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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阶级的永恒规律与纯粹理性的批判

时间:2023-08-13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马克思《致帕维尔·瓦西里耶维奇·安年科夫》和《哲学的贫困》批判了资产阶级“永恒的规律”和“纯粹理性”的意识形态的错误及其哲学根源,并进一步更加清晰地表达了唯物史观,后者还是第一次公开地科学地阐述了关于社会发展规律、政治经济学和无产阶级的斗争策略等思想。

资产阶级的永恒规律与纯粹理性的批判

从1845年秋至1846年5月创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到1847年12月至1848年1月《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还分别创作了不少文章,密集地讨论了资本主义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和无产阶级运动的各个方面内容,为《共产党宣言》做了充分思想准备。

马克思《致帕维尔·瓦西里耶维奇·安年科夫》(1846年12月28日)和《哲学的贫困》(1847年1月至4月)批判了资产阶级“永恒的规律”和“纯粹理性”的意识形态的错误及其哲学根源,并进一步更加清晰地表达了唯物史观,后者还是第一次公开地科学地阐述了关于社会发展规律、政治经济学和无产阶级的斗争策略等思想。从概念提炼来看,《德意志意识形态》已经将唯物史观基本清晰地表达出来了,只是少量概念还不太清晰,而从《致帕维尔·瓦西里耶维奇·安年科夫》到《哲学的贫困》,表达生产力得以实现的社会关系的概念则从“交往方式”、“社会关系”发展到“生产方式”以及初步提出的“生产关系”,更加准确了。当然,“生产方式”概念更复杂一些,我们将在第三章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矛盾部分简述马克思使用它的过程。总之,我们将这两部著作的唯物史观内容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论述整合起来,在第三章中系统论述。

马克思《道德化的批判和批判化的道德》(1847年10月底)熟练地运用唯物史观剖析了卡尔·海因岑的诸多唯心主义观点,批判了海因岑的政治权力统治财产、君主制起源于道德、君主创造了“社会基础”和国家、用“人性”否定阶级以及以“人类”幌子建立超阶级政党和国家的幻想及其唯心主义基础,论述了资产阶级财产运动的必然结果,提出了财产决定政治、君主制产生、特定历史时期的阶级关系以及社会物质条件决定政治形式等观点,并指出阶级不能凭借所谓固有的“人性”越出本阶级存在的现实条件。详细内容将分别融合在本著第四章和第五章论述。

(一) 资产阶级自由与平等的本质:“金钱的大特权和大垄断权”

恩格斯在《德国状况》(1846年2月20日)中对资产阶级鼓吹的自由和平等的本质、对资产阶级政治和法的本质进行了直接揭露。恩格斯指出,虽然资产阶级政治统治具有自由主义外貌,但背后是金钱,“资产阶级的力量全部取决于金钱”,因此他们“只有使金钱成为人在立法上的行为能力的唯一标准”才能取得政权。(87) 在此过程中,资产阶级消灭了一切等级差别和各种封建特权和豁免权。这看起来是平等,各具体统治环节也像是平等的,如确立选举原则、解除书报检查制度、实行陪审制度,从而摆脱拥有特权的法官阶层,看起来,资产阶级是坚持了真正的民主主义。但是,资产阶级通过设立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财产资格来限制其他阶级,从而使选举原则成为他们自己独有的财产;平等原则只是停留在法律上的平等,而所谓法律上的平等的背后则是以资产者和无产者的不平等为前提的平等,就是把不平等当作平等;出版自由由于出版需要金钱而沦为资产阶级的特权;由于只选那些所谓有身份的人,陪审制度也成为资产阶级特权。总之,资产阶级其实是把历史上所有的封建特权和政治垄断权“合成一个金钱的大特权和大垄断权”(88) ,资产阶级的政治自由主义本质就是特权。

(二) 蒲鲁东经济学的“意识形态体系的大厦”

马克思在1846年底的《致帕维尔·瓦西里耶维奇·安年科夫》的信和随后的《哲学的贫困》中,集中批判了蒲鲁东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意识形态体系的大厦”(89)

1. 蒲鲁东经济学的错误: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和经济范畴是“永恒的规律”

