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的意识形态理论与革命时期的阶级斗争条件

在掌握了科学的历史观以及无产阶级“革命的科学”即科学共产主义理论之后，随着1848年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马克思恩格斯重点转向了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尤其是马克思，他运用唯物史观全面而深刻地分析了1848年欧洲资产阶级革命中各阶级的特征、资产阶级国家的本质，分析了1851年发生的封建主义复辟中的各阶级的特征，以及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行为。

（一）　《法兰西阶级斗争》：“空洞的意识形态的公式”与无产阶级专政

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1849年年底至1850年11月）运用唯物史观总结了法国1848年革命的经验，揭露了资产阶级国家和政权的利益本质，剖析了法国各阶级的结构、经济状况和政治态度，阐述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并第一次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概念，是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重大进展。

就马克思意识形态思想历程来说，《法兰西阶级斗争》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它运用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理论，以详细的事实揭露了法国1848年革命及其之后法国资产阶级国家中的各种意识形态行为表现和利益本质，揭露了资产阶级国家的本质，为之后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更加明确地剖析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奠定了基础。它与《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以及1871年的《法兰西内战》一起，讨论的都是法国这个产生了最典型的资本主义革命和最早的无产阶级独立革命的国家，是马克思阶级斗争理论、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的科学性的实证。

1.　“无产阶级专政”

第一，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的专政”是一个“必然的过渡阶段”(136) ，这个过渡阶段是要消灭所有阶级差别及其所由产生的所有生产关系，是要消灭适应这些生产关系的一切社会关系，并且还要改变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所有观念。第二，无产阶级革命发生的前提条件。首先，在资本主义普遍繁荣的时候，也即资本主义生产力在资本主义关系范围内以它所能达到最高速度蓬勃发展的时候，就不会有真正的革命。其次，只有资本主义生产力和资产阶级生产方式两者互相矛盾时革命才有可能。

2.　资产阶级共和国从“空洞的意识形态的公式”到“内容充实的生动的形式”

第一，揭露剥削阶级的“骗人的假面具”的普选权的作用。1849年5月4日直接普选产生了国民议会（制宪议会），宣告了新的共和国。首先，旧派共和党人对普选的想象。共和主义庸人具有人民崇拜，他们想象全体法国人或者至少大多数法国人是“具有同一利益和同一观点等等的公民”，所以，他们也想象普选权具有魔力。其次，真实的人民其实分裂成了各个不同阶级的代表，例如农民和小资产者以及统治他们的资产阶级和大土地所有者；再次，普选权的无比功绩，即普选权能“发动阶级斗争”，并且“一下子就把剥削阶级所有集团提到国家高层，从而揭去他们骗人的假面具”。也就是说，剥削阶级所有集团都露出了利用国家来获取利益进行剥削的本质，而君主制度是有选举资格限制的，所以只是资产阶级中的某些集团比如金融贵族得到权力，而其余隐藏在幕后的集团则被“罩上共同反对派的神圣光环”，好像他们不是为了利益，没有得到利益。(137)

第二，共和国是资产阶级共和国。首先，在1849年5月4日普选后的国民议会中，《国民报》的共和派即资产阶级共和派占据了压倒性优势。通过5月4日普选之后的共和国才是法国人真正的承认的共和国，而不是2月25日在无产阶级阶级强令之下迫使临时政府成立的共和国。二月革命时，无产阶级街垒战士眼前浮现过的那个幻象是超越资产阶级共和国范围的共和国，是社会主义的共和国，虽然他们“还只能在观念中、在想象中越出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范围”(138) 。当然，普选之前的共和国至少在无产阶级压力下设置了社会机构。其次，国民议会现在确立的唯一合法的共和国本质上是资产阶级共和国。“共和国”并“不是一种反对资产阶级制度的革命武器”，(139) 资产阶级对它实行了政治上的改造，结果在政治上重新加固了资产阶级社会，并得到资产阶级内部所有共和派和反共和派的支持。国民议会宣告的新共和国“立即与二月革命的一切社会幻想实行了决裂”(140) ，公然宣布自己就是纯粹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再次，巴黎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超越只能“在观念中”、“在想象中”实现，而他们的行动却处处为资产阶级共和国效劳。临时政府曾经答应无产阶级的要求对于现在的新共和国已经成为不堪忍受的威胁，临时政府的存在过程其实就是反对无产阶级要求的斗争。

