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物化关系的宗教本性_流式

马克思使用物神性质和拜物教来论述商品、货币和资本的物化关系假象，是将后者与宗教进行多层次类比并发现高度一致的结果。可以看出，马克思通过类比，实际上认为商品生产和交换中的物化关系本质上就是一种宗教关系、一种现代宗教、一种“现代神话”(86) 。

（一）　神性的类比

神性的类比就是将人们误认为真实关系的物化关系类比为宗教中的神灵性质。第一是商品的神性类比。《资本论》第一卷进行了视觉和宗教比较。首先，商品中的物化关系假象“正如一物在视神经中留下的光的印象，不是表现为视神经本身的主观兴奋，而是表现为眼睛外面的物的客观形式”(87) 。其次，劳动的社会性质和产品的价值关系在商品形式中采取了独立于人的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也即人们误认为商品形式具有自然的社会属性，这种臆想如同“宗教世界的幻境”(88) ，人们以为各种神灵是有生命的和独立存在的，神灵之间发生关系，也与人发生关系，但实际上都是虚幻的，是人的精神臆造，是对人的现实的本质和关系的歪曲反映。拜物教中的误认是对现实的生产关系的歪曲反映。

第二，货币的神性类比。金本身及其自然属性不包含社会关系，货币是社会关系，因为金的某些自然属性，货币这种社会关系选择了金来表现，这是偶然性。但是人们认为货币就是金的自然属性，金内在就有货币属性，就是货币，金所承担的本来属于社会关系的货币属性被臆想为是金这个物理事物本身内在固有的客观属性。货币属性对于金来说是人们在交换过程中通过想象归于它的东西，因而对于金来说是虚幻的，就是一种共同信用，但人们却把这种虚假属性想象为外在于自己并支配自己的东西，并加以崇拜，所以金就成了神灵了。

第三，资本的神性类比。马克思创造了新词“Kapitalfetisch”即“资本物神”来表述被误认为真的资本的物化关系，并为资本物神的神秘力量最表面地呈现出来的生息资本创造了新的表述“automatische　Fetisch”，即“自动的物神”。这是单纯的商品和货币所没有的。资本物神最典型地表现了类似宗教神灵的神性，即不借助中介的纯粹精神创造。产业资本的G—W—G'公式表现了资本运动的一般形式，表现了商品的买和卖的对立运动，虽然这个过程把利润表现为来自流通领域的让渡利润，但是利润还显示为一种社会关系的产物，而不是表现为单纯的物的产物。但是，自动的物神则表现为能够产生利息的单纯的物。生息资本被看成是G—G'的过程，在G和G'之间没有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起中介作用，资本发生了自行增殖，无论是自有资本还是借入资本，资本都表现为直接自行增殖的价值，富有自我创造力，进一步，通过生息资本的形式，商品和货币等都表现为单纯的物了，货币本身具有了如同“梨树的属性是结梨”一样的创造价值的先天能力。(89)

（二）　结构和颠倒关系的类比

结构和颠倒关系的类比就是将物化关系的结构及其颠倒性类比为基督教的要素结构及其颠倒性。穆勒评注已将商品关系的结构和颠倒性与基督教进行了类比。基督最初代表了三个角色，首先是“上帝面前的人”，基督是上帝创造的俗人，被上帝派来拯救世人；基督还是“人面前的上帝”，因为他代表了上帝和上帝的旨意；基督还是“人面前的人”，基督本来就是人，是人中人。这样，基督就成了人与上帝之间的媒介或中介。但是，基督不是一个普通的中介，而是上帝代表，不通过基督则不能得到上帝，因此，基督演变成为权力本身。当基督变成了权力，上帝只有代表基督时对人才有价值，而“人也只有在他代表基督时才有价值”(90) 。基督这个媒介变成了目的，上帝和人这两个价值本身变成了媒介，他们的价值需要基督这个中介来给予。马克思指出，货币也一样。按照概念，货币最初代表了三个角色：第一是“为了私有财产的私有财产”，前一个记为私有财产A，后一个记为私有财产B，私有财产B作为货币的目的是交换私有财产A；第二个角色是“为了私有财产的社会”，私有财产B作为货币来交换私有财产A，因此成为“为了私有财产”的中介，而这个作为人们之间交换物的媒介或中介，具有社会性，媒介或中介就是社会；第三，货币最初还代表“为了社会的私有财产”(91) ，这就是说，作为货币的私有财产B只有在交换关系这个社会中才能换来私有财产A，因此，实现社会性也是作为货币的私有财产B的目的。但是，正因为货币是中介，不通过这个中介，私有财产不能交换并实现社会性，因此，货币就是权力，就是上帝，中介成为目的，私有财产代表货币才有价值。(www.xing528.com)

