寿诞是人生中的重要活动之一，寿诞称为生日、生朝、生辰、生申等，生申是宋人对生日的美称。古代有做寿、庆寿、祝寿等礼俗，寿分正寿、散寿两种，所谓正寿，就是遇整十之年祝寿，如逢六十、七十、八十、九十、百岁生日，则更要大操大办，其他之年的生日，就称散寿。
上古时期，人们例以生日感怀父母生育之恩，实无设宴待客，为自己祝贺的举动，顾炎武考论寿诞之礼的源起认为：
生日之礼，古人所无。《颜氏家训》曰：“江南风俗，儿生一期，为制新衣，盥浴装饰，男则用弓矢纸笔，女则刀尺针缕，并加饮食之物及珍宝服玩，置之儿前，观其发意所取，以验贪廉智愚，名之为试儿。亲表聚集，因成宴会。自兹以后，二亲若在，每至此日，常有饮食之事。无教之徒虽已孤露，其日皆为供顿，酣畅声乐，不知有所感伤。梁孝元年少之时，每八月六日载诞之辰，常设斋讲。自阮修容（元帝所生母）薨后，此事亦绝。”是此礼起于齐、梁之间。逮唐、宋以后，自天子至于庶人，无不崇饰。此日开筵召客，赋诗称寿，而于昔人反本乐生之意，去之远矣。[45]
不过，寿礼在唐初仍未流行。《贞观政要》卷七《论礼乐第二十九》载：“（唐）太宗谓侍臣曰：‘今日是朕生日。俗间以生日可为喜乐，在朕情，翻成感思。君临天下，富有四海，而追求侍养，永不可得。仲由怀负米之恨，良有以也，况《诗》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劳。奈何以劬劳之辰，遂为宴乐之事！甚是乖於礼度。’因而泣下久之。”由此可见，当时生日思恩的观念仍对人们具有很大影响。直至唐玄宗始置“千秋节”庆贺寿诞，历朝皇帝定其生日为诞节才沿为惯例，而王公贵戚、达官显宦，乃至民间士庶庆贺生日的现象也逐渐流行起来。
图47 寿星
图48 福禄寿星图
做寿之风之所以能够愈刮愈烈，愈搞愈奢，一方面在于人们对生的恋求和对死的恐惧，为了战胜这种恐惧，亦为了在精神上达到延长寿命的目的，人们在信仰神灵的前提下，采取种种补救措施，以祈寿，长生不死。祈寿还有一个目的是“度关”“禳灾”，民间相传，50岁、55岁、66岁、73岁、84岁为关口，是死神引领的岁数，有俗语说“人活五十五，阎王数一数”，“六十六，乱刀斩”，“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自来投”等，正因为这些寿数是生死之坎，故民间于此寿日做寿也异常隆重，有的地方还要大办三天。
1.贺寿礼仪
如何维系宗族内的血缘之情和伦常关系？明人高兆麟设立的“生日会”部分回答了这一问题。生日会的最大特点就是重视宗族内的“添丁”与“成人”。凡是遇到族内某房添丁，就将其出生年、月、日登记在簿，随后发单到各房各家，敛上份子钱，举行庆贺。而族人的成人入会仪式，也是相当重要的事情，凡是某人生下几个儿子，某人几岁，都要开载在簿上，以便查考，等到他16岁时，就让他敛份入会，永为定例，这就是“生日会”，其实就是同族内的祝寿之会。凡是遇到生日，就向族人派份子钱，最多出五分银子，次者出三分，最少出二分，尤其是遇到族中祥长的生日，子侄辈必须竭诚登堂祝寿，如不到，必罚银五钱。凡遇散寿，则照数捐份；若遇正寿，则于常份之外，再加一倍。民间祝寿习惯，一般有“宁可人不到，而份要到”之说，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为人祝寿，随份子而送上一份寿礼是最要紧的，而是否亲自登门祝寿，则并不重要，这种习俗显然反映了民间祝寿习俗有徒具形式或虚美之嫌。生日会却与民间俗例不同，专门注重聚人，纵然份子可以不到，人不可不到，份子钱不到，仅罚银五分，若人不到，就要罚银一钱。生日会当然有联络族内成员感情的用意在内，但更多的还是希望通过“常常相聚”，达到一种“意气联属”的目的。
宋代，人们在庆贺生日时，往往还要在孩子额头上用红笔写“八十”的字样，以祈祷长生不老，如刘克庄《乳燕飞·寿千官》词：“风流八十，是人间妆点，孩儿眉额。再著三星添上面，又是一般奇特。”丁察院《万年欢·寿两国夫人胡氏》词：“指明年八十，儿额先记。”翁溪园《踏莎行·寿人母八十三》词：“鹤发童颜，龟龄福备。孩儿书额添三字。”
江南人家对寿诞之礼尤为讲究，俗以宾客盈门、场面风光为荣，达官显宦还借此大量收取寿礼，而普通人家也往往以赠送寿礼为联络感情，巴结权贵的重要手段。陈继儒记其老师何绳翁“己未登七袠，远近祝者累累，以戊午岁先期至，三邑孝廉计偕南宫，则诣堂酌大斗而后别，此盛典曩时所未有也”，又如“许太公七十时，远近祝者布堂下，琅函宝轴，妆□而进之，……大集宾客者数日夜，始得罢”，[46]实际上，江南文人别集中“寿序”之多，也说明了祝寿之风的兴盛。除缙绅之家外，工商市民的寿筵排场也不小，通俗小说中有关的描写甚多，冯梦龙笔下开生药铺的李克用即是典型的一例，书中写道：“那员外道：‘妈妈，十三日是我寿诞，可做一个筵席，请亲眷朋友闲耍一日，也是一生的快乐。’当日亲眷、邻友、主管人等，都下了请帖。次日，家家户户都送烛、面、手帕物件来。十三日都来赴筵，吃了一日。次日，是女眷们来贺寿，也有廿来个。”[47]
