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呼是一种文化现象，从一个时代的称呼中，我们可以窥见一个时代的风貌，称呼也是一面镜子，称呼的变化是文化的变化，同时也被视为历史文化的折射，中国人的称呼能从一个侧面生动地反映中国传统，蕴含着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历史沉淀与变迁。中国人的称呼是宗法、习俗、等级、地位、声望等的反映，尊长、后辈、上级、下属各有各的一套称呼，谁也不能逾越。从称呼中我们可以看到国人对宗法礼制、尊卑长幼等礼法习俗的重视，对官职、科举的表达方式。古往今来，中国人的称呼既反映出了人们对于成功的观念，又透射着一种“自卑下之道”的谦恭精神，这种人生精神，必定要在人们的语言、称呼中体现出来。在传统礼仪的制约下，人际交往中的相互称谓，作为社交礼仪的一个重要方面，也形成一定的惯例，在社交场合使用不适当的称谓，往往被视为很大的失礼，因而绝不可滥用、滥称。
1.一般称谓
这是指日常生活中士庶通用的称谓。苏东坡在《墨君堂记》中说，“凡人相与号呼者，贵之则曰公，贤之则曰君，自其下则尔，汝之。虽王公之贵，天下貌畏而心不服，则进而君、公，退而尔、汝者多矣”，说明宋人风行的称呼，不以贵贱尊卑为标准，而以贤否为区别，“尔、汝”堪称宋人最为大众化的称谓。公、丈，北宋皆泛称老人及父执辈尊长，如蔡襄《荔枝谱·第七》云：“宋公名诫。公者，老人之称。年余八十，子孙皆仕宦。”[1]
宋人又称谊兼师友的长者为“契丈”，如杨万里云“深交厚契如吾契丈”，尊长对晚辈又谦称“劣丈”，年高位尊者又自称“老夫”，总之，宋人“父之交游敬之为丈，见之必拜，执子侄之礼甚恭。丈人行者，命与其诸郎游，子又有孙，各崇辈行，略不紊乱，如份守之严”[2]，即使南宋风俗浇薄，有滥用丈之倾向，也未能蔚然成风。
兄、弟、友，是宋人平辈朋侪中最流行的称呼。王明清《挥麈录》卷四载“昔人最重契义。朋从年长，则以兄事之；齿少，以弟或友呼焉”[3]，北宋以来，蔚为时尚。宋人对辈分分得很清，如《苏轼诗集》卷一五《答任师中家汉公》诗序云，“奉和师中丈，汉公兄见寄诗一首”，任师中是苏洵的朋友，故苏轼称丈，家勤国，字汉公，苏轼兄弟同年兼少时同学，故称兄，两人均为眉山人。
名、字、号，古已有之。字，往往是人名的解释与补充，故又称表字，“字，所以表德也，古人以为美称”，北宋平辈间普遍以字相称，南宋则“既讳其名，又讳其字”。[4]通常男子二十岁行冠礼时，就定字，宋代有大量《字说》行世，大抵对世家子弟、后学晚辈表字的由来、含义做一番诠释。宋人也常以地名或志趣、雅尚为号，如苏轼贬黄州，即以居地东坡为号；欧阳修晚号“六一居士”，表示其追求闲逸，淡泊名利的趣向；陆游自号放翁，则表达其蔑视权贵，不阿世俗的清高。行第称呼平辈或晚辈者亦时有所见，不过称长辈加“丈”字。另外，学生、门人或亲友对某一名人故后所上尊号，又称私谥。师友朋俦相交游，称谓轻重有仪，李习之所著的《李文公集·答朱载言书》称：“师之于门人则名之，朋友则字而不名”[5]，“宣和以前，士大夫辈行相等，皆称字，虽通上官，亦不过呼”[6]，说的都是称呼的礼仪，到了南宋，朋友之间称呼却变得既讳字又讳名，实乃矫伪之浮俗。
2.常用称谓
