进入美国市场的数量呈正向关系。

（三）外生比较优势与金融产业集聚

1.地理

交通中心、时区、政治中心等地理因素对金融中心的布局存在影响。交通中心为实体经济运行的枢纽，这里汇聚了最多的“非标准化信息”，纽约、伦敦、东京、新加坡都是交通中心。上海与香港都是优良的海港，守住了中国与世界的商业信息走廊的咽喉，将是中国国际金融中心最好的选择。纽约-伦敦-东京之间的三大洲的时差可以使全球的金融交易在正常工作日内都不会停息。伦敦、纽约和东京分别处于三个时区，香港、新加坡所处的时区则在时差上具有联系东西半球金融交易的便利条件。正是优越的地理位置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金融中心跟政治中心也有着紧密的联系，“圣彼德堡的金融事务源于其政治地位，在圣彼德堡的政治功能输给莫斯科后，金融业同样转向了莫斯科，并壮大了莫斯科的经济实力。具备收集、交换、重组和解译信息的能力是国际金融中心最根本的特征。收集能力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中心外部的因素：早期形成的河流交叉点和经济航线；后来建成的铁路、地下电缆和高速公路枢纽；以及今天的先进的航空联系和卫星通讯。相反，交换、重组和解译功能由中心自身条件决定。

由于面对面的接触仍是决策中非常重要的方式，节点城市的集聚优势对于公司选址十分重要。公司喜欢移至或待在具有以下特征的地点：①具有充分交通和通讯基础设施的战略节点；②有特定范围的劳动力市场尤其是具有熟练信息处理技能的人员能够提供高质量的外部服务；③丰富的社会和文化愉悦；④好的社会制度因素包括人们的工作态度、忠诚度、生产率及技能等。

2.剂度因素

交易成本和集聚经济正相关。政府在某城市的优惠政策也能吸引跨国公司的地区总部并产生集聚。政府可以创造税收和投资激励，以产生支持项目，这些鼓励和便利了本地生产者及外地购买者之间的联系。

这里的制度主要包括监管环境与税收制度。监管与税收制度是一个地区或城市投资环境质量的主要方面°对存贷款利率的限制、业务许可和存款准备金要求方面的差异对资金的国际流动和金融机构业务发展的地理分布产生重大影响。

例如美国20世纪70年代严格的分业经营和银行监管直接促进了欧洲美元市场的形成。对于监管制度，其具体界限非常重要，既能够对市场强制实行有效的控制，同时监管制度的限制性不能太强，否则它将会促使市场转移到其他地方。金融机构通常欢迎保持市场秩序，维持公众信心的监管制度与措施，但对业务和利率的限制，导致金融机构成本上升的监管措施持低触态度，监管机构批准新产品的速度也成为监管环境质量的重要指标（潘英丽，2003）。税收是金融机构判断投资环境质量方面的一个重要因素。通常金融机构在已经作出迁移决策后，则会测算不同地区的相对税收负担，括公司所得税、个人所得税、销售税、财产税以及公用事业税和物业所用税等其他税收。如果政府对金融业采取自由化和国际化政策，并提供税收方面的优惠和便利，那么对于金融产业集聚的促进作用是相当大的。例如1968年新加坡开放离岸金融业务，并以低税收、提供便利等来吸引和鼓励外资银行在新加坡营业。外资银行纷纷登陆新加坡经营亚洲美元业务，亚元市场及亚元债券市场形成；金融的国际化带动国内金融业的发展，资本市场、保险市场、外汇市场得以完善和发展。到了20世纪80年代，新加坡已成为亚洲主要的国际金融中心。

3.基独彼施田索

（1）经营成本

日益激烈的竞争已明显增强了金融机构对经营成本的敏感性在各类成本中，“空间成本”如办公楼租金、不动产价格、建筑成本成为金融机构选址时考虑的重要因素。随着计算机技术的运用，能源作为经营总成本的一部分已变得越来越重要因此，公共事业费用和能源来源的可靠性成为金融机构相当关注的问题。