明清之季，特别是清代，是做寿风发展的鼎盛期。做寿的规模，做寿的频繁程度，做寿的普及性，贺礼的档次、价值、形式的多样化，都大大超过了前代，如60岁和80岁生日庆贺礼，其规模十分隆重，豪门大户要设寿堂，燃寿烛，结寿彩；寿星要着寿衣，坐于中堂，接受亲友、晚辈的祝贺和叩拜。《红楼梦》中贾母80寿辰寿期长达8天之久，8日间宁国、荣国二府一直“悬灯结彩，屏开鸾凤，褥设芙蓉；笙箫鼓乐之音，通衢越巷”[48]，足见其规模之大。《上海研究资料》一书中记载了同治年间上海知县叶廷青为母亲做寿的情况：寿日前两天，衙门内便已很热闹，大堂、二堂、花厅、签押、房账等处张挂灯彩，晚上请知宾，寿日前一天为预祝，寿日那一天为正寿，26日为谢客，27日结束。正寿筵席分上下两等96桌，其客轿随役、厨夫、茶夫等勤杂人员吃面共2050碗，仅吃一项花费大洋1088块，钱411千815文。就做寿的内容来看，还增加了创造喜庆氛围的演戏内容，这一风习在官宦人家、盈实富户中比较流行，主要剧目有《瑶池会八仙庆寿》《祝圣寿金母献桃》《众天仙庆寿长生会》《贺升平群仙庆寿》等。普通人家因经济实力较弱，故做寿也较简单，通常是在家中设一寿堂，晚辈向长辈送些寿礼，至于亲友送礼的多少则取决于该长辈的知名度、威望和家中的经济实力，送罢礼，晚辈和来客要向寿者拜寿，最后，吃一碗寿面了事。
2.奢繁寿礼
以酒、茶祝寿之俗，在民间也颇为普遍。酒因与“久”谐音，有祝贺长寿之意，故时人称祝寿之酒为寿酒，当时，寿酒以桂花酒最为流行，如黄庭坚有诗云：“欲将何物献寿酒，天上千秋桂一枝。”也有以茶为礼的，《后山谈丛》卷三载：“文正李公（昉）既薨，夫人诞日，宋宣公时为从官，与其僚二十余人诣第上寿，拜于帘下，宣献，曰：‘太夫人不饮，以茶为寿。’探怀出之，注汤以献，复拜而去。”[49]另外，由于宋代民间信仰佛道的风气较浓，故送檀香雕造的观音像或佛像的现象也极为普遍，缂丝则有群仙拱寿、蟠桃献寿、瑶池献寿等图。
宋代还有以老人寿星图为祝寿之礼的，如魏泰《东轩笔录》卷八《陈恭公再罢政》载：“陈恭公（执中）再罢政，判亳州，年六十九。遇生日，亲族往往献《老人星图》以为寿，独其侄世修献《范蠡游五湖图》……”[50]寿星图通常还画有松柏。以百寿字作贺礼的现象也颇为常见，据清代钱曾《读书敏求记·字学百寿图》载道，南宋绍定时静江令史渭于夫子岩刻百寿字。受道教长生观念的影响，龟鹤被时人认为是长寿的象征，常被用作生日时的贺礼。如《云斋广录》卷三载龙图阁待制钱勰府日，尝遇诞辰。其僚属尽以乌龟、白鹤为献，用表祝寿之意。送礼除送诗词、寿图外，还以实物作为贺礼，如苏轼生日时，其女婿王子立除寄诗表示祝贺外，还寄好茶二十一片。王安石为相时，“每生日，朝士献颂诗，僧道献寿。舆皂走卒，皆笼雀鸽就宅放之，谓之放生”。如果是权贵生日，则送礼品的更是纷集。
明代中晚期，生日祝寿的风气已很盛行，朱国祯记述罗洪先60岁时，门人欲为他祝寿，他写信推辞说：“今世风俗，凡男妇稍有可资，逢四五十谓之满十，则多援显贵礼际以侈大之。为之交游亲友者皆曰：‘某将满十，不可无仪也。’则又醵金以为之寿。至乞言于名家，与名家之以言相假者，又必过为文饰以传之，而其名益张。凡此皆数十年以来所甚重，数十年以前无有是也。……”罗洪先基于传统观念，认为生日应是怀念父母之恩的悲伤日子，做寿收礼，是“忘哀而为乐，非君子宜行”，[51]但从他的话中可以看出，当时做寿收礼，求取名家贺词以扬名的现象十分普遍。当时的葡萄牙人伯来拉于16世纪曾来到中国，对中国的风俗有细致的观察，他记道：
他们也有庆祝生日的习惯，那天他们的亲友按惯例携带珠宝或金钱去献礼，再得到盛大的欢迎作回答。他们的皇帝过生日，全国要同样盛宴庆贺。[52]
清代，一般人家通常送寿桃、寿联、寿幛、寿面等，而豪门大户的寿诞，所送贺礼不仅名目繁多，而且十分贵重，《红楼梦》描叙贾母80大寿送礼情景时有这样一段文字：“自七月上旬，送寿礼者便络绎不绝。礼部奉旨：钦赐金玉如意一柄，彩缎四端，金玉杯四个，帑银五百两。元春又命太监送出金寿星一尊，沉香拐一只，伽南珠一串，福寿香一盒，金锭一对，银锭四对，彩缎十二匹，玉杯四只。余者自亲王驸马以及大小文武官员之家凡所来往者，莫不有礼，不能胜记。堂屋内设下大桌案，铺了红毡，将凡所有精细之物都摆上，请贾母过目。”[53]
明代开始一般寻常无闻之人，到了六七十岁，“必广征诗文，盈屏累轴”，借此贺寿。当时之人不拘老少，每岁生日，就大张宴乐。除了用诗、文给人祝寿之外，在民间还盛行用羊、酒替人上寿，又有一种祝寿桃糕，上面往往插有八仙。文人雅事，则用鸠杖、竹麈、箨冠、阱鹿替人祝寿。民间流传着一则笑话，可见当时以酒替人上寿之俗，笑话载：有一士人家贫，打算替他朋友上寿，无从得酒，就只拿水一瓶。称觞时，对朋友说：请以歌后语为寿，曰：“君子之交淡于水。”朋友应声道：“醉翁之意不在酒。”
3.寿诗寿序
宋代以后，流行一种以寿幛祝寿或请人写寿文之俗，这种诗称为“寿诗”，一般都请有名望的人为之。明代，寿诗几乎已经到了泛滥成灾的地步，明人姚旅记道：“今为亲上寿，率十数金为锦幛，然惜重币，求文只持数钱，索学究笔，借一显贵姓名夸耀戚里。”[54]意思就是不惜花重金请显贵为自己的亲人写寿诗，借以攀附在亲戚朋友中夸耀，这则记载所指，当然仅是指民间一般的富户人家。其实，在一些交游甚广的士大夫家族，为亲祝寿，还是可以请到当时的名家写祝寿之文。
