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以后，丧礼比较古礼稍有简化，废弛的情况也很严重。宋太宗时期，下令禁止丧葬用乐，一般百姓不得用僧道术士，但违反禁令的人比比皆是，有人将这种现实归罪于州县官执行朝廷政令不力，以至于禁令形同虚设，毫无效果可言。南方一些地区，丧葬不仅用乐，且昼夜不停，“又南人死亡，邻里集其家，鼓吹穷昼夜，而制服者反于白巾上缀少红线以表之。尝闻昔人有诗云：‘箫鼓不分忧乐事，衣冠难辨吉凶人’是也”[28]，不管喜事，还是丧事，邻里乡亲集中到当事人家中，不分昼夜地“鼓吹”，看来是宋代南方民间非常普遍的行为，单凭朝廷的一纸禁令，恐怕难以取得成效。朝廷为此专门颁布命令加以禁止，太宗九年（公元984年）诏曰：“访闻丧葬之家有举乐及令章者，盖闻邻里之内，丧不相舂，苴麻之旁，食未尝饱……何乃匪人，亲罹爨酷，或则举奠之际歌吹为娱，灵柩之前令章为戏，甚伤风教，实紊人伦。今后有犯此者，并以不孝论，预坐人等第科断（有关人员不许科举考试）。所在官吏常加觉察，如不用心，并当连坐。”[29]
明初，丧礼逾制的现象是被严令禁止的，朱元璋曾于洪武五年颁布诏令称：“古之丧礼，以哀戚为本，治丧之具，称家有无。近代以来，富者奢僭犯分，力不及者，揭借财物，炫耀殡送，及有惑于风水，停柩经年，不行安葬。宜令中书省集议定制，颁行遵守，违者论罪如律。”[30]明代民间丧礼事实上受到了两种观念的冲击：一是丧礼本应讲究“宁戚之义”，是孝道的一种表识，而在尚奢风气的影响下，利欲观念已冲击了传统的孝道观念。明代中晚期，丧礼违背旧礼，无视禁令，大肆铺张，竞趋奢华的现象日益普遍，治丧过程中使用优伶、鼓吹，请僧道做道场等，蔚为风气，如在北京，父亲刚下葬，“孝子”就与友党、妆头弹唱，歌唱酣饮，有“颓然至醉者”，完全是一副假孝子的面目，暖丧时的召妓做杂剧，路祭时的设棚，均属此例。苏州，“婚丧过侈，至有须产嫁女，贷金葬亲者”[31]，《松江府志》记当地丧祭之变称：“吊者俱用降真，丧家设木架，架香其中，香值日踊，妇女聚号不哀。铭旌用绯帛，长幅大书，有以银箔饰之者。瓣香束刍，便为苟简。将举殡，则为迎祭，罗列陈设，檠香百案，曰‘九煎’。剪彩作人物、花果、纸俑、舆从，亦以百数。优人装演故事，鼓乐骈阗，俱骑而迎于丧所。易过于戚，君子讥之。”[32]《杭州府志》记载当地的丧礼习俗，称“亲死则延僧道作斋醮”，“古者，妇人迎送不逾域，吊死送丧，男子事也。杭俗妇人有所谓‘陪吊’‘陪殡’者。五服之内，义不可绝，固宜往送，其服外之亲，夫主往焉，足矣。妇人继之，亲邻又从陪之，转相连引，数十为群，衣饰靡丽，舆从簇拥，俨然与卿贰命妇等。丧事既毕，其所陪之家，盛为供具，富者过侈，贫者效尤，此不知于义何当也”。[33]
明代在尚奢风气的影响下，丧礼难免出现讲究脸面、追逐排场的倾向，有些居丧之家，甚至“张筵饮晏，歌唱戏剧，殊乖礼法”[34]，民间丧俗不合古礼，恪守礼法的文人士大夫对此极为不满，如吴县士人袁袠称：“今士大夫之家，鲜克由礼，而况于齐民乎。其大者，则丧葬昏娶，有同夷狄。古者哭则不歌，今乃杂以优伶，导以髡缁，笙管铙鼓，当哀反乐。会葬者携妓以相娱，主丧者沉湎以忘返。……富商大贾，越礼逾制，僭拟王者。是故巨室之昏丧者一，而中人之破产者几矣。”[35]钱塘士人田艺蘅对丧葬用僧乐的现象大发感叹：“今俗，疾病则用僧道作斋醮，丧死则用僧道作道场，送葬则用僧道为引导。不惟愚民之家，虽士宦亦有为之者。间为正人君子之所讥笑，则记名曰：‘我固知其非礼，奈此先人遗命，不敢违也。’呜呼！君子从治命，不从乱命，何惑于异端如此哉！”[36]顾起元也批评滥用鼓吹的现象：“旧时吾乡凡有婚丧，自宗勋缙绅外，人家虽富厚，无有用鼓吹与教坊大乐者，所用惟市间鼓手与教坊之细乐而已。近日则不论贵贱，一概溷用，浸淫之久，体统荡然。”然而，在治丧礼仪僭礼逾制、大肆铺张已成为普遍社会风气的情况下，这些批评意见不可能起什么作用。
宋代以后，城市治丧礼仪所出现的诸多变化，反映了这样的时代特征：其一，中国传统社会心理的基础是浓郁的血缘观念和强烈的孝亲情感，基于“孝”的伦理规范，人们在为亲人尤其是血亲长辈治丧时，寄托哀思的具体方式便是传统礼制所规定的不饮酒、不食肉、不作乐、不嫁娶、不生子等一系列禁例，也就是说必须摒弃物质与精神的一切享受。然而，随着社会的演进和观念的变化，至宋代，违反上述禁例的现象已有所见。
