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宴请宾客之风极盛，无地不有，无时不行，成为人际交往中最常见的方式。北宋东京和南宋杭州酒楼茶肆之盛，从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和吴自牧《梦粱录》中可见，都市为臣僚士大夫期朋约友会聚之处，宋代士大夫的聚会曾留下许多佳话，如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一载，韩维守杭，“每入春，常设十客之具于西湖，旦以郡事委僚吏，即以湖上”，为宴客可置公务于不顾，“十客具”也成为请人赴宴的代名词，米芾则邀客为山林之饮，颇具野趣，其《竹前槐后诗帖》云“雅兴欲为十客具，人和端使一身闲”[33]，陈与义《临江仙·忆洛中旧游》词所云“忆昔午桥桥上饮，坐中多是豪英”[34]，成为宋代文化景观中的一抹亮色。
图31 〔明〕戴儒巾、穿大袖衫的士人
1.见客服色
宋人见客一般都穿常服，但须衣冠端正，朱熹说“士大夫常居，常服纱帽、皂衫、革带，无此则不敢出”，但致仕闲居则可以随便些，如吕希哲称“京洛致仕官与人相接，皆以闲居野服为礼，而叹外郡或不能然”[35]，可见是仅行于两京的见客服色。
北宋士大夫平常家居喜爱穿道服，因其宽松，脱着方便。道袍是明代士人主要的便装款式，是指交领、大袖、衣身两侧有内摆的长身式外衣，范仲淹还为其同年许琰书有《道服赞》，但以此见客则视为失礼，王铚《默记》卷下有载：
范文正守杭州，极下士。王荆公兄弟时寄居于杭，平甫尚布衣少年也。一日，过苏见希鲁，以道服见之，平甫内不能平，时时目其衣。希鲁觉之，因曰：“范希文在杭时，着道服以见客。”平甫对曰：“希文不至如此无礼。”[36]
图32 明代道服
陆游说北宋“置酒饮客，终席不裭带”，南宋初，礼“稍废”，后“又不讲”，只有胡铨仍坚持“每与客饮，至劝酒，必冠带再拜”[37]，《朱子语类》也记载，两宋宴客风尚之变云：“初见以衫帽，及宴，亦衫帽，用大乐。酒一行，乐一作，主人先酉爵，遂两手捧盏侧劝客。客亦酉爵，主人捧盏不移，至乐罢而后下。及五盏歇坐，请解衫带，著背子，不脱帽以终席。……此亦可见前辈风俗，今士大夫殊无有衫帽者。”所谓前辈，指崇宁、大观公元（1102—1110年）间钱塘（治今浙江杭州）名士待客风俗，礼数周到，“今”则指南宋，席间可宽衣解带，比较随便。
宋代士人服饰以襕衫为尚，形制为白色细布，下有一横襕，腰缀襞积，另有紫衫、凉帽衫等，紫衫本为军校服饰，因穿着比较简便，成为士大夫的常用服装，以后成为文武官员的便服。凉衫，形制如紫衫，亦称白衫，先是官庶便服，后来成了丧服。帽服，帽以乌纱，衫以皂罗，为士大夫交际常服，士人服装除圆领之外，大多为大袖交领，也有对襟的。(www.xing528.com)
图33 〔宋〕松阴论道图（局部）
2.待客礼仪
宋代客至设茶，辞则点汤，乃天下通俗，据说恐谈话过久伤气，故点汤，点汤又成为逐客的代名词，如魏泰《东轩笔录》卷五记载了一个骇人听闻的故事：陈升之拒绝胡枚“求荐”，“遽索汤使起”，胡将汤三奠地，不欢而散，未久，即自杀身亡。袁文认为南宋过分讲究点茶汤，反导致失礼，其说云：“近世则不然，客至点茶与汤，客主皆虚盏，已极好笑。而公厅之上，主人则有少汤，客边尽是空盏，本欲行礼而反失礼。此尤可笑者也!”[38]宋人亦多以茶果待客，李彭《日涉园集·寄陈无惑》曰“不忘茶果期，烟扉聊一访”，洪迈《夷坚支乙》中也记载当时一位姓焦的人“倾家出迎，具茶果延佇”。
图34 赵佶绘：听琴图（局部）
北宋待客“礼数极周详郑重”，南宋则“苟简”无体，朱熹还指出“族长至己家，必以族长坐主位，无亲疏皆然”，平时燕居，“父子同座亦得，惟对客不得”。确实，宋初窦仪“家法整肃”，其五子中有四子皆从官以上，第四子位居参政，但“每对客座”，“皆侍立”，无独有偶，陈省华，其三子中两人状元及第，位居宰执，但父“每对客，三子列侍，客不自安”，故司马光《涑水家仪》称：“凡为人子者，有宾客不敢坐于正厅。”司马光最重礼仪，他主张与宾友相接，当正襟危坐，故对张尚书“凡与宾友相接，常垂足危坐”，特别推许，宋人因为普遍使用椅子，待客方式也从席地的盘足坐而发展到“垂足坐”。另外，“凡为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有宾客不敢坐于正厅，升降不敢由东阶，上下马不敢当厅，凡事不敢自拟于其父”，作为儿子，出入都须向父母请示、汇报，家中有客人不能坐在正厅当中。
图36 〔南宋〕夜宴图（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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