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理论：批判与辩护

资产阶级经济学在古典经济学时期建立了劳动价值论，亚当·斯密在此理论下区分了“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前者对应的是“真正的生产者”或者说“生产当事人”，后者对应的则是“非生产劳动者”或“非生产的阶级”。(50) 对于不同社会领域的所谓劳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论述前后存在本质不同。

第一阶段，资产阶级谋取政治统治时期的经济学批判“非生产劳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批判非生产劳动的经济学的代表是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他的观点代表了还具有革命性的资产阶级的看法，也就是资产阶级还没有取得最后统治时所需要的观点。亚当·斯密认为，社会中存在着官吏、军人、艺术家、医生、牧师、法官、律师等这样一批人，他们不是“真正的生产者”或者说不是“生产当事人”，是“非生产劳动者”和“非生产的阶级”，是依靠真正的生产者养活的食客和寄生者。在他看来，如果包括产业资本家和工人阶级在内的生产当事人愿意花掉自己的利润或工资来购买他们的服务，或者他们确实有存在的必要，例如医生治疗肉体伤病、牧师治疗精神上的虚弱，以及政治家、法学家、警察和士兵解决个人利益冲突和民族利益冲突等，那么，他们实际上就是生产中的非生产费用，必须尽可能便宜购买，把这种费用缩减到必要的最低限度。

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实际上是在反对封建主义，对待国家机器持有“严格的批判态度”，此时的资产阶级还没有支配整个社会和国家。“非生产的阶级”——君主、官吏和教士以及由之产生的旧意识形态阶层及其学者，过去一直是受人尊敬的。但是在革命的资产阶级的经济学看来，他们是社会的仆人，他们的地位与资产阶级以及土地贵族和有闲资本家等有闲财富所豢养的仆人的地位相同。只有在管理真正生产的资本家的“共同利益的委员会”(51) 这个意义上，国家和教会才有正当性。

第二阶段，依附于资本家的“意识形态阶级”论证“非生产劳动者”的合理性。随着资本主义发展，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后来也认识到，这些阶级与社会结合在一起是必要的，是资产阶级自己的组织本身产生的，这些资产阶级社会曾经反对的类似封建形式的非生产者及其阶层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又以特有的形式再生产出来。针对“非生产的阶级”，资本主义社会产生了一个专门阿谀奉承资本主义社会特别是社会上层阶级的“意识形态阶级”，他们的“首要业务”就是在理论上论证这些“非生产劳动者”的合理性，例如恢复其中纯粹寄生部分的地位等，他们的作用表明“依附于资本家”的阶级。(52) (www.xing528.com)

斯密之后，虽然李嘉图等各代表工业资本的经济学后来把土地所有者当作非生产的阶级，凯里等把原本意义的商人当作非生产的阶级，甚至有的理论把资本家也划归非生产者，但是同时又出现了把资本家论证为劳动者的理论，理由是资本家的财富是他的劳动的工资。马克思指出，此时资产阶级理论开始妥协了，开始承认一切阶级都有生产性，即使他们不是物质生产的当事人，结果是物质生产者、所有“非生产劳动者”和寄生阶级都是资本主义美好秩序的一部分。实际上，这就是古典经济学之后产生的庸俗经济学的观点。

第三阶段，资产阶级取得统治地位后的经济学主张所有活动领域的人都是真正的“生产劳动者”。伴随着原本与物质财富创造没有直接关系的生产领域如实证科学（自然科学）也被用来进行物质生产从而依附于资本，资本和资产阶级取得了统治，掌握了国家，他们就同以前的统治者妥协了，他们不再强调自己是物质生产者，不再专心生产，而是也想像那些有教养的非产生劳动者一样消费，从而也不再同非生产劳动者对立了。当然，这时真正的生产工人起来反对资本家了，并且申明资本家是依赖工人的劳动来生活的，也就是把资本家作为非生产劳动者了。资产阶级此时还“把意识形态阶层看做自己的亲骨肉”，把他们改造成与自己本性一致的“伙计”，使精神劳动也为自己服务。(53) 此时，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家，“政治经济学上的阿谀奉承的侍臣们”(54) ，就开始为资产阶级辩护，开始论证一切活动领域都是物质财富生产的手段，每一个人都是为资本和资本家服务的有用的劳动者。同时，这些所谓经济学家也开始从经济学来证明自己在生产中的有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