明初，朱元璋重申和强化了传统礼制的规定，并颁布了颇多禁令与处罚条例，从而对人们的社会生活起到了巨大的震慑作用，因此，明代文献论及明初的情况时，多有“不敢逾制”“不敢奢侈”之类的记载。但至明代中晚期，由于社会状况的变化和极权统治的削弱，相应的制约便不再像先前那样有效了，于是，宋元以来丧礼奢华的现象出现了反弹式的发展和演变，并以极为迅猛的势头转化为普遍的社会风气，尤其在经济较发达的江南地区，较高的生活水平为丧礼的竞趋奢侈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本较中原为弱的血亲观念，在人们的生前与死后，都表现出进一步淡化的趋势，而市民阶层好热闹、慕奢华的生活情趣，即便在丧礼这样的场合也明显地体现出来。
其二，中国传统丧礼与祖先崇拜、鬼神观念等原始信仰紧密相连，并由此形成巫术、禁忌、祭祀等一系列原始信仰仪式。从《仪礼·士丧礼》的记载可以看出，诸如招魂、饭含、祭奠、陪葬之类的原始信仰活动，均为传统礼制所规定的丧礼程式，后来佛教传入，在中国化和世俗化的过程中，其影响自上而下，逐步扩大，至宋代，治丧程序中已出现请僧侣做道场，诵经追荐亡灵的现象。明代中晚期，此风更盛，以至江南人家治丧竟然由僧侣主持，并自初死燃灯诵经，至出殡僧侣导引，整个丧礼过程贯穿了一系列的佛教宗教活动，而传统的原始信仰仪式，或与之并存，或简省淡化，颇有喧宾夺主的味道。由此可见，佛教在民间生活中的渗透已达到前所未有的深度。
其三，在诸项人生仪礼中，丧葬礼仪尤为集中而典型地体现了传统的社会等级制度，历朝统治者对治丧程式和所用器物皆做出严格的等级规定，目的也在于维护这一传统的社会制度。明代中晚期丧礼的越礼逾制，既是当时社会等级秩序有所动摇和淆乱的反映，同时也对以身份等级为核心的传统礼制起了进一步的腐蚀、破坏作用。面对日益普遍的僭越之风，渐趋软弱的明朝廷也难以坚持原先的禁令，史载：“嘉靖十八年（1539）题准，士庶丧礼各称家之有无以为厚薄。时忌致祭，亦随所有以伸追慕。不以富侈，不以贫废。巨家大族，能遵礼以为细民之倡者，有司量加劝励。”[37]这条诏令仅从正面对遵礼者予以褒扬，并未对违礼者提出严厉的处罚措施，可见，其在明初的立场上做了某种程度的松动与妥协。
【注释】
[1]［宋］司马光撰：《司马文正公集略》卷二四《论·葬论》，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年。
[2]［宋］陈颢、陈颐：《河南程氏文集》卷五《为家君上神宗皇帝论薄葬书》，载《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527页。
[3]《宋史》卷一二五《志第七十八·礼二十八》，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2918页。
[4]《宋史》卷一二五《志第七十八·礼二十八》，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2919页。
[5]《宋史》卷一二五《志第七十八·礼二十八》，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2919页。
[6]［宋］朱熹：《朱子家礼》卷四《丧礼》，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902页。
[7]［宋］司马光：《司马氏书仪》卷五《丧仪》，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49页。
[8]［宋］朱熹：《朱子家礼》卷四《丧礼》，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903页。
[9]［宋］朱熹：《朱子家礼》卷四《丧礼》，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903页。
[10]［宋］司马光：《司马氏书仪》卷五《丧仪》，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54页。
[11]［宋］朱熹：《朱子家礼》卷四《丧礼》，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906页。
[12]［宋］朱熹：《朱子家礼》卷四《丧礼》，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907页。
[13]［宋］朱熹：《朱子家礼》卷四《丧礼》，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907页。
