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的宗教理论：外部力量反映

宗教意识形态问题主要融合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神圣家族》、《反杜林论》、《布鲁诺·鲍威尔和原始基督教》、《论原始基督教的历史》、《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和《致康拉德·施米特》（1890年10月27日）等文献中的理论内容。

（一）　宗教的产生与本质

1.　马克思早年论述宗教的本质、作用和后果

1843年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揭露了宗教的唯心主义本质，指出其现实基础，指出宗教是颠倒的世界意识。但是，马克思其实是用唯心主义的异化思路来批判宗教的唯心主义本质，批判还是唯心主义的。如前所述，马克思认为，宗教是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而这个人是没有获得“自身”或已经再度丧失“自身”的人，“自身”就是人的本质。但是，“自身”这个本质在现实生活中丧失了，因此，人的本质不再具有真正的现实性了，而只能在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也即在幻想的天国和神灵世界中来实现。可见，宗教是在幻想中实现人的本质的活动，是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所以，宗教的作用和后果即“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而克服宗教主要就是在认识上明确是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了人，就是要揭露宗教创造人的假象，发现人创造了宗教的秘密。

2.　恩格斯论宗教的本质

恩格斯指出：“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104) 宗教是人类与支配他们的异己的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的关系的“直接形式”，也即“感情上的形式”。(105) 对人们来说，这种形式是适宜的、方便的和普遍适用的，因此，只要异己力量还在支配人，这种感情上的形式还会继续存在下去。

3.　宗教的产生与变化

恩格斯指出，人们的宗教观念是人们把握包括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在内的外部力量的结果。第一是宗教的形成。首先，宗教是异己的自然力量的人格化的结果。在人类历史的初期，人们以幻想形式反映自然力量，并在意识中对这种异己的解释不了的自然力量进行了极为复杂的人格化。其次，宗教也是异己的社会力量的人格化的结果。在自然力量成为幻想之后不久，同自然力量本身一样的异己的社会力量产生了，人们也不能解释它，并成为它的奴隶。再次，于是人们把人格化的自然力量与社会力量联系起来了，一开始只是幻想地反映自然界神秘力量的形象，“现在又获得了社会的属性，成为历史力量的代表者”(106) 。神的形象具有自然力量的幻想形象和社会力量的幻象形象的两重性。

第二是一神教的形成。宗教进一步发展，人们把许多神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都归到一个神身上，这个神就成了万能的神，从而这个唯一神本身成了抽象的人的反映，结果产生了一神教。

第三，现代社会中宗教继续存在的原因。首先，在资产阶级社会中，人们创造的经济关系和生产资料还是以某种异己力量支配着人们，这是宗教的事实基础。这个基础继续存在，宗教作为对这个基础的反映也将继续存在。其次，资产阶级经济学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了这种异己力量的支配作用及其原因。但是，这改变不了宗教幻想的持续存在，因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制止不了经济危机，不能够让资本家避免负债和破产，也不能让工人们避免失业和贫困。再次，仅仅基于对资产阶级社会的宗教根源的认识，是克服不了宗教的，为了克服，必须有某种社会行动。这就是全社会占有生产力和生产资料，摆脱资本主义私有制生产方式对人的奴役状态，消灭人类最后的异己力量，人类获得解放。

4.　适应不同历史时代生产方式的宗教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和《资本论》等著作中，马克思大体上根据古亚细亚的原始公有制和古代奴隶制、封建制、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制度等次第演进的经济社会形态，提出了与这几个时代生产方式大体相适应的宗教演化形式。

第一，在古亚细亚的和古代的等生产方式下，在共同体开始走向没落的同时，在古代世界的空隙中产生了商业民族。但是此时的处于低级发展阶段的劳动生产力决定了社会有机体以自然的血缘联系和“直接的统治和服从的关系”为基础，比资产阶级社会生产有机体要简单明确得多。在生产过程中，人们同自然之间以及他们彼此之间形成了很狭隘的关系，“这种实际的狭隘性”就在古代的自然宗教和民间宗教中以观念的形式反映出来了。(107)

第二，在昏暗的中世纪，农奴和领主、陪臣和诸侯以及俗人和牧师等都是互相依赖的，生产关系及其生活领域具有人身依附性，因此，“劳动的自然形式”和“劳动的特殊性”是“劳动的直接社会形式”，劳动和产品以劳役和实物贡赋的形式进入社会，人们的劳动关系就是人们之间的个人关系。(108) 与这种关系相适应的宗教自然是旧的基督教。