这是指宋人书面或口头经常使用的称呼，大致包括对他人的尊称、誉称、美称及对己方的谦称和贬称，其中有一些中性称谓是可以兼用的。
谦称：表示谦逊的态度，用于自称。愚，谦称自己不聪明。鄙，谦称自己学识浅薄。敝，谦称自己或自己的事物不好。卑，谦称自己身份低微。窃，有私下、私自之意，使用它常有冒失、唐突的含义在内。臣，谦称自己不如对方的身份地位高。仆，谦称自己是对方的仆人，使用它含有为对方效劳之意。古人称自己一方的亲属朋友时，常用“家”“舍”等谦辞。“家”是对别人称自己的辈分高或年纪大的亲属时用的谦辞，如家父、家母、家兄等。“舍”用以谦称自己的家或自己的卑幼亲属，前者如寒舍、敝舍，后者如舍弟、舍妹、舍侄等。其他自谦辞有：因为古人座席尊长者在上，所以晚辈或地位低的人谦称“在下”；“小可”是有一定身份的人的自谦，意思是自己很平常、不足挂齿；“小子”是子弟晚辈对父兄尊长的自称；老人自谦时用“老朽”“老夫”“老汉”“老拙”等；女子自称“妾”；老和尚自称“老衲”；对别国称自己的国君为“寡君”。
敬称：表示尊敬客气的态度，也叫“尊称”。对于对方或对方亲属的敬称有令、尊、贤等。令，意思是美好，用于称呼对方的亲属，如令尊（对方父亲）、令堂（对方母亲）、令阃（对方妻子）、令兄（对方的哥哥）、令郎（对方的儿子）、令爱（对方的女儿）。尊，用来称与对方有关的人或物，如尊上（称对方父母）、尊公、尊君、尊府（皆称对方父亲）、尊堂（对方母亲）、尊亲（对方亲戚）、尊驾（称对方）、尊命（对方的嘱咐）、尊意（对方的意思）。贤，用于称平辈或晚辈，如贤家（称对方）、贤郎（称对方的儿子）、贤弟（称对方的弟弟）。仁，表示爱重，应用范围较广，如称同辈友人中长于自己的人为仁兄，称地位高的人为仁公等。恩府、恩地又称恩门、恩师，即对师门、举主的敬称。
对尊长者和用于朋辈之间的敬称有君、子、公、足下、夫子、先生、大人等。称年老的人为丈、丈人，如《论语》中记“子路从而后，遇丈人”。唐朝以后，丈、丈人专指妻父，又称泰山，妻母称丈母或泰水。尊甫，即尊父，令尊，古父、甫字通，又作尊府。公公，对年长男子的尊称，指祖父辈的长者。宋人又称祖父辈的老人为翁翁。尊阁，对他人妻室的尊称，又作尊阃，阁，喻内室，又称同辈亲友之妻为尊嫂。
称谓前面加“先”，表示已死，用于敬称地位高的人或年长的人，如称已死的皇帝为先帝，称死去的父亲为先考或先父，称死去的母亲为先慈或先妣，称已死去的有才德的人为先贤。宋人称自己父母及需供养的其他长辈，如祖父母等为“亲闱”，如曾巩《元丰类稿·洪州谢到任表》中有“抚临便郡，获奉于亲闱”之句。宋人也常自称自己已亡故的祖父为“先祖”；已故父母亲为“先君”“先府君”，“先慈”“吾亲”，称亡妻为“先配”或“前室”等。
就小说中所见，凡经商开店、饶有家产的富翁，人多称其“朝奉”“员外”，以莫须有的官名表示尊敬，亦反映了当时的人情世态。除字号外，人际的其他称呼也多有变化，当时湖州士人李乐曾深有感慨地说：“人生六十岁，甲子一周，天道变迁，人事亦改。据余所目击，何须许久，盖习俗移人，捷于影响，甚可畏也。母姨朱宜人少吴，沈公封母，年近八十，相见止称大姨。今人女流三四十岁，人即呼为太太，家门妯娌相呼，俱不似向时伯母婶母。……与三十年前天壤迥别。他日又不知作何状来，大有足虑！”[7]意思是说，天道人事的变迁何须太久！他的母姨年仅八十，相见时也仅称为“大姨”，而现在年仅三四十岁的女性，人们便尊称为“太太”了，家里妯娌的称呼也与三十年前有天壤之别，作者对这种现象深感忧虑！