第一,“永恒的规律”的错误。马克思指出,蒲鲁东犯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错误,也就是把经济范畴看成是“永恒的规律”,而不是“历史性的规律”,(90) 没有认识到经济范畴反映的规律只适用于特定历史发展阶段和生产力发展阶段。资产阶级全都不了解,资产阶级生产形式如同封建生产形式一样,只不过是一种历史的形式,因而也只是暂时的形式而已。有一个深层的原因使得资产阶级相信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永恒性,即他们把作为资产者的人看成了是所有社会唯一可能的基础,他们不能想象一种所有人都不再是资产者的社会制度。当然,蒲鲁东没有直接肯定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是“永恒的真理”,但是,在他的理论中,他用范畴形式和观念形式想象和虚构了资产阶级社会的产物,把这些产物看成是“自行产生的、具有自己的生命的、永恒的东西”(91) ,因此,蒲鲁东把表现资产阶级关系的范畴及其观念形式神化了,间接地肯定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永恒性。实际上,他并没有超出资产阶级视野。

第二,马克思揭露了蒲鲁东式的小资产者的本质及其意识形态。马克思指出,蒲鲁东是彻底的小资产阶级的哲学家和经济学家。小资产者是资产者,又是人民,一方面,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迫于本身所处的地位,小资产者必然成为社会主义者;另一方面,又会成为经济学家,也就是说,他既对大资产阶级的豪华有迷恋,又对人民的苦难有同情。这种既迷恋资产又同情苦难的矛盾状态就是小资产阶级存在的基础,所以小资产阶级理论家“神化”这个矛盾,而他们本身只不过是社会矛盾的体现,他们本应该通过理论来说明他们在实践中的面目,但他们内心深处却认为自己找到了一个“不同于中庸之道的真正的平衡”(92)

2. 蒲鲁东的“绝对方法”和“意识形态体系的大厦”(www.xing528.com)

在《致帕维尔·瓦西里耶维奇·安年科夫》的基础上,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更加全面地分析了蒲鲁东的陈词滥调——黑格尔式的绝对方法。首先,历史是一切存在物的各种各样的运动过程,面对这个过程,黑格尔式的绝对方法在思维中抽去这些运动的一切特征,得到了运动的抽象形式,或者说是“纯粹形式上的运动”乃至“运动的纯粹逻辑公式”,然后把这个运动的纯粹的逻辑公式当作一种绝对方法,不仅用它来说明每一个事物,而且认为这个逻辑公式本身就包含每个事物的运动,这正如黑格尔《逻辑学》第三卷所说:“方法是任何事物所不能抗拒的一种绝对的、唯一的、最高的、无限的力量。这是理性企图在每一个事物中发现和认识自己的意向。”(93) 其次,马克思进一步分析了这种绝对方法的本质,认为现实运动的抽象就是抽象形态的运动,抽象形态的运动就是运动的纯粹逻辑公式,而这个运动的纯粹逻辑公式换个词就是“纯粹理性的运动”,具体就是理性自己设定自己,把自身规定为正题、反题和合题,也即自我肯定、自我否定和否定自我否定,这个过程进行下来,就能从简单范畴出发,通过辩证运动产生出“群”,再从群的运动中产生出“系列”,最后从系列运动中产生出“整个体系”。(94) 再次,黑格尔把这种绝对方法用在了宗教和法等事情上,而蒲鲁东则把它用在了政治经济学上,构筑了一种“意识形态体系的大厦”(95) ,形成了他的政治经济学的逻辑学和形而上学。马克思指出,使用这种方法后,蒲鲁东把经济范畴翻译成了人们不知道的语言,让人觉得这些范畴就是纯粹理性产生的。可惜的是,蒲鲁东的体系从来没有超越正题和反题这两个阶段。