第三，在资本主义商品社会中，由于生产者把产品当作商品和价值，并通过商品和价值这种物的形式把自己私人的劳动与人类劳动等同起来，从而使个人与个人发生关系。也就是说，“劳动的一般性是劳动的直接社会形式”。所以，劳动中的社会关系就披上了“物之间即劳动产品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外衣”(109) 。因此，适应这种社会生产关系的宗教就是崇拜抽象人的基督教，尤其是发展了的基督教如新教和自然神教等，它们是资产阶级的发展阶段的“最适当的宗教形式”(110) 。

第四，在自由人的联合体中，由于人们有意识、有计划地控制着社会生活过程即物质生产过程，物质生产的神秘纱幕被揭掉了，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实际关系就“表现为人与人之间和人与自然之间极明白而合理的关系”，现有宗教因而就消失了。(111)

5.　宗教与经济的关系与宗教的相对独立性

（1）　宗教和哲学产生的经济原因

宗教和哲学是“更高地悬浮于空中的意识形态的领域”(112) ，也就是说，与政治和法律相比，它们更加远离经济领域这个本质。宗教和哲学中包含了一些被后人看作愚昧的史前的东西，也即关于自然界、人本身、灵魂和魔力等的各种“虚假观念”，这些愚昧的虚假观念多数也“只是在消极意义上以经济为基础”(113) 。首先，史前时期的经济发展是低水平的，而对自然界歪曲反映的虚假观念则成了这种经济发展的补充、条件甚至原因。其次，寻找所有原始状态下的愚昧虚假观念的经济原因是迂腐的，虽然人们对自然界的认识的进展越来越基于经济需要这个主要动力。

（2）　宗教和哲学的独立性与被支配性

第一，宗教和哲学的独立性。首先，从事宗教和哲学的人形成一个分工的特殊部门和独立集团，他们认为自己从事的工作是一个独立的领域。其次，从事宗教和哲学的独立集团及其产物，无论对错，都会影响全部社会发展，甚至影响经济发展。再次，国家虽然在经济上落后，但在哲学上仍然能够“演奏第一小提琴”(114) ，因为每一个时代的哲学都能继承先前的哲学方面的思想材料，并以此为前提而发展自己。例如18世纪以英国哲学为依据的法国哲学就胜过经济更发达的英国的哲学，再后来的德国哲学也超过经济更发达的英法两国。

第二，经济发展支配着宗教和哲学的独立集团。首先，经济发展对哲学和学术领域具有最终的至上权力，或者说，哲学和一般学术繁荣是经济高涨的结果。其次，经济至上权力对哲学等意识形态领域的作用有范围限制。一方面，在哲学等意识形式中，经济至上权力的发生范围是“各种经济影响对先驱所提供的现有哲学材料发生的作用”所规定的条件的范围。(115) 另一方面，经济对现有哲学的思想材料的作用没有创造出任何新东西，但是经济对这些思想材料的改变和进一步发展的方式是决定性的。再次，经济的决定性当然多半是间接的，而政治、法律和道德的思想对哲学才发生最大的直接影响。

（3）　犹太教本质的“世俗的现实的基础”

通过剖析犹太教的精神，马克思论述了犹太教本质的现实基础。马克思认为，《论犹太人问题》已经剥掉了犹太教的宗教外壳，露出了犹太教的经验的、世俗的和实际的内核，并指出了消除这个内核的实际的和真正的社会方式，是现实的市民生活和货币制度不断地产生出现实的和世俗的犹太精神以及宗教的犹太精神，犹太精神的发展只有通过世俗人的眼睛在工商业的实践中才能看到，在宗教学说中用神学家的视角是看不到的。马克思指出，市民社会的实际要素在犹太教中得到了幻想反映，而正是这些要素决定了犹太教的顽强生命力。

但是，布鲁诺·鲍威尔却认为宗教问题就是宗教问题，他把宗教意识当作某种独立的本质，然后来反对这种本质。可见他只是了解了犹太教的宗教本质，但是并不了解它的世俗的现实基础，他“不是用现实的犹太人去说明犹太人的宗教的秘密，而是用犹太人的宗教去说明现实的犹太人”(116) 。鲍威尔没有意识到犹太精神的现实性和世俗性，是因为他不清楚犹太精神其实是现实世界的一环，他不知道从事日常劳动的犹太人才是现实的犹太人。相反，他把犹太精神只是作为他自己的神学世界的一环，把在安息日里假装正经的犹太人当作现实的犹太人。