图49 〔清〕黑白玉雕寿星摆件
寿诗虽在宋代相当兴盛，但还并没有编纂成集，寿诗大量刻入文集甚至单独成集传世，还是晚明的事。据归庄的记载，凡是一些富厚之家，只要男子不为盗、妇女不至淫，子孙不至于不识一丁，到了六七十岁，必定会发出一个征诗之启，向远近闻名甚至不相识的人求贺寿之诗，启中往往诬称妄誉，只要是不盗之人，就称为“李、杜齐名”，只要是不淫之妇女，就称为“钟、郝比德”，甚至于一些略能执笔效乡里小儿语之人，也被妄称为“屈、宋方驾”。为女性写寿诗也是明代开始兴起的，明末清初人魏礼言说：“古无寿人之文，而女妇尤少概见。至有明始盛。”一些诗人，或是碍于情面，或是为丰厚的润笔所诱，就写上客套之语略微应酬，原本是贺甲之寿诗，改上一言半句，又用来贺乙或贺丙之寿，不过这好歹还算是自己所写之诗。钱谦益在明末是文坛宗主，向他求寿诗的人很多，钱氏苦于应酬，就在案头放一本胡应麟的集子，选择稍微近似的，随时套用，这是因为胡的集子里这方面的客套很多。祝寿之诗，多请他人撰写，但也有人自己在寿日写上一首自寿诗，以示自祝，如明代著名思想家陈献章在61岁时就写了一首诗为自己祝寿。
郎瑛说：“挽诗盛于唐，非无交而涕也；寿诗盛于宋，渐施于官府，亦无未同而言者。近时二作不论识与不识，转相征求，动成卷帙，可耻也!”[55]意思是说：唐代流行作诗为亡人悼念，一般只有交往深厚的人才写，宋代民间流行作寿诗，渐渐流行于官府，但也是熟识的人才如此，现在（指明代）不管认识不认识，有没有交往，都到处请人写挽诗、寿诗，动不动就能编纂成卷，真是可耻啊！以前写挽诗和寿诗是亲朋挚友间表达情谊，而现在则变成了借显贵欺世盗名的行为。
4.阳寿阴寿
寿有阳寿与阴寿之别。在明代，死者之忌日，已经清楚地分为“生忌”与“死忌”两种，死者死亡之日，就是“死忌”，又称“暗忌”；而死者出生之日则为“生忌”，也就是“明忌”。生前生日有做寿之习，那么，死后遇到生忌之日，也会给死者做寿，称为“暗寿”，如江西南昌的朱氏宗室，尤其看重“明忌”，“亲死者遇十生日，如五十、六十之类，犹追寿焉，族人具礼谒贺，一如存日”。[56]明代，小儿生日称为“周岁”、但人死以后，则称“周年”。吉凶之间的称呼，从不混淆。古人推步起于戌，故以岁为始，而周年，也就是期年，包括一年的四时。
阴寿，或者叫“冥寿”，就是给死人过生日，祝寿，姚旅《露书》：“南州宗室谓亲死日为暗忌，生日为明忌，宗中极重明忌。”[57]亲死者遇日生日，如五十、六十之类，犹追寿焉，族人具礼谒贺，和生前一样。做冥寿时，其子孙都必须穿着彩服，要设寿堂，宗族、亲友要送纸扎锭，登堂拜祝，有的地方还要演戏娱宾。在江浙一带，做冥寿分在家做和在寺院做两种，在家做的冥寿，其仪式如同阳寿，除送糕桃烛面外，须加纸元宝10副，糖茶2杯，而不送鞋袜，送红轴者，上书“仙乡不老，佛国长青”字样，亦有单写一“庆”字者，家中不拜忏，席用荤菜、素菜均可。在寺院做的冥寿，必拜忏，做水陆道场，或1日、3日、7日不等，以圆满之日为正日。最隆重的为拜水陆道场，由49个和尚，拜忏七七四十九天，事毕，追荐者的牌位可放在寺院中的根本堂，以承受香火。如此大兴冥寿之风，不仅是祖先崇拜宗教意识的反映，也是中国孝道的反映，同时，更是民间信奉灵魂不死观的十足反映。
民间祝寿之俗大多势利，人们背离传统的报恩观念，盛行寿诞之礼，设宴召客，赠送礼物，其实在一定程度上已将其作为提高自己社会地位，扩展社会联系和影响的重要手段，因而意义并不局限于庆贺生日本身。明代文人归庄记录下来的一则故事，已将这种势利之俗进行了明显的揭示：明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嘉定县有三位老翁寿登八十，分别是东门顾老翁、李老翁与北门陈老翁，其中顾、李两位老翁，其子一为尚书，一为副使，于是当地之人争相替这两位老翁贺寿。顾、李两位老翁的生日相差不远，而且居第又相望，故旬日之中，全城之人，无不挈榼提壶，盛备筐篚、币帛，齐向东门而去。于是，东门之街，轿相接，肩相摩，两家门庭若市。与此相反，北门的陈翁家中却是门可罗雀，很少有人到家祝寿，不是全城人不识陈翁，也不是人们不知道陈翁年已八十，而是陈翁无子做官。同时寿日，一是热闹非凡，一是寂寂无闻，势利之俗，让人深为感叹！
【注释】
[1]［清］赵翼：《陔余丛考》卷三十四《观音像》，北京：商务印书馆，1957年，第739页。
[2]［唐］房玄龄等：《晋书》卷八十三《顾和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163页。
[3]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69页。
[4]［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五《育子》，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52页。