年龄称谓：古人的年龄有时不用数字表示，不直接说出某人多少岁或自己多少岁，而是用一种与年龄有关的称谓来代替。垂髫（tiao）是三四岁至八九岁的儿童（髫，古代儿童头上下垂的短发）。总角是八九岁至十三四岁的少年（古代儿童将头发分作左右两半，在头顶各扎成一个结，形如两个羊角，故称“总角”）。豆蔻是十三四岁至十五六岁（豆蔻是一种初夏开花的植物，初夏还不是盛夏，比喻人还未成年，故称未成年的少年时代为“豆蔻年华”）。束发是男子十五岁（到了十五岁，男子要把原先的总角解散，扎成一束）。弱冠是男子二十岁（古代男子二十岁行冠礼，表示已经成人，因为还没达到壮年，故称“弱冠”）。而立是男子三十岁（立，“立身、立志”之意）。不惑是男子四十岁（不惑，“不迷惑、不糊涂”之意）。知命是男子五十岁（知命，“知天命”之意），花甲是六十岁，古稀是七十岁，耄（mao）耋（die）指八九十岁。期颐指一百岁。
讳称：古人对“死”有许多讳称，主要的有：父母之死称见背、孤露、弃养等；佛道徒之死称涅槃、圆寂、坐化、羽化、仙游、仙逝等，“仙逝”现也用于称被尊敬的人物的死；一般人的死称有亡故、长眠、长逝、过世、谢世、寿终、殒命、捐生、就木、溘逝、老、故、逝、终等。
3.家庭成员称谓(www.xing528.com)
古人有所谓“六亲”之说，是一个有多种含义的多义词，其中《左传》即以父子、兄弟、姑姊、甥舅、婚媾、姻娅为六亲。
“翁”，如前所述，乃宋代中老年男子的通称，加上一些限定词就有了新的含义，如祖父称“祖翁”，父称翁或“父翁”，叔父称“叔翁”，岳父称“妇翁”，中老年妇女称为“媪”，称呼祖母为“婆婆”，又合称父母为“两亲”，犹如今人称双亲。自称自己妻子为“内馈”“儿母”，犹言“内人”或今俗谓“小孩他妈”。
重慈，是对他人祖母的尊称，如《文天祥全集·与江瑞明云岩书》：“某堂有重慈，今年八十有七。”北堂，古称母亲居室为北堂，因借指母亲，如王禹偁诗云“北堂侍膳侵星起”，王安石诗云“保此千钟慰北堂”。寿母是对他人享有高寿母亲的美称，犹言高堂，亦指主在做寿的朋侪之母。东床，是对女婿的美称。
宋人又称亲生儿子为息子，《曾巩集》卷四一《王君俞哀辞》中有“赖有息子兮，可望其隆”之句，息女，则指亲生女儿，息妇，则为儿媳妇，张师正《括异志·陈翰林》中老妪言，“来日郎君欲就息妇房中安歇”，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五《辨误·息妇新妇条》中“媳妇”引作“息妇”，可证宋代两字相通，在宋代这一称谓至少有六种含义：（1）指新娶之妇；（2）指弟媳妇；（3）指儿媳妇，即“妇”，宋人又将刚娶进门的儿媳称“三日新妇”，成为备受约束、忍气吞声，不敢多说一句话、不敢多走一步路的代名词；（4）尊者称卑者之妇，即尊长称晚辈之妻；（5）卑者对尊长者称自己妻子，乃自谦称谓；（6）已婚妇女对尊长自称。玉女，是对他人爱女的昵称，如黄庭坚诗云：“君家玉女从小见，闻道如今画不成。”宋代又通称待字闺中的未嫁姑娘为“小娘子”，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四载靖州（治今湖南靖州苗、侗族自治县）情歌云：“小娘子，叶底花，无事出来吃盏茶！”。“小官人”，则指宋代中产阶层人家子弟。