（二）　基督教及其意识形态话语方式

恩格斯的《布鲁诺·鲍威尔和原始基督教》（1882年4月）结合布鲁诺·鲍威尔的研究成果，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分析了基督教的历史，分析了基督教发展史的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各方面的原因，批判了基督教历史研究中的唯心主义观点。恩格斯指出，基督教统治文明人类的绝大多数达到了1800多年，所以不能简单地把它当作骗子们的无稽之谈，“只有根据宗教借以产生和取得统治地位的历史条件，去说明它的起源和发展，才能解决问题”(117) 。

1.　原始基督教的形成

第一是思想来源。原始基督教思想的来源有亚历山大里亚的犹太人斐洛，有罗马的斯多亚派的塞涅卡，有混合了犹太传说和斯多亚派哲学的斐洛名下的许多著作，这些西方的混合物中包含了基督教的全部观念，即人的原罪、逻各斯以及通过向神奉献心灵而不是牺牲品来进行忏悔。这里来自古希腊哲学的逻各斯是神所有的，本身就是神，充任神与人之间的中介。

第二，思想形成过程大致有三个阶段，先是希腊哲学中的庸俗哲学发展出一神论和灵魂不死说。然后是犹太教的形成，其中犹太人的民族神雅赫维（Jahweh）被想象为唯一的真神、天地的创造主，同时，犹太教还持灵魂不死说。再后来，犹太人创立了基督教，雅赫维被误为耶和华（Jehovah），拱顶石填上了。因为逻各斯是神与人之间的中介，因此逻各斯必须人格化，填补神与人之间的最后一块拱顶石，犹太人把雅赫维（耶和华）创造为人格化的逻各斯，他就是上帝与人类之间的中介，他通过十字架上的牺牲来替有原罪的人类赎罪，从而拯救了人类。(www.xing528.com)

第三，基督教最终在罗马帝国的经济、政治、智力和道德的总解体时期产生，最为主要的是有其阶级需要。作为新宗教，基督教与以往的世界秩序相反，它蔑视有钱有势有特权的人，它从穷人、受苦受难的人和奴隶等中来发展信徒，因此适应了底层阶级的需要。为了适应底层阶级，基督教还规定禁止肉欲，并蔑视所有尘世享乐。

第四，恩格斯还指出了基督教的欺骗历史。历史发展表明，自发宗教和原始宗教没有欺骗，但是在后来的发展中，不可避免地，僧侣会有欺诈。人为的宗教在创立的时候，虽然很虔诚，但是也有很多欺骗和伪造历史。基督教一开始也是这样。

2.　基督教的世界宗教特点

基督教更少仪式和更平等，所以称为世界宗教。在基督教之前的所有宗教中，仪式都是主要的事情。例如东方宗教在饮食和洁净方面就有十分烦琐的规定，如不同宗教的人不能在一起饮食和日常活动，甚至不能交谈等。而基督教则没有造成人与人间隔绝开来的仪式，甚至没有祭祀和巡礼。可以说，基督教否定了其他民族宗教及其共同的仪式，同等地对待一切民族，因此，基督教就成了第一个可行的世界宗教。

3.　基督教的意识形态话语逻辑和操作形式

第一，基督教使用了适合心灵安慰的话语逻辑和操作形式。基督教提出，对于时代败坏、普遍物质匮乏和普遍道德沦丧，事情本就是这样，也只能是这样，原因在于人和人自己内心的堕落，因此每个人都有罪。因为人人有罪，所以需要救赎，基督教于是提出灵魂得救的观念。这与旧宗教献祭赎罪消除神的怒气的观念相似，容易被旧宗教成员理解。可以赎罪，但如何赎罪？“基督教通过它的创始人的牺牲”，为那些普遍渴望摆脱堕落世界、获得心灵拯救和心灵安慰的人提供了“人人容易理解的形式”。(118) 基督教宣布耶稣替所有人赎了罪，创始人耶稣牺牲自己，从而作为中间调停者永远赎清了人类罪孽。创始人牺牲自己来拯救世界的观念，特别容易被那些渴望摆脱堕落世界、获得心灵安慰的人理解。

第二，基督是关键环节。在这个操作形式中，基督教意识形态机制的关键环节是选定基督成为普遍精神的中间人和代言人。首先，基督是神的儿子，但不是神本身，不与神等同。他是“神的流出体”，是神的下属。其次，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然后复活了，他为世人赎罪而牺牲自己，信徒因为他的牺牲获得神的赦罪，基督教信徒们以为，所有时代的和所有人的罪恶，“都可以通过一个中间人的一次伟大自愿牺牲而永远被赦免”(119) 。基督牺牲自己为信徒赎罪是基督教最初的一个革命性根本观念，使得原始基督教后来可以发展成为世界宗教。