第三，国家从“空洞的意识形态的公式”到“内容充实的生动的形式”。1849年6月13日之后，国民议会就成了秩序党的立法独裁机构了。秩序党是由正统派和奥尔良派联合起来的联合保皇派，是保守的大资产阶级政党。马克思在揭露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变化过程中指出，实现了共和国的二月革命这个总起义就带着“幻想、诗意、虚构的内容和辞藻”(141) 。共和国建立之时，宪法还有“民主主义的框子”(142) ，还是“人民主权意志的绝对表现”(143) ，在旧派共和党人看来，全体法国人或者至少大多数法国人“具有同一利益和同一观点等等的公民”，普选权还具有魔力。但是，此时的共和国只是“一个空洞的意识形态的公式”，直到联合保皇派统治了共和国，共和国“就成了一个内容充实的生动的形式了”。(144) 成立之初的共和国只是一个公式，这个公式用来实现宪法、普选权、博爱和绝对的人民主权意志等意识形态内容，但是，正因为它是要实现这些意识形态内容，所以，只是一个“空洞”的“公式”。等到大资产阶级实现了统治，这个公式的就“内容充实”并“生动”起来了，因为它成了统治阶级利益的实现形式了，国家实现了自己的本质。

第四，“用表明统治阶级利益的资产阶级专有名称代替了圣徒的名称”。1849年11月1日，为了反对立法议会，路易·波拿巴撤销了保皇派联盟的内阁，即巴罗-法卢内阁，任命了属于自己的听差内阁的奥普尔内阁，任命银行家富尔德为新的财政部部长。这个任命实际上是金融贵族的复辟，表明共和国一直没有真正推翻金融贵族，相反是巩固了它的地位。虽然表面上看起来这与其余的资产阶级的利益不符，因为他们在路易-菲力浦时期一直被金融贵族统治，但是，联合保皇派势力内部决定性的集团就是金融贵族，这个联合势力的共同的统治权力就是所谓共和国。因为整个国家处于负债和收支不平衡的互为因果状态，所以国家财产落到了金融贵族手里了，他们控制了共和国。

马克思分析道，路易-菲力浦担任国王时期，他的君主国是资产阶级上层统治的理想名称，他的内阁实现自身特权的利益时，“必定要带着表明没有利害关系的意识形态的名称”，例如打着“圣徒”的旗号，所以，一直不敢露骨地任命真正的交易所豺狼为财政大臣，利益被“隐藏在后台”。而资产阶级共和国则完全相反，各君主国原先隐藏在后台的东西都被它推到了前台，利益在君主国是被捧到天上去的东西，是被扮成神圣的东西，它则把这些东西都降到地上来，“用表明统治阶级利益的资产阶级专有名称代替了圣徒的名称”(145) 。可见，资产阶级国家的意识形态从初期的虚假普遍性和人民性到后来的本质暴露期有一个明显的变化。

3.　六月革命失败：“分裂现代社会的两个阶级”和“蒙在共和国头上的面纱”

工人阶级获得了二月革命的胜利，在临时政府和二月共和国中实现了部分社会主义，他们在新的共和国中自然提出胜利者的要求。在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需要无产阶级同自己的联合来与王权战斗，建立共和国。因此，革命胜利后，资产阶级一开始不得不建立一个对社会主义做出让步的二月共和国。现在，资产阶级要使自己的共和国摆脱社会主义，正式确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因此，他们需要一场战斗，需要利用武器，进行一次巷战，打败无产阶级，从而使无产阶级明白，他们必须同资产阶级联合而不是反对资产阶级，否则必定失败。针对工人阶级的斗争，资产阶级实施了禁入国家工场等手段，工人失去了选择余地，如果不斗争，就是饿死，他们终于在6月22日展开了大规模起义，但只坚持了五天即失败。

第一，马克思深刻地分析了六月革命的性质，指出“这是分裂现代社会的两个阶级之间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战斗”，“是保存还是消灭资产阶级制度的斗争”。(146) 无产阶级葬身于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诞生地，这使得资产阶级共和国暴露了本质，即这个国家公开承认自己的目的就是永远保持资本的统治和对劳动的奴役。

第二，马克思指出了六月革命对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的揭露作用。首先是所谓“博爱”，它只存在于“资产阶级利益和无产阶级利益友爱共处”的那段时间，而本质上它是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的所谓“博爱”。二月革命后，在巴黎建筑物正面墙上、监狱上和营房上有用大号字母写下的口号——“法兰西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147) 实际上，用真实的和直接的话来说，这些口号就是“内战”，就是“劳动与资本间的战争”(148) 。

