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往英国曼彻斯特的中途，恩格斯特意去了一趟科隆，与时任《莱茵报》编辑的马克思第一次见了面，商谈恩格斯为《莱茵报》撰稿之事。1842年11月29日至12月20日，恩格斯为《莱茵报》连续撰写了五篇通讯。1843年春，《莱茵报》停刊。1843年4月至1844年初，恩格斯撰写并发表了多篇著作，报道英国的社会状况和各阶级政治斗争和物质利益冲突、英国无产阶级和宪章派的社会主义活动和思想观点，以及欧洲共产主义学说的产生发展。
（一） “物质利益的冲突”和共产主义实现“真正的自由”
在《英国对国内危机的看法》、《各个政党的立场》、《谷物法》和《国内危机》等文章中，恩格斯分析了英国国内不同政党、阶级和阶层的主张和矛盾，指出辉格党和托利党虽进行统治权斗争，但没有什么原则性斗争，“只有物质利益的冲突”(323) 。
在《国内危机》中揭露了英国法律的本质。就英国法律所规定的自由来说，人们看起来能在法律规定范围内自由做事，但这是“纯粹形式上的任意而为”，除此之外，什么真正的自由也没有，就法律条文和决议来说，不但是杂乱无章和相互矛盾的，而且“把法学贬低为纯粹的诡辩术”(324) 。就法律内容来说，不适合时代需要。就法律实行来说，司法机关从来就不遵守法律。
《英国对国内危机的看法》指出，工业发展的社会结果是英国生产了庞大的工业产品，工业使得国家富庶，但是也造成了急速增长的无产者阶级和赤贫者阶级，这是一个再也消灭不了的阶级，因为他们永远不能获得稳定的财产。
在《伦敦来信》中，恩格斯指出，在英国各大政党相互激烈斗争的背景下，社会主义从被人轻视和嘲笑的状态正在满怀信心地走进社会舆论。英国的阶级事实表明，一个阶级的地位越低，就一般意义而言越是没有教养，它就越是与进步相联系，越是有前途。
在《大陆上社会改革的进展》（1843年10月1日至11月10日）中，恩格斯指出，共产主义运动，也就是“在财产共有的基础上进行社会制度的彻底革命”(325) ，是欧洲三个文明大国——英国、法国和德国各自单独得出的共同结论。恩格斯认为现在共产主义已经成为急不可待的必然，是由现代文明社会的前提产生的必然，是所有不同国家和不同道路必然汇合的地方，是“真正的自由和真正的平等”(326) ，而不是基于某个特定国家的特殊情况。恩格斯总结了共产主义学说在英、法、德三国的产生方式：英国人通过国内的贫穷和道德败坏的实践达到共产主义；法国人从最初要求政治自由和平等发展到后来要求社会自由和社会平等，也就是通过政治达到共产主义；德国人通过思考基本原理等哲学运动获得共产主义。
（二） 国民经济学：“允许欺诈的体系”和“求助于诡辩和伪善”
《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约1843年9月底10月初至1844年1月中旬）论述了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的本质和特征，从功能层面上指出了它的欺骗和伪善，并且分析了国民经济学的价值理论的混乱，尤其是价值和价格关系的本末倒置，显示出恩格斯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本质和特征的认识的深化。由于在之后的拜物教等处有所分析，这里略去恩格斯关于价值和价格关系本末倒置论述。
恩格斯指出，国民经济学这个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产生是商业扩展的自然结果，随着商业发展，国民经济学有一个发展过程。恩格斯准确地把握了资产阶级经济学18世纪到19世纪的历史变化的本质，过去为了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学鼓吹生产和商业，在工业和商业必然地带来了血腥恐怖之后，却又从人道精神出发，提出商业应该是友谊和团结的纽带，试图以此来消除这个恶果。
1. 从重商主义到国民经济学：“自私自利的”“允许欺诈的体系”