4.　路德宗教改革及其作用

第一，在路德宗教改革之前，虔信和信仰权威造成了奴役制。所谓权威指的是教皇和教廷，宗教在教徒这里表现为对教皇和教廷的“虔信”和信仰，通过他们才能最终实现对上帝的信仰。1517年10月31日，路德张贴了《九十五条论纲》，同教皇以兜售赎罪券来敛财等滥用特权的行为进行斗争。改革的结果，首先，使人们从“对权威的信仰”恢复为“信仰的权威”，上帝这个信仰就是权威，不需要教皇和教廷这个中介。其次，因为路德改革废除了教廷和僧侣这个中介，世俗人信仰的直接就是上帝而不是教皇，所以，世俗人变成了真正的僧侣，同时过去的僧侣也变得同世俗人一样了，他们也直接面向上帝，不能再利用宗教等级地位来牟取世俗人的财富。再次，之前信仰教皇教廷等权威，是“外在的宗教笃诚”，通过改革，人们从外在笃诚中解放出来，直接面向自己内心的上帝，“宗教笃诚变成了人的内在世界”。最后，外在笃诚的表现之一是权威作为锁链锁住了人们的肉体，解放之后，人们实现了自己内心的笃诚，因此路德“给人的心灵套上了锁链”。(120)

第二，新教对理论的解放的作用。一方面，新教没有正确地解决问题，另一方面，新教却正确地提出了问题。因为世俗人都变成了真正的僧侣，都面对着内心的笃诚，所以，宗教问题不再是过去那种世俗人同他们之外的僧侣的斗争，而是世俗人同自己内心的僧侣的斗争。新教改革的进步意义首先是把外在的披着外衣的封建等级权威扫除了，其次是让宗教回到了个体精神，回到了私人性，回归为特殊性生活。

第三，新教把德国世俗人解放出来，把世俗教皇即王公及其同伙也就是特权者和庸人解放出来，把他们转变为真正的僧侣，使他们面对自己内心的笃诚和内心的僧侣，此时他们碰到了哲学。路德改革时期的农民战争因为神学而失败，现在神学本身遭遇到哲学，也将失败。哲学要把世俗僧侣转变成人，也就是“解放人民”(121) 。

（三）　宗教作为“意识形态的外衣”的意识形态历史

1.　原始宗教时期

宗教产生于最原始时代，产生于人们对自身自然和周围外部自然的错误的和最原始的观念。先是有亲属关系的民族集团共有这些原始的宗教观念，随着集团的分裂，不同民族根据自身特殊的生活条件分别发展这些宗教观念，从而形成了每个民族的神。只要这些民族不没落，这些民族守护神就继续存活在人们的观念中。

2.　基督教的意识形态历史

原始宗教之后是基督教的产生，从此，民族宗教逐步消失，基督教成为世界宗教。基督教从产生到后来的演变，一直是与社会经济基础和政治运动联系的。基督教的产生主要来自底层人民需要，发展到中世纪，基督教逐渐成为与封建制度发展相适应的宗教，同样具有了封建等级制。随着市民阶级的兴起，最先在法国南部的阿尔比派中产生了新教异端，同封建的天主教相对抗。首先，中世纪市民阶级同封建势力的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必须采取神学的形式，也就是说，新教看起来是宗教，其实是服务于新兴的市民阶级的斗争的意识形态。一方面，如果不采取新教这种神学的形式，没有其他合适的意识形态形式，这是因为中世纪的哲学、政治和法学等所有其他意识形态形式都被合并到神学中去了，成了神学中的科目；另一方面，因为群众感情完全是由宗教培育起来的，所以要相发动巨大的社会运动，“就必须让群众的切身利益披上宗教的外衣出现”(122) 。其次，市民阶级兴起的同时，它也创造了一个后来的无产阶级的前身，即由无财产的城市平民、短工和各种仆役组成的阶层。结果是，新教这个基督教异端也分裂为两派，属于市民阶级的市民温和派，属于后者的平民革命派，前者其实还憎恶后者。

新教市民阶级同封建贵族的斗争从地方性规模逐步扩展到全国性规模，结果就是在整个德国发生了第一次大规模的行动，即路德宗教改革。随后的法国人加尔文的宗教改革更加具有资产阶级性质，使得教会共和化和民主化了。加尔文的宗教改革“为英国发生的资产阶级革命的第二幕提供了意识形态的外衣”，加尔文教派表现为“当时资产阶级利益的真正的宗教外衣”。(123)