第三，二月革命时期无产阶级的同盟者在六月革命中完全暴露了自己的本质。社会主义空论家为了人民而乞怜资产阶级，用长时间的说教来催眠无产阶级的狮子；共和党人要求的则是旧的和没有君主的资产阶级制度；正统派“不是想脱去奴仆的服装，而是仅仅想改变一下这种服装的式样”(149) 。

第四，二月革命时期，各种矛盾尚未充分发展，相互之间的斗争还只是隐约的、口头和字面上的存在，各阶级都共同反对王权，所以革命得到了普遍同情。但是六月革命时期，共和国就“摘掉了保护和掩饰过凶恶怪物的王冠，暴露出这个凶恶怪物的脑袋”(150) 。自1789年以来，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从没有侵犯过而是保持了阶级统治，保持了对工人的奴役的“资产阶级秩序”，但是六月革命变成了令其讨厌的反对现存资产阶级秩序的斗争。

4.　国民议会和共和国宪法的本质特征

第一，“共和宪法”的本质。

首先，制宪议会只是在理论上“雕琢”资产阶级统治。“共和宪法”记录了共和国、普选权和代替两个权力有限的立宪议院的单一全权的国民议会，只是把固定不变的和世袭的王权改成了可以变更的和“由选举产生的王权”，即四年任期总统制，把赋予议长的非常权力提高为根本法，其他部分则是做术语文章，所以，“共和宪法”“没有并且也不能使资产阶级社会有什么改变”。(151) 马克思指出，国民议会的“雕琢”实际上是通过使用赤裸裸的暴力来维持的。

其次，从劳动权到享受社会救济权。六月革命之前制定的宪法草案中提出了劳动权，这是六月革命的果实，但在正式法案中则被替换为享受社会救济权。马克思指出，“劳动权就是支配资本的权力”，也就是联合起来的工人阶级占有和支配生产资料，消灭雇佣劳动，消灭资本。因此，从资产阶级的意义来看，劳动权就是一种胡说和善良愿望，因为革命无产阶级事实上已经被制宪会议排除在法律之外了，自然要把它的“公式”也从宪法中删去。(152)

再次，去除累进税。马克思认为，累进税是一种在现有生产关系中相对可行的资产阶级措施，也是唯一的手段，可以使得资产阶级各中间阶层依附国家、抵制反共和主义多数派，同时还能减少国家债务，因此，这其实是为大资产阶级的利益牺牲小资产阶级的利益。(www.xing528.com)

又次，马克思指出，这部“共和宪法”确立了普选权，普选权把政治权力赋予了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小资产者，但是，这些阶级恰恰又是这个宪法要永远保持其社会奴役地位的阶级。同时，资产阶级的旧有社会权力从本质上看是此宪法认可的，但是因为普选权而被它剥夺了这种权力的政治保证。另一方面，宪法具有“民主主义的框子”，帮助资产阶级的敌对阶级获得胜利，威胁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但是，它又把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硬塞进”这个框子里。所以，在这种矛盾之下，这部宪法只好要求工人阶级不要“从政治的解放前进到社会的解放”，同时要求资产阶级“不要从社会的复辟后退到政治的复辟。”(153)

最后，资产阶级共和派眼中的宪法的本质。资产阶级共和派获胜之后就从一个政党降为一个派别了，在他们看来，宪法只是一个大阴谋，首先应该确定自己这个派别的统治，他们希望借此降低人民群众的政治权力，使之变得有名无实，然后通过玩弄这种权力来威胁资产阶级中的多数。

第二，宪法条文精神的实现的本质。1849年3月21日，控制国民议会的《国民报》派即资产阶级共和派提出一个反对结社权的法案，即查封革命无产阶级的俱乐部。一方面，制宪会议批准的宪法规定所有人都有结社权；另一方面，又提出查封俱乐部的法案来审议，一旦制宪会议批准这个法案，就是亲手批准对自己圣物的亵渎。一方面，这个俱乐部是革命无产阶级的集合地和密谋活动场所，俱乐部活动的目的就是联合整个工人阶级反抗资产阶级，建立工人自己的国家，因此是十足的无产阶级制宪议会和起义军备战部队；另一方面，共和国宪法首先确立的当然是资产阶级统治，它的所谓结社权明显只是容许那些服从资产阶级统治和资产阶级制度的社团存在，两个方面显然存在着内在矛盾。