[5]郑晓江等编：《中国生育文化大观》第六章《催生礼及传统的分娩(接生)习俗》，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9年。
[6]《浙江风俗简志》，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43-44页。
[7]［后唐］冯贽：《云仙杂记》卷四《敛衣》，上海：商务印书馆，1941年，第31页。
[8]［清］翟灏《通俗编》卷二五《服饰·百家衣》，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527页。
[9]［梁］宗懔：《荆楚岁时记》，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50页。
[10]［明］田艺蘅：《留青日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11]［清］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
[12]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卷二八《内则》，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867页。
[13]《宋书》卷八九，列传第四九，《袁粲》，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229页。
[14]《旧唐书》卷七二，列传第二二，《李百药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571页。
[15]［宋］王谠：《唐语林》，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43页。(www.xing528.com)
[16]《元史》卷一八〇，《耶律希亮》，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4195页。
[17]［清］徐珂：《清稗类钞》风俗类《干儿》，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2192页。
[18]［清］徐珂：《清稗类钞》风俗类《干儿》，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2192页。
[19]［清］徐珂：《清稗类钞》风俗类《干儿》，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2192页。
[20]［清］徐珂：《清稗类钞》风俗类《干儿》，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2192页。
[21]［宋］吴自牧：《梦粱录》卷二十《育子》，台北：商务印书馆，1939年，第189页。
[22]［宋］吴自牧：《梦粱录》卷二十《育子》，台北：商务印书馆，1939年，第189页。
[23]［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五《育子》，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52页。
[24]［宋］吴自牧：《梦粱录》卷二十《育子》，台北：商务印书馆，1939年，第189页。
[25]［宋］吴自牧：《梦粱录》卷二十《育子》，台北：商务印书馆，1939年，第189页。
[26]［宋］许嘉璐：《颜氏家训选译》卷二《风操》，成都：巴蜀书社，1991年。
[27]［宋］文莹：《玉壶清话》卷一；《宋史》卷二五八《曹彬传》。
[28]［清］曹雪芹：《红楼梦》第二回，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第28页。
[29]《隋书》卷二《高祖纪下》，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49页。
[30]《贞观政要》卷七《礼乐》，济南：齐鲁书社，2010年，第247页。
[31]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卷二《曲礼上》，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55页。
[32]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卷六一《冠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615页。
[33]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卷六一《冠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615页。
