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理论：普遍性质疑

第一，意识在某些更加抽象的、也即可以进行更加一般概括的问题上，提出了一些似乎超过了同时代经验关系的理论观念，这些理论观念显然是具有普遍性的，它们被后来的时代斗争所引用，因此后人在斗争中可以依靠提出这些理论观念的“先前时代理论家的威望”。(52)

第二，马克思就“普遍性”思想的适用性，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条边注中提出：“普遍性符合于：（1）　与等级相对的阶级；（2）　竞争、世界交往等等；（3）　统治阶级的人数众多；（4）　共同利益的幻想，起初这种幻想是真实的；（5）　意识形态家的欺骗与分工。”(53) 这个注解具有十分深刻而丰富的内涵，显然既包括了阶级的需要，也包括了资本主义竞争和世界历史的需要，当然，这种“普遍性”主要来自统治阶级要求代表“普遍利益”。

第三，马克思深刻指出，任何历史上能够实现的“群众性的‘利益’”最初出现在世界舞台时，都会在思想或观念中，也就是以思想或观念的形式“超出自己的现实界限”。所谓超出自己的现实界限，就是表现为普遍的利益，因而也会“同一般的人的利益混淆起来”。(54) 马克思指出，这是错觉，也是傅里叶所谓的每个历史时代的色调。(www.xing528.com)

马克思剖析的法国1789年资产阶级革命中的利益关系及其意识形态表现就是这种“普遍性”的例证。首先，与布鲁诺·鲍威尔的观点正相反，资产阶级群众在1789年革命中的利益是合乎时宜的，并且有过极有影响的成效，战胜了宗教和封建主义。其次，这场能够代表一切伟大的历史活动的革命要说有不合时宜的地方，那主要表现在这场革命本质上仍然停留在由少数有限的群众组成的资产阶级的生活条件范围内，而不是全体居民。也就是说，资产阶级的利益在1789年革命的局限性在于只代表少数人的利益，不代表全体居民的利益，不合非资产阶级群众的时宜。非资产阶级群众认为，革命原则没有表达他们自己的革命原则和现实利益，没有真正代表普遍利益，而只是“包含一种‘思想’”。也就是说，资产阶级革命仅仅在“思想”中表达了普遍利益。因此，这个“思想”只是在人数更多的非资产阶级群众中“激起暂时热情和掀起表面风潮”罢了。(55) 再次，非资产阶级群众认为资产阶级革命在政治思想中并没有体现他们的现实利益的思想，所以这场革命的根本原则与他们自己的真正的根本原则并不相同，资产阶级用来解放自己和社会的社会条件与他们解放的现实条件也是根本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