有人提出，共和国初期因为戒严曾经取缔了俱乐部，现在这个已经建成的共和国就不能也取缔吗？最终，虽然《国民报》派和山岳党一度犹豫，法案还是得以通过。此事结果表明，虽然“宪法为了理论上的冠冕堂皇而表述得有点笼统”，但是，政府和国民议会可以在各个具体情况中解释和运用宪法，从而实现宪法的真实目的。马克思讽刺道：制宪议会的决定表明它自己认同“违背宪法条文就是唯一恰当地实现宪法条文的精神”(154) 。

第三，“宪法的解释权不属于宪法制定人，而只属于宪法接受者”。共和国宪法规定，“法兰西共和国永远不使用自己的武装力量侵犯任何民族的自由”(155) ，还规定未经国民议会同意禁止行政权宣布任何战争。但是法国的罗马远征军却在炮击罗马。宪法确实禁止武力侵犯其他民族，但是内阁却说远征军在罗马对付的是无政府势力的专横，而不是罗马的自由。1849年6月11日赖德律-洛兰代表山岳党在国民议会上提出了弹劾案，控诉总统和内阁，并威胁国民议会的保皇派多数。6月12日议案被否决，6月13日山岳党打出口号“宪法万岁！”号召军队和人民反抗。小资产阶级举行了示威游行，最后失败。山岳党在立法议会中被驱逐。

马克思剖析了6与13日事件，把宪法问题讨论引向了更深层次。首先，马克思以反问的形式指出这个问题的根源：“宪法的解释权不属于宪法制定人，而只属于宪法接受者。”(156) 法国宪法的真正解释者就是路易·波拿巴以及国民议会保皇派多数，他们掌握宪法解释权，如同《圣经》的真正解释者是神父一样。其次，在前述关于取缔无产阶级俱乐部的讨论中，马克思已经指出对宪法进行具体解释而不顾条文的事实，此次内阁的解释也是一样，不但宪法条文的解释权属于宪法接受者，而且具体解释必须就其切实可行的意义来进行，而唯一切实可行的意义就是资产阶级的意义。事实上，奥迪隆·巴罗担任总理时就曾违背制宪国民议会，现在内阁的行为与过去一样。

第四，“废除普选权”。因为1849年6月13日山岳党人被驱逐，立法议会在1850年3月10日补选空缺席位，以无产阶级为革命联盟首脑的社会主义候选人以及山岳党人获胜。马克思认为这是一次革命。立宪共和国开始进入解体阶段，为了恢复秩序，议会中的多数派各集团又联合起来，并且联合了总统波拿巴，并以之为中立人物。他们视3月10日的投票是一场战争，但普选权是宪法的基础，如何才能反对投票结果呢？秩序党人的“最后结论”和“资产阶级专政的最后结论”是“废除普选权”。(157)

马克思再次针对资产阶级专政进行了分析。首先，通过普选，秩序党和资产阶级专政在1848年5月4日和12月20日、1849年5月13日和7月8日获胜，资产阶级认为是对的，但1850年3月10日的普选则是错的。这些事实表明了一个矛盾，一方面，资产阶级宪法的意义就是确立资产阶级统治是普选权的产物和结果，是人民主权意志的绝对表现，但是。另一方面，如果实际的选举权和主权意志的内容的结果并不是资产阶级统治，宪法就失去了它的意义。其次，因此，面对自己建立的宪法、普选制及其维护自身利益的意义在实际普选中的失败，资产阶级当然有责任调整选举权，使它合乎资产阶级的统治的理性。再次，资产阶级一直利用普选权来掩饰自己的利益，从普选权中汲取无限权力，现在却要抛弃它，这就是公开承认以前“依靠人民意志而存在的”资产阶级专政现在要通过“违背人民意志”来巩固自己。(158)

5.　路易·波拿巴执政：“剥去宪法的那套意识形态的服饰”

1848年12月20日，路易·波拿巴当选总统，法国开始了新的阶级斗争。路易·波拿巴一上台，就在资产阶级保皇集团领袖们的提示下，更换了包括总理和内务部在内的内阁人选，有意识地从资产阶级共和国向君主国过渡。而总理奥迪隆·巴罗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旧的保皇派行政机构都恢复了。几日之内，包括警察总局、总检察署和巴黎市政厅等机关以及军队指挥权等都被旧日君主制的走卒控制了。马克思把这个过程比喻为舞台布景、演职员、戏剧题材和冲突内容等等全都改变了。