[34]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卷六一《冠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614页。
[35]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卷六一《冠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615页。
[36]［宋］朱熹《朱子家礼》，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889页。
[37]《明史》卷五四，志第三十，《礼八》，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385页。
[38]程春宇：《士商类要》卷四《立身持己》I载杨正泰《明代驿站考》附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337-356页。
[39]［明］吕维褀：《四礼约言》卷一《论冠》，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
[40]［明］顾起元：《客座赘语》卷九“礼制”条，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
[41]［明］张瀚：《松窗梦语》卷七《风俗纪》，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42]崇祯《嘉兴县志》卷一五《政事志·里俗》，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0年。
[43]［明］吕柟：《泾野子内篇》卷二二《太常南所语》第二九，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225页。
[44]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卷二八《内则》，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871页。
[45]［清］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一三“生日”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46]陈继儒：《白石樵真稿》卷六《寿绳翁何老师七十序》《寿灵泉许太公七十序》，《四库禁毁书丛刊本》，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年。
[47]冯梦龙：《警世通言》卷二八《白娘子永镇雷峰塔》，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
[48]曹雪芹：《红楼梦》第七一回，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第978页。
[49]［宋］陈师道：《后山谈丛》卷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25页。
[50]［宋］魏泰《东轩笔录》卷八《陈恭公再罢政》：中华书局，1983年，第88页。
[51]［明］朱国祯：《涌幢小品》卷一七“罗先生”条，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
[52]伯来拉：《中国报道》，载［英］博克舍（C.R.Boxer）编注、何高济译：《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11页。
[53]曹雪芹：《红楼梦》第七一回，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第978页。
[54]［明］姚旅：《露书》卷九，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00页。
[55]［明］郎瑛：《七修续稿》卷三《义理类》，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
[56]［明］姚旅：《露书》卷八，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81页。
[57]［明］姚旅：《露书》卷十三，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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