在法国，随着资产阶级以唯一同自身相适应的非宗教的和纯粹政治的形式进行资产阶级革命，随着出席国民议会的是自由思想家而不是新教徒，基督教到了最后阶段。此时，任何进步阶级的意向都不能把基督教作为意识形态外衣了，基督教“越来越变成统治阶级专有的东西”，越来越被统治阶级用来作为迫使下层阶级就范的“统治手段”。(124) 同时，自由的和激进的资产者虽然不利用基督教了，但还是利用了一种新的宗教，即理性主义。

3.　宗教变迁与历史发展阶段

恩格斯批判了费尔巴哈的一个错误观点，即仅仅依据宗教的变迁就可以把人类历史各个时期区别开来。重大历史转折点与宗教变迁相互关联，目前只在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这三种世界宗教中发生过。就基督教来说，只是在13到17世纪资产阶级解放斗争初期阶段，历史发展才带有基督教的宗教色彩。之所以资产阶级革命初期带有基督教色彩，如前所述，是因为中世纪只有宗教和神学这一种形式的意识形态，哲学、政治和法学都是神学的科目。而到了18世纪后，资产阶级已经发展强大，他们不再需要宗教作为革命的意识形态外衣，而是建立同他们的阶级地位相适应的自己的意识形态。在进行彻底的革命即法国革命时，他们在理论上只是诉诸法律观念和政治观念，也就是说，资产阶级用法律和政治的观念代替了宗教。

（四）　宗教解放、政治解放与人的解放

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论述了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宗教解放、政治解放（也即资产阶级革命）与人的解放的关系。

第一，基督教关于精神自由和理论自由的教义本质上是一种唯灵论的自由，是在观念中称心如意的自由，即使戴着锁链，这种自由也把自己想象成是自由的。这里的枷锁自然是精神之外的物质性存在和群众性存在，马克思说，这种自由会因为群众性的存在而感到拘束。

第二，布鲁诺·鲍威尔认为，犹太人在理论领域的进展程度就是他们获得解放的程度，他们想要成为自由人的程度就是他们的作为自由人的程度。马克思认为，实现自由决不能是单纯理论领域的解放。与绝对的社会主义不同，人民群众的现实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认为，实现自由需要主观条件，既要有理想主义的意志，更要有客观条件，即很具体和很物质的条件。作为单纯理论领域内的解放的自由本身就是一种幻想，必须加以摒弃。

第三，布鲁诺·鲍威尔把政治解放同人的解放混淆起来。根据他的逻辑，他实际上已经把基督徒和犹太人判定为叛逆分子，他的国家逻辑必然是用强力方式对付这些敌对分子，因而也一定会合乎逻辑地混淆实现解放的政治手段和实现解放的人的手段。但是，鲍威尔否认自己把任何人从国家中排除出去，并以教条主义为借口或者以把国家变为社会的方式否定别人对他的理论的推论。马克思指出，国家并不排除能遵守国家的一切要求和禁令并顺应国家发展的人，“完备的”国家甚至会把现实的对立说成是非政治的、对它毫无妨碍的对立。

第四，《德法年鉴》已经指出，犹太人从犹太精神中解放出来，解放为人，不是犹太人的特殊任务，而是“现代世界的普遍的实践任务”，解放本质上是“消除市民社会中的犹太精神”，“消除现代生活实践中的非人性”，也即消除作为“非人性的最高表现”的“货币制度”。(125) 但是在“批判的批判”这里，现代犹太人和基督徒也即现代世界获得解放和自由的能力，就是他们的神学“批判”能力，他们唯一知道的斗争就是反对自我意识的宗教局限性的斗争。

第五，马克思指出，政治解放与人的解放不一样。许多宗教国家政治解放了，比如犹太人和基督徒实现了政治解放，但是他们还被宗教束缚，没有实现人的解放。因此，资本主义的政治解放的作用是有限的，需要研究为什么政治解放没能带来人的解放，需要研究政治解放的实质，也就是研究发达的现代国家的实质。而对于没有获得政治解放的，因而宗教徒没有获得政治解放的国家，应该同完备的政治国家加以对照并衡量，指出它们的不发达性。

马克思指出，不信宗教的公民和信奉宗教的私人同时存在，与政治解放没有任何矛盾。当国家摆脱了与国家结合在一起的国教，当在市民社会范围内宗教可以自由行事的时候，国家就从宗教中解放出来了。同样的道理，如果单个人把宗教只是作为自己个人的私人事务，而不是当作公共事务，那么，他在政治层面上就从宗教中解放出来了。

布鲁诺·鲍威尔歪曲了事实，认为特权国家、基督教日耳曼国家是绝对的基督教国家，基督教国家不可能在政治上解放犹太人。马克思指出，没有任何宗教特权的政治上完备的现代国家就是完备的基督教国家，完备的基督教国家不仅能够解放而且已经解放了犹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