针对1849年1月29日表决有关解散国民议会的提案而产生的国民议会与总统及其内阁之间的冲突，马克思再次分析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宪法的内在冲突，指出冲突的本质就是资产阶级革命意识形态与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对立。

第一，在一般法国人看来，双方的矛盾是宪法本身内在矛盾的表现。一方面，国民议会是通过普选产生的，享有主权，不许解散，而总统也同样是经过普选产生并任命的，掌握所有行政权；另一方面，总统按照条文要对国民议会负责，而国民议会只是一种悬浮在行政权上的道义力量。马克思指出，这种解释混同了发生在议会讲坛、报刊和俱乐部中的斗争的语言同斗争的真实内容。

第二，总统和国民议会的冲突并非行政权与立法权、一方权力与另一方权力之间的对立和冲突，“而是已经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本身同建立共和国的那些工具的对立，同资产阶级中革命集团的野心勃勃的阴谋和意识形态上的要求的对立”(159) 。马克思认为，共和国是由资产阶级中的革命集团即共和派集团建立的，他们通过六月巷战以及恐怖统治击败革命无产阶级，夺走了共和国，然后再把自己关于这个共和国的理想特征都写在了宪法上。但是，现在自己的共和国却似乎被他人复辟成了一个君主国，他们当然想把立宪时期的幻想和人等保持下去，而路易·波拿巴则是已经建成的共和国的总统，是资产阶级保皇派。他们的任务就是在已经建成的国家中实现资产阶级的统治，所以，他们当然会“剥去宪法的那套意识形态的服饰”。(160)

马克思论述表明，统治集团内部也有分裂，其中革命集团还在坚持共和国建立时确立的意识形态，它的普遍性要求与国家实现特殊阶级利益的内容还会产生矛盾。

（二）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阶级利益上升为“最高的普遍的利益”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是马克思运用唯物史观深刻分析当代历史事件的重要著作，它总结了法国1848年革命的经验，剖析了路易·波拿巴1851年12月2日的政变，剖析了政变过程中各个阶级的态度和行动。在意识形态思想方面，首先，揭露和论述了国家尤其是资产阶级国家的阶级本质。其次，首次提出了“上层建筑”思想，包括“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人生观”等，它们耸立于其上的基础是阶级的物质条件和相应的社会关系。这个思想进一步深化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和意识形态思想。最后，重点分析了人类创造历史的意识形态条件，革命阶级利用历史“亡灵”作为自己革命的思想条件，分析了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活动的特征。这些内容都将分别整合本书第三、四、五章中进行论述。

1.　资产阶级国家的本质：与社会相对立的“最高的普遍的利益”

第一，马克思揭露了资产阶级国家的本质，指出资产阶级共和国是一个阶级对其他阶级实行的专制统治。法国由路易-菲力浦的资产阶级君主制发展到资产阶级共和国，而所谓共和国本质上只是“由资产阶级中的一小部分人在国王的招牌下进行统治，今后将由全体资产阶级借人民的名义进行统治”(161) 。

第二，争夺国家统治权的阶级斗争其实就是把自己的特殊利益上升为普遍利益的斗争。法国现有的行政权是一个由50万官吏和50万人军队组成的庞大官僚机构和军事机构，它产生于专制君主时代和封建制度崩溃时代。这个复杂的国家机器是由各特殊阶级转化而来，土地所有者和城市领主特权变成各种国家权力，封建贵族变成官吏，中世纪的各种相互对抗的无限权力变成了国家权力方案，而第一次法国革命就是摧毁一切地方的特殊权力，“以造成全国的公民的统一”(162) 。

第三，资产阶级社会内部分工进一步造成了行政机构内部各种新的利益集团和分工的扩大，“每一种共同的利益，都立即脱离社会而作为一种最高的普遍的利益来与社会相对立”，成了政府活动对象，而不再是社会成员自主的活动；另一方面，在反对革命过程中，议会制共和国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所有变革都是为了完善这个国家建筑物，各政党也都要战胜对手并夺得这个“战利品”(163) 。

2.　无产阶级革命应摧毁旧的国家机器

马克思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必须摧毁旧国家机器的思想。历次资产阶级革命都没有动摇在专制君主时代形成的军事官僚机器，反而把它当作主要的战利品，而无产阶级革命则必须集中自己的一切破坏力量来摧毁旧的国家机器。马克思在1871年4月12日给路·库格曼的信中更明确地重申了这一思想：下一次法国革命应该打碎官僚军事机器，“这正是大陆上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1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