宋人对他人称自己的弟弟为“舍弟”，如韩绛《从事帖》中请收信人将附寄东西转交其弟则云“舍弟”。据吴曾之说，女兄称“姐”始于宋代，近世多以女兄为姐，盖尊之也。儿媳妇则又称其夫母为“姑”“阿姑”，犹今吴语称“阿婆”“婆母”。宋人已泛称子侄之妻为“子妇”“媳妇”，又称继父为“假父”“义父”，“再嫁之妻将带前夫之子”，又称“义子”。“老媳妇”则为宋人对自己妻子的戏称，如苏轼在致文同最后一信《入冬帖》中云“老媳妇附此起居”，即代其妻问候“亲家母”。宋人赵彦卫对家属主要称谓演变有一简要回顾：
古人称父曰大人，又曰家父，捐馆则曰皇考。今人呼父曰爹，语人则曰老儿，捐馆曰先子。以“儿”“子”呼父习以为常，不怪也。羌人呼父为爹，渐及中国。……今人则曰妈。[8]
这里的古代指宋代以前，今人则为宋人。如果赵氏之说可信的话，宋代在语言学上也是一个承前启后的历史时期，“爹”“妈”的称呼一直沿用至今。
4.亲属称谓
宋代凡母亲、妻子一系的亲属均统称为外家，《东京梦华录》卷八《秋社》载：是日“人家妇女皆归外家。晚归即外公、姨舅皆以新葫芦儿、枣儿为遗，俗云宜良外甥”[9]，《夷坚丁志》卷五《陈通判女》也有“始言外翁召我去，女外家在漳州”之句。外翁，又称外父，即岳父，妻之父，又称“妇翁”、岳丈、泰山；称妻母为“泰水”，宋人已不知其义，但称岳母为“丈母”，则犹由岳丈而来。宋人又称母之兄弟为“外舅”，舅母为“外姑”。舅之子即为表兄弟，习称“中表”，或“中外”，与外家修好，或结成姻亲，即称“中外之好”。
宋人称其表兄或从表兄为“腹兄”，意即其母与乃父为同胞姐弟，血缘很近，如李宗谔《铜鱼诗帖》有“送士龙腹兄”之句，即赠其从表兄之作。《酬酢事变·宾礼待妹夫》云“吾家旧规：中表兄弟、甥婿来，皆以长幼叙坐，唯妹婿则宾之”[10]，可见中表、甥婿均以家人（兄弟、子侄）之礼待之，而妹夫则为客人。宋代《吕氏童蒙训》中讲晁氏家法说：“晁氏自文元公起家为世家大族，家法最严，其规定子弟事尊长动必有礼，于尊长称谓亦严，不许称字。晁氏因以道申戒子弟皆有法度，群居相处呼外姓，尊长必曰某姓第几叔，若兄诸姑，尊姑之夫必曰某姓姑夫、某姓尊姑夫，未尝敢呼字。……其言父党交游，必曰某姓几丈，亦未尝敢呼字也。”[11]
宋人又呼妻妹为“姨”，亦以行第称之，如刘烨丧妻，欲娶其妻妹，岳母许之以中女而刘则属意幼女，其对岳母云：“非敢有择，但七姨骨相寒薄，非某之对，九姨乃宜匹。”[12]宋代已称母之姐妹为“阿姨”，称其夫为“姨夫”，这种称谓流传至今，又称姐妹之子曰“外生”，似为外甥之同音假借。称妻之弟曰“内弟”、小姑称嫂为“妗妗”，又对嫂自称其夫为“姑夫”，是从对方孩子称呼，这种用法至今犹然。宋人又呼妹为“女弟”，《朱子语类》卷八七云：“姊妹呼兄弟之子为侄，兄弟相呼其子为从子。侄对姑而言，今人于伯叔父前，皆以为‘犹子’”。宋代俗谓婚姻之家为“亲家”，亦称“婚家”，又称“姻家”，儿女亲家又互称“亲家翁”或“亲家公”，简称“亲翁”，如苏轼侄女（辙之长女）嫁文同三子务光（字逸民），故苏轼致文同信中称“与可学士亲家翁阁下。”[13]姐妹、堂姐妹丈夫间结成的亲戚关系称为“连襟”，又称“联袂”，亦称“友婿”，宋人亦称女婿为“女夫”，顾名思义，女儿之丈夫也，二女婿则又称“第二女夫”，余可类推[14]。宋代称妹夫则曰“妹婿”，又称妻之妹夫为“娣婿”。赵彦卫总结父系、母系主要亲属云：