第一，早期的商业把金银作为财富而禁止贵金属出口，到了重商主义，以友爱和亲善的表象在各国订立条约开展通商，其要点是贸易差额论，强调现金的输入和输出差额，只有顺差才是盈利，因此经济学家主要任务使得每年年底输出和输入有一个顺差。但是，实际上，重商主义一直以来就是贪财和自私，商业和贸易与战争和掠夺其实一样，其基础都是强权，人们昧着良心使用诡计或暴力强行订立那些对自己最有利的条约。因为私有制产生商业，而商业的结果是互不信任，同时却为这种互不信任进行辩护。在任何一次交易中，双方的利益都是绝对对立的，因而相对抗，双方都知道对方的和自己相反的意图，商业“第一个后果”是互相不信任并且为此辩护，从而为实现不道德目的而采取不道德手段。因此，“商业是合法的欺诈”(327) 。
第二，表面看起来，商业好像也尊重道德和人性，商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与买卖双方保持良好关系，一个民族越是对贸易双方友好就对自己越有利，但是这背后是伪君子和伪善，自由贸易体系就是一种为了实现不道德的意图而滥用道德的伪善方式。自由贸易者所声称的打倒垄断、传播文明、减少战争和建立各民族间兄弟般的关系等，都是使敌视和竞争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都是为自己更自由地获得更多的利益，心底里从来就是隐藏着不道德的、利己的动机。
第三，就重商主义来说，某种程度上它还有一定的纯朴的天主教的坦率精神，一点也不隐瞒自己的不道德，社会舆论也不掩饰商业本身的无人性和充满敌意的本质。而到了“经济学的路德”即亚当·斯密时代，开始强调人道精神和理性作用了，“道德开始要求自己的永恒权利了”，但是这些意识同商业战争、强迫性条约和民族孤立等等产生了激烈冲突，于是新教的伪善代替了天主教的坦率。斯密证明，商业产生了人道，不应当是纠纷与敌视，而应当是“各民族、各个人之间的团结和友谊的纽带”(328) 。因此，恩格斯指出，随着国民经济学的出现，“一个成熟的允许欺诈的体系”产生了，在国民经济学这个发财致富的科学的额头上带有“自私自利的烙印”(329) 。
2. “掩盖”与“求助于诡辩和伪善”
18世纪的经济学发生了革命，但是没能克服其内在矛盾。第一，新经济学是以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为基础的自由贸易体系，它依然存在着一个前提，即“没有想去过问私有制的合理性的问题”。它只前进了半步，然后就因为陷入的矛盾而否定它自身的前提，以“求助于诡辩和伪善”来“掩盖”它的矛盾。(330)
第二，诡辩和伪善的理论结果就是得到了来自19世纪的人道精神的结论，而不是从它自己的前提得到的结论，即新经济学把商业当作各民族和各个人之间的友谊和团结的纽带，不再重视生产者，而是转向消费者，假惺惺地对重商主义的血腥恐怖表示所谓神圣的厌恶，使得经济学仿佛具有了“仁爱的性质”(331) 。
第三，但是，在新经济学前提下又产生了马尔萨斯理论，它与新经济学的伪善的博爱相对立。恩格斯认为这个理论是所有理论中“最粗陋最野蛮的体系”，彻底否定了“关于仁爱和世界公民的一切美好言词”。(332) 这种对自然和人类的恶毒诬蔑的卑鄙无耻的学说表明经济学家的不道德已经登峰造极。因为这个理论，人们开始明白人类如何极端堕落，开始了解竞争如何导致这种堕落。这种理论表明了私有制如何使人变成商品，如何使人的生产和消灭也仅仅依存于需求，竞争如何每日屠杀着千百万人。总之，新经济学的前提即工业生产和贸易发展了工厂制度以及建立在工厂制度上的现代奴隶制，此制度就其无人性和残酷性来说不小于古代奴隶制，为之掩盖的新经济学则是“伪善、前后不一贯和不道德的”(333) 。
第四，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为了概括从而造出了“国民财富”这个用语。恩格斯认为，国民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公经济学等用语同“国民财富”这个词一样，只要私有制存在，这些用语都没有任何意义。恩格斯揭露了这些用语的虚假性，英国人的国民财富很多，但却是世界上最穷的民族。这种所谓科学应该称为“私经济学”，在这种科学中，“社会关系只是为了私有制而存在”(334) 。
第五，当然，以亚当·斯密体系为代表的新经济学即自由主义经济学是一个必要的历史进步，但它唯一的进步就是阐述了私有制的各种规律。
（三） 竞争使“一切自然的合理关系都颠倒过来”