(三) 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思维方式:永恒不变的“天然的”制度

《哲学的贫困》还论述了资产阶级发展产生现代无产阶级的必然性,揭露了资产阶级各派经济学家对资本主义的永恒不变的论证。

1. 资产阶级发展的对抗性的结果:现代无产阶级

首先,随着历史发展,资产阶级内部产生出内在的对抗性,一开始,这种对抗性或多或少被掩饰起来了,处于隐蔽状态,后来就发展出一个新的无产阶级,即现代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最初是局部和暂时的,没有被注意和公开宣告。其次,与无产阶级相对立的资产阶级,其全体成员拥有“共同的利益”,这些成员之间一旦出现对立,共同的利益也不能阻止他们之间利益的对抗和冲突,这是由资产阶级生活的经济条件产生的。再次,资产阶级生活的经济条件,也即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不是单一和单纯的,而是两重的,即这些关系既产生财富也产生贫困,既发展生产力也发展“一种产生压迫的力量”。最后,一方面不断消灭资产阶级单个成员的财富,另一方面不断地产生出日益壮大的无产阶级,在这种两重性之下,“资产阶级的财富”产生了。(96)

2. 资产阶级经济理论的意识形态表现:辩护资本主义制度是天然的和永恒的

针对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内外对抗性,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提出了各种理论来辩护。

第一,资产阶级经济理论派别的特性就是辩护。

首先,总体来看,宿命论派对资产阶级生产的有害方面,也就是对资产者在获取财富过程中产生的无产者的疾苦漠不关心。此学派包括古典派和浪漫派两种。古典派代表是亚当·斯密和李嘉图,他们理论的辩护对象是初步发展时代的资本主义。这个时期,资产阶级的任务不只是发展生产力和工商业,还要同封建残余进行斗争,要清洗掉经济关系中的封建污垢。这个时期的无产阶级也参加了资产阶级主导的斗争,他们只是经受了暂时的和偶然的苦难,并且他们自己也认为这些苦难是暂时的和偶然的。在理论上,古典派的主要任务是通过范畴和规律来阐明资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如何获得财富,并且要证明在获取财富方面,这些经济范畴和规律比封建社会的范畴和规律更加有利。至于资本主义下的贫困只不过是分娩时的阵痛而已。另外,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时代出现了浪漫派。此时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的矛盾已经发展到直接对立的状态,财富大量产生的同时贫困也大量产生,而同时代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则自命高尚,蔑视生产财富的劳动者,表现出饱食的宿命论者的姿态。其次,人道学派比较关心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坏的方面,但在如何解决问题方面,其实没有超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范围。他们想尽量缓和现有矛盾,既痛心于无产者的苦难,也痛心于资产者之间的激烈竞争,一方面劝说工人安分守己地好好工作,少生孩子,另一方面又建议资产者们节制一下生产。他们的全部理论都是在无限地区分所谓“理论和实践”、“原理和结果”、“观念和应用”和“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等。(97) 再次,博爱学派则是完善的人道学派。他们认为现实的矛盾对抗没有必然性,一切人都能变成资产者,可以实现一种与实践不同的本身没有对抗的理论,因此,他们的理论想保存反映了资产阶级关系的范畴,但是又不能保有构成并内在于这些范畴的对抗。这种撇开现实矛盾的理论所说明的现实毫无疑问就会变成理想化的现实,马克思指出,博爱论者看起来是在严肃地反对资产阶级,其实比起任何人,他们自己都更像是资产者。

第二,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思维方式:“纯粹理性的运动”和永恒不变的“天然的”制度。首先,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通过分工、信用货币等生产关系范畴解释了生产是如何进行的,但是没有解释这些关系是怎样产生的,没有说明它们由之产生的历史运动。由于资产阶级经济学忽略了生产关系的历史运动,把这些经济学范畴看成是不依赖现实关系的,是“自生”的,所以当然只能到“纯粹理性的运动”中寻找这些思想范畴的来历了。(98) 而这就是前述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了。因此,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就把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例如分工、信用和货币等说成“固定的、不变的、永恒的范畴”(99) ,虽然经济学范畴本质上只不过是运动变化的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和抽象。其次,在进一步论证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永恒性时,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还提出了以下观点:只有两种制度,一种是“人为的”制度,如封建制度,另一种是“天然的”制度,如资产阶级制度;资产阶级生产关系是天然的,是“自然规律”,是生产财富和发展生产力得以进行的规律;这些生产关系规律是应当永远支配社会的永恒规律;由于资产阶级生产关系是永恒规律,所以,资本主义“再也没有历史了”(100) ,而封建制度是有历史的,因为它的生产关系与永恒的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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