妇谓夫之父曰舅，夫之母曰姑；婿谓妇之父曰外舅，妇之母曰外姑。子谓母之兄弟曰舅，父之姊妹亦曰姑，皆言与父母同行故也。今人呼妻兄弟却曰舅，妻父曰丈人；至有与婿书自称曰丈人者，不亦陋哉！（原注：泰山下有丈人山，或又称之曰泰山。）[15]
5.“伶人称字”
在等级森严的传统社会中，别号下延之类的风气确实对尊卑贵贱的井然秩序形成不小的冲击。明代中晚期，传统的惯例被打破，称谓的使用变得异常混乱，以字号为例，原先的字，多为有身份者于行冠礼时所起，至于号，更是文人士大夫表明志趣，以示风雅的产物。社交场合直呼人名为不敬，为表示尊敬须称字，进而称号，更甚者则称郡望、官爵，不过，所有这些皆适用于上层社会，与社会的低下阶层无涉。明代中期开始，江南地区的小民百姓亦纷纷自起别号，互称别号，顾起元引《建业风俗记》称：“正德中，士大夫有号者十有四五，虽有号，然多呼字。嘉靖年来，束发时即有号。末年，奴仆、舆隶、俳优，无不有之。”[16]范濂记述松江一带的情况：“缙绅呼号，云某老，某老，此士夫体也。隆、万以来，即黄发孺子，皆以老名，如老赵、老钱之类，漫无忌惮。至帮闲一见倾盖，辄大老官、二老官，益觉无谓；而倡优隶卒，呼号尤奇。”[17]而在苏州府境，此风尤盛，“苏州风俗，不论大家小家，都有个外号，彼此相称”，冯梦龙笔下的昆山人宋敦即号为“玉峰”，当时，不少张木匠、李铁匠之类的人物，一朝发了财，邻里街坊便纷纷刮目相看，以号相称，如冯梦龙在《醒世恒言》中描写的施复，因“家中颇饶裕。里中遂庆个号儿叫作施润泽”，在苏州做木匠的张权，后来开布店发了财，邻人“把张木匠三字不提，都称为张仰亭”，小说往往比历史更能生动地反映当时的真实情况。
当时的文人士大夫对此十分不满，祝允明说：“道号别称，古人间有之，非所重也。予尝谓为人如苏文忠，则儿童莫不知东坡；为人如朱考亭，则蒙稚亦能识晦庵。猥琐之人，何必妄自标榜？近世士大夫名实称者固多矣，其他盖惟农夫不然，自余闾市村曲细夫未尝无别号者，而其所称非庸浅则狂怪，又重可笑，兰、桂、泉、石之类，此据彼占，所谓一座百犯。又兄山则弟必水，伯松则仲叔必竹梅，父此物则子孙引此物于不已。噫，愚矣哉！至于近者，则妇人亦有之。……此等风俗不知何时可变！”[18]，意思是，那些人尽皆知的名人取个道号别称是正常的，可是现在市井农夫、猥琐之人都给自己取个名号，而且动不动就以各种雅字为之，甚至妇女也有字号，这是庸俗肤浅啊！中国古代戏子的社会地位很低，被列入贱籍，但是到了明代竟也有附庸风雅，取字取号的，对此沈德符很是看不惯，他说“丈夫始冠则字之，后来遂有字说。重男子美称也。惟伶人最贱，谓之娼夫，亘古无字。如伶官之盛，莫过于唐”，但当时伶人“俱以优名相呼，虽至于人主狎，终不敢立字。后世此辈侪于四民，既有字，且有号，然不过施于市廛游冶儿，不闻称于士人也”。[19]这些文人的观点反映了当时传统礼仪遭到破坏的情况，不免带着封建等级思想的偏颇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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