[14]［明］文元发：《淸凉居士自序》，载杜联喆辑录《明人自传文钞》，台北：艺文印书馆，1977年，第6页。
[15]［宋］朱熹：《朱子家礼》卷四《丧礼》，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908页。(www.xing528.com)
[16]［宋］司马光：《司马氏书仪》卷七《丧仪》，台北：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49页。
[17]［明］郎瑛：《七修类稿》卷一八《义理类·七七义》，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第187页。
[18]［宋］王栐：《燕翼诒谋录》卷三，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4页。
[19]［宋］司马光：《司马氏书仪》卷五《丧仪》，台北：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54页。
[20]［元］李有：《古杭杂记》，台北：商务印书馆，1939年，第4页。
[21]［明］熊遇：《非墨篇》，载黄宗義编《明文海》卷一四三，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
[22]［明］李东阳等奉敕撰：《大明会典》卷九六《礼部五十四·丧礼一》，扬州广陵书社，2007年。
[23]［明］顾起元：《客座赘语》卷九《礼制》，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288-289页。
[24]彭林：《中国古代礼仪文明》，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213页。
[25]《宋史》卷一一九《礼志七二》，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
[26]［宋］祝穆：《古今事文类聚·前集》卷五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27]［明］吕维棋：《四礼约言》卷三《论丧》，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
[28]［宋］周去非著，杨武泉校注：《岭外代答校注》卷七《乐器门·白巾鼓乐》，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257页。
[29]《宋史》卷一二五，志第七八，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
[30]［明］李东阳等奉敕撰：《大明会典》卷一〇〇《礼部五十八·丧礼五》，扬州：广陵书社，2007年。
[31]［清］顾诒禄等籫、李光祚修：《中国地方志集成·长洲县志》卷十一《风俗》，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7年。
[32]崇祯《松江府志》卷七《风俗·俗变》，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184页。
[33]万历《杭州府志》卷一九《风俗》，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83年。
[34]《明宪宗实录（成化）》卷三三，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1962年。
[35]［明］袁袠撰：《世纬》卷下《革奢》，北京：商务印书馆，第24页。
[36]［明］田艺蘅撰：《留青日札》卷二七《丧葬用僧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第877页。
[37]［明］李东阳等奉敕撰：《大明会典》卷一〇〇《礼部五十八·丧礼五·奔丧、改葬》，扬州广陵书社，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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