马克思1844年的结构分析和宗教类比并没有随着后来经济理论的发展而过时，相反，此分析揭示了本质，交换价值从一般价值形式到货币再到资本，中介属性越来越强，最后成为完全独立的以自身为中介和以自身为目的的中介，成为内容与形式统一的一般财富。如前所述，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各个环节都是通过作为中项和中介的货币和资本，把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这两个对立面和两极综合在一起，结果中介总是表现为主体，总是通过扬弃两极而把自己确立为唯一独立的东西，中介成为本质性的因而是决定性的和更重要的东西。马克思指出，这同宗教的情形是一样的：“耶稣，即上帝与人之间的中介——两者之间的单纯流通工具——变成了二者的统一体，变成了神人，而且作为神人变得比上帝更重要，圣徒比耶稣更重要，牧师比圣徒更重要。”(92)

（三）　演化类型的对比

演化类型的对比就是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物化关系的演化类型类比为基督教的历史演变形式。资本主义拜物教中的物化关系存在一个从货币主义和重商主义误认形式演变为国民经济学误认形式的过程，这与崇拜上帝和基督的宗教从原本的基督教演变出新教，从而形成天主教和基督教（新教）两类形式并存是一致的。第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指出，货币主义追求货币顺差，重商主义追求贸易顺差，不惜代价积累货币，把货币作为最高目的和目的本身，没有认识到生产才是财富的基础，货币作为财富在人之外存在，不依赖人。相反，作为现代工业的产物并促进了工业发展的国民经济学则把劳动视为自己的原则，认为私有财产作为自为地存在着的活动是主体，是人，也就是劳动和生产，因此否定了私有财产在人之外，这是在私有制范围内揭示了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马克思指出，按照启蒙国民经济学的看法，货币主义体系和重商主义体系的拥护者是“拜物教徒”和“天主教徒”，而“恩格斯有理由把亚当·斯密称做国民经济学的路德”。(93) 在天主教这里，必须经过教理、礼仪和僧侣等的中介形式才能信仰到上帝，路德抛弃这些，形式上只认《圣经》和作为精神存在的耶稣基督，内容上只认上帝信仰，把信仰当作此宗教的本质，即所谓因信称义。因此，宗教笃诚从天主教的“外在的宗教笃诚”变成了路德教的“人的内在本质”，僧侣从天主教的世俗人之外的存在变成了路德教的存在于世俗人心中。这样，在路德这里，人本身被设定成了宗教的规定。在亚当·斯密的启蒙国民经济学中，因为在人本身中体现了私有财产，人本身成了私有财产的本质，“从而人本身被设定为私有财产的规定”，所以，在人之外的并不依赖于人的财富就“被扬弃了”。(94)

第二，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由于“劳动的一般性是劳动的直接社会形式”(95) ，所以，适应这种生产关系的宗教就是“崇拜抽象人的基督教”，尤其发展了的基督教如新教和自然神教等是资产阶级发展阶段的“最适当的宗教形式”。(96) “货币主义本质上是天主教的；信用主义本质上是基督教的。”(97) 本质上，基督教是世界主义的，而资本主义生产也是世界主义的，所以信用主义是属于资本的，“基督教也是资本所特有的宗教”(98) 。总之，信仰上帝的宗教越来越向人的内在精神信仰抽象，同样，资本主义财富生产也越来越向人的信用和精神抽象。

从财富被作为不依赖于人的外在对象性存在发展到资本以信用也就是以精神为本质，正好相当于基督教从外部割礼发展到内部割礼和精神上的割礼：“资本家知道，一切商品，不管它们多么难看，多么难闻，在信仰上和事实上都是货币，是行过内部割礼的犹太人，并且是把货币变成更多货币的奇妙手段。”(99) 《新约》“罗马书”（2：25—2：29）：“外面作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惟有里面作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即使实施了外部肉身的割礼，并有“仪文”，但是犯了“律法”，就不算是割礼。只有在“心里”和在“灵”中实施了割礼，才是真割礼。资本家知道商品本质上是货币，必然演变为能生产更多货币的货币，商品再难看难闻的物质形式都不重要，只有作为货币和资本的商品才是资本家心中真正的商品，只有货币本身才是真正的纯粹的财富。而在能够自动地把货币变成更多货币的奇妙手段——信贷即生息资本中，货币价值不是被放在货币中，而是被“放在人的肉体和人的心灵中”，此时构成“货币灵魂”的是个人的“存在”、“肉体和血液”乃至“社会美德和声誉”。(100) 如果信贷对象是富裕的债务人，那么信贷就达到了精神高度——“即被提高到纯粹观念形式的货币本身”(1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