恩格斯深入论述了私有制条件下的竞争的恶果，指出只要私有制存在一天，一切都归为竞争，竞争成了经济学家的主要范畴。
1. 竞争是不道德的“极点”(www.xing528.com)
私有制的直接结果是生产分裂为自然的方面和人的方面，即土地和人的活动两者的对立。人的活动分裂为劳动和资本，两者对立，最后是土地、资本和劳动三要素各自的分裂和对立，结果是资本对资本、劳动对劳动、土地对土地处于全面斗争状态，生产陷于高烧状态，所有卷入竞争的人必须全力以赴。为了适应这种斗争，必须“放弃一切真正人的目的”，私有制下的竞争使得“一切自然的合理关系都颠倒过来”(335) 了。土地敌视土地、资本敌视资本、劳动敌视劳动的原因是私有制把每一个人隔离成孤立状态，而同时每个人都与他周围的人有着同样的利益，从而造成了相同利益的敌对状态。恩格斯认为，目前相同利益的敌对状态形成的不道德已经达到极点，这个极点就是竞争。
2. 竞争与垄断、普遍利益与个人利益的矛盾和社会革命
第一，对立的利益引起竞争，竞争产生了更大利益，即垄断。但垄断阻挡不了竞争，还引起新的竞争。重商主义要求垄断，自由主义要求竞争。因此，恩格斯指出，因为竞争已经是以垄断为前提了，也就是以所有权的垄断为前提了，而且，既然存在着所有权的垄断，垄断的所有权当然也就是正当的，因为垄断一旦存在，就是所有权，所以，自由竞争的观点和自由主义者是虚伪的。
第二，竞争与垄断关系的背后是普遍利益与个人利益的直接对立。恩格斯特别指出，在竞争过程中，单个人想占有一切利益，但是“群体的利益是要使每个人所占有的都相等”，所以普遍利益和个人利益就“直接对立”了。(336) 在竞争过程中，每个竞争个体都要获取垄断地位，但是垄断一定会让群体本身遭受损失，所以，群体一定要把垄断排除。
第三，竞争引起的需求与供给的不平衡的结果是革命。竞争引起的需求与供给双方力图相互适应却从未真正相互适应，总是再次脱节和尖锐对立。但是经济学家非常欣赏这个竞争规律。恩格斯指出，这个规律在本质上是纯自然的规律，不是精神的规律。首先，这是“一个以当事人的无意识活动为基础的自然规律”(337) ，是全凭偶然性左右的。其次，需求与供给的矛盾“必须通过周期性的革命才能为自己开辟道路”，这个规律的直接结果就是周期性地发生经济危机和商业危机，而且一次比一次更普遍、更严重，使得雇佣劳动者的人数显著增加。再次，这也是产生革命的规律，最终必然引起一场社会革命。
（四） 消灭私有制与自觉生产
第一，恩格斯指出，只有消灭私有制才能消灭劳动分裂，才能真正确立劳动本身的意义。首先，即使在李嘉图那里，他也把劳动作为生产的主要要素，认为劳动是财富源泉，是“人的自由活动”(338) ，但是经济学家很少重视这个观点。其次，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先是劳动与资本分裂了，然后劳动本身也分裂了，分裂出同劳动相对立的以工资形式存在的劳动的产物，而工资又总是由竞争来决定的，所以从来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来确定工人劳动占有生产的比重。恩格斯指出，只有消灭了私有制，这些分裂才会消失，劳动就会成为它自己的报酬，而工资的真正意义，即劳动在确定物品生产费用方面的意义才会真正显示出来。
第二，前述还表明，私有制下的竞争引起需求与供给的不平衡，引发经济危机和商业危机，这个“纯自然的规律”也必须通过革命以消灭私有制才能避免。
第三，恩格斯指出，在生产费用相等情况下，商品价值大小取决于效用大小，那么剩下的问题就是如何决定物品的效用。如果只凭当事人意见，必然一人欺骗另一人受骗。如果引入一个不由当事人决定、不为当事人熟悉的规定，以物品固有的效用为依据来交换，那么交易就只能强制进行，因为每个人都认为自己受骗了。物品本身固有的实际效用和此效用的规定之间、“效用的规定和交换者的自由之间”的矛盾根源于私有制，只有消灭私有制，才能消灭这些矛盾，因为消灭了私有制，私有制下的交换也消失了。而在私有制条件消失之后，最终只需要在生产领域使用价值概念了。
第四，鉴于私有制的各种矛盾，相对于资本主义的“无意识的”被偶然性支配的生产，恩格斯提出了自觉生产的观点，即因为生产者知道消费的数量，所以把生产组织起来，在消费者之间进行分配，就没有竞争及其后果了，也即要生产者“有意识地作为人，而不是作为没有类意识的分散原子”(339) 来生产，如此就能摆脱这些人为的无根据的对立。
