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语言往往具备以下基本特征，如 “明确” “具体” “庄重” “严肃”。但就 “明确” “具体” 而言，模糊语词的语言特性显然无法符合这种立法语言的要求。人们总是期待立法者能够制定出语义明确、肯定的法律规范。然而，如果细致观察的话可以发现，这种期待至多局限于立法语言中的明确语词，而对模糊语词而言几乎不可能实现语义上的明确性。理由在于：法律规范总是面对具体案件时才能呈现出本身的意义，明确、肯定的语义则无法承载社会生活对法律的动态需求。即便立法语言的本质要求在于追寻语义的确定性，法律文本仍需要部分语词保持语义上的模糊性，以赋予变迁中的社会更大的语用空间。申言之，具体性、明确性是立法语言的语义属性，主要集中在明确语词的运用上；而模糊语词则旨在强化立法语言的语用功能，凸显法律规范在不同语境中的普适性。
从语言学来看，模糊语词的弱语义性、强语用性特征非常明显。以例证之，“胖” 本身是日常语言中的一个模糊语词。当我们说 “张三比李四胖”时，就意味着张三体内的脂肪较多，“胖” 的意义很明确。但是说 “李四胖”时，那么，“胖” 的意义就变得模糊了。到底多胖才算 “胖” 呢？缺少语境的模糊语词，语义便不再明确。同理，立法者对具体情况的抽象表达亦在于彰显模糊语词的语用功能。《刑法》 第267条中的 “携带凶器抢夺” 便是典型例证。“凶器” 一般是指刀具、枪械、棍棒、爆炸物等器械，但是，在具体的案例中，砖块、绳索、椅子、盐酸等物品都可以成为 “凶器”。立法者在法律文本中使用 “凶器” 而非列举具体器械，即在于保证法律能够适用于每一种语用情形。因此，虽然立法语言具有鲜明的语义属性，但模糊语词对复杂情况的普遍适用功能能够弥补成文法的语用缺陷。(https://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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