（2）信息技术

通讯服务的价格、可获得性、质量和可靠性在决定一个地区是否具有潜在吸引力时也较为重要。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金融机构倾向于通过现代信息技术方面的调整努力加强与客户的联系。信息技术主要是指现代通讯和电子技术一项调查显示，银行与金融机构平均每年电信费用预算至少比其他行业高29%。但是与成本相比，电信服务的质量与可靠性变得越来越关键。接收股市或外汇市场即时行情信息的短暂延迟或一笔资金电子转帐交易或结算的失败可能意味着一家金融机构数百万元的损失。电话与网络银行，电话与网上交易的发展也充分显示了金融市场开发、金融服务分销与金融交易效率的提高对电信服务的依赖性。电信设施的质量取决于这样一些因素：设施内利用现代技术的程度，升级现有设施的投资规模（它预示着未来技术水平的髙低），地区电信公司对业务需求的反应程度和能力（电信公司提供专业化解决方案和服务的合理定价能力，安全新设施的及时性，为客户提供维修和服务的能力），政府对电信业特别是鼓励网络投资的态度和政策（包括税收政策、折旧补贴、激励技术升级的规章或政策）、

4.人才因素

人力资源是金融服务业的核心资源，人才的优势也是金融机构最重要的竞争优势。对于金融产业集聚来说，人才的聚集效应变得愈益重要。有才能和创业精神的投资银行家、基金经理和货币交易员如果聚集到一起并且相互影响，他们在进行交易、开发产品、拓展投资、寻找机会、发现客户等方面的表现将会更为出色。掌控金融交易不仅需要一流的金融和商务人才，还需要法律、会计、项目管理和信息技术方面的一流人才。随着金融产品的复杂化，对金融工程师的需求十分强烈，金融工程师需要掌握丰富的知识，包括法律、税收、会计、计算机、统计、经济学、数理经济学、金融产品知识等。因此，一个同时具有多种类型人力资源供给的地区对金融机构总部或各业务部门都具有吸引力金融业或金融中心吸收的高学历人才要比其他行业或地区多。城市生活费用和生活质量的差异也对金融机构能否吸引和留住高层次人才产生影响。劳动力成本及间接影响劳动力成本的城市生活费用水平，对金融机构选址决定有一定影响，但是劳动力的素质与专业技能也是金融机构十分重视的因素。通常金融机构关注的是工资产出比率，而不是简单地比较不同地区员工绝对工资水平的相对差异。

5.历史、偶然因素

历史与偶然因素也可以导致金融产业集聚的形成威尼斯金融中心就是其中的一例。从 13世纪开始，威尼斯就成为当时世界的金融中心，其银行业、票据交换、货币兑换等行业已经非常发达。在15世纪之前，威尼斯凭借其东西方贸易枢纽地位以及发达的结算信贷系统，一直占据着世界金融中心的位置。

威尼斯之所以能够发展为金融中心，主要得益于中世纪欧洲教会对金融行为限制的历史背景。在整个中世纪，欧洲教会都明文禁止附带利息的资金借贷行为早在公元325年，基督教的第一个大公会议一尼西亚大公会议通过的教会条例中即禁止了放高利贷的行为，在这之后的15个世纪，高利贷一直被严令禁止，并且成为基督教教义的核心思想之一。威尼斯的政治体制近似于一种寡头垄断的议会制，议会由多个领导家族派出的代表操控。议会代表多数都出身于大商人和银行家等贵族集团，他们在长期的经商贸易中积累了巨额财富，并利用议会操纵政策走向。在商业利益和封建教条产生冲突的时候，他们更倾向于对原有教义的重新诠释在这种体制下，威尼斯成为少数几个受禁止高利贷教规影响较小的城邦国家之一。从公元 1164年开始威尼斯政府即利用公债进行融资，并且随着公债规模的扩大，威尼斯还建立了公债二手交易市场，这在当时欧洲其它地区是不可想象的。因此，可以说威尼斯金融中心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特殊的议会体制下偶然形成的。

外生比较优势是金融产业集聚形成的最初吸引力，而内生比较优势是金融产业集聚发展的内在动力。金融产业集聚是外生比较优势和内生比较优势共同发生作用的结果，这一点从世界金融中心的发展途径得到反映匸从世界各层级金融中心的发展历史来看，金融产业集聚形成包括有两条有效途径：一种是借助历史和特殊事件等偶然性因素所形成的路径依赖，依托所在实体经济的发展积累，自发吸引金融企业迁移而形成集聚。早期的区位优势一旦形成，必然通过前向和后向产业关联的乘数效应形成锁定，从而进一步巩固集群的稳固性，扩大集聚地的辐射效应和吸引力；另一种则是主要依赖国家的相关扶持性产业政策，由政府根据经济发展战略进行空间布局，按照相关标准对城市进行评估，比较选择出具有金融产业集聚潜力的城市，并给予相当宽松灵活的产业政策进行发展配套，引导企业选址投资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