（五） 意识形态思想进展
1. 初步接触到了意识形态本质
经历了与谢林启示哲学的思想斗争，再次接触资本主义现实之后，恩格斯的思想立即产生了质变。首先表现为对政党斗争和法律条文本质的认识，他指出政党并不是为了坚持什么原则而进行斗争，物质利益斗争才是本质。表现在意识形态上，如法律是物质利益斗争的一种表现形式，法学可以因为物质利益而成为纯粹的诡辩术。
2. 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的辩护本质和虚伪特征
通过分析现实资本主义经济运动以及为其辩护的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的逻辑，恩格斯指出，各种形式的国民经济学体系都是在阐述私有制的各种规律，为私有制辩护，为资产阶级特殊物质利益辩护。它们虽然把自己称为国民经济学，要创造所谓“国民财富”，但是实际上是名不副实的和虚伪的“私经济学”。恩格斯的揭露已经接触到资产阶级理论的自我标榜的普遍性与其实际内容的特殊的私有性之间的矛盾，虽然恩格斯还没有指出特殊利益用普遍性理论来替自己辩护的普遍与特殊的矛盾，但是已经触及这个哲学本质的门槛。
3. 明确提出普遍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的对立
恩格斯指出，虽然国民经济学把自由贸易描绘成对于贸易双方都有利，甚至可以在各民族之间建立兄弟般的关系等，但现实却是贸易中隐藏着不道德的和利己的动机与伪善。自由贸易也从来没有“从普遍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的对立毫无意义这种意识出发”(340) 。自由贸易论者的辩护理由是，在自由贸易中，大家的普遍利益与贸易者个人的利益没有对立。恩格斯分析了自由贸易中存在的普遍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冲突源自竞争与垄断的关系，用这种内在的普遍利益与个体利益的矛盾冲突来揭露自由贸易论者和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虚伪和理论矛盾，并进一步把这个矛盾规定为是私有制本身的矛盾。也就是说，竞争的矛盾同私有制的矛盾是完全一样的。当然，恩格斯此时还没有提出国家层面的普遍利益同个人利益或特殊利益的相互矛盾的认识。
4. “异己”力量的明确阐述
恩格斯论述了意义明确的“异己”力量，从此开始，“异己”逐渐成为恩格斯理论的一个经常出现的概念，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如前所述，对于意识形态来说，则是其认识论层面的根源。
第一，恩格斯论述了收入分配的尺度的异己性。由于在生产中土地、资本和劳动相互渗透在一起，互为前提，例如原材料从土地中产出，但是其中包括了资本和劳动，土地和劳动是资本的前提，但是土地也是劳动的前提，在大多数情况下，资本也是劳动的前提。因此，三者绝对分开是不可能的，某种产品中三者各自占有的比重是无法确定的，这三个量是不可通约的，结果是在这三种要素之间无法进行收入的分配。但是现实是要分配的，而分配就没有“固有的尺度”，“只有由一个完全异己的、对它们来说是偶然的尺度即竞争或者强者狡诈的权利来解决”(341) 。
第二是竞争规律的异己性。竞争的规律就是需求和供给力图互相适应。恩格斯指出，需求和供给试图相互适应起着平衡作用，成为经济学家的最大荣誉，但是，互相适应的双方从来没有真正适应。这是“一个以当事人的无意识活动为基础的自然规律”，是那些“作为没有类意识的分散原子”通过“无意识的、不假思索的、全凭偶然性摆布的方式来进行生产”而形成的规律。在这种生产方式和自然规律作用之下，需求与供给必然产生尖锐对立，最后“必须通过周期性的革命才能为自己开辟道路”，甚至会产生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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