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4年5月底6月初至8月完成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简称巴黎手稿）分析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工资、利润和地租，并进一步着力论述了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异化劳动、类本质回归，以及扬弃了私有财产的共产主义和人类解放的实现等问题。它在类本质的异化和回归的整个理论框架中，初步论述了资本主义经济事实和无产阶级被剥削的状况。1844年7月31日的《评一个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也是一篇重要文献，论述了国家内在的“普遍利益和私人利益之间的矛盾”以及共同体问题。
（一） 巴黎手稿：“异化”—“回归”的完整运用及资本主义批判
马克思在这部手稿中借用了费尔巴哈的类、类生活和类本质等概念及相关思想，批判了资本主义，并进行了进一步的阐释，达到了他思想转向之前的旧思想的最高峰。
1. 人作为“类存在物”：人的种的普遍本质或“类本质”
马克思首先确立一个“应有”的和“真正”的人，这就是作为“类存在物”(279) 的、具有人这个种的“类本质的”(280) 人。这个具有类本质的人是批判现实的依据。
第一，马克思提出“一个种的整体特性”“种的类特性”(281) 的范畴，人作为一个种，自然具有人这个种的整体特性和种的类特性。人的种的类特性表现为人是类存在物。首先，人把类作为自己生命活动的对象，这是人的生命活动的性质和特征。其次，作为人活动对象的类有两个，一个是人自身的类，另一个是其他事物的类。再次，以类作为对象的活动也有两个，一是理论活动，在理论上把类作为思维对象，二是实践活动，在实践中开展类的活动。最后，在把自身这个类作为活动对象时，就是把自身当作“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当作普遍性存在物，结果是把自身当作“有生命的类”了。(282)
第二，人的类本质的表现。首先，人的类本质表现为有意识的生命活动。其次，人的类本质表现为普遍的生命活动。再次，人的类本质表现为自由的生命活动。人是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是类存在物，把类和普遍性作为活动对象，因此，人的活动才是自由的活动。
2. 异化劳动中的“类本质”异化
第一，劳动的异化。现实的劳动是异化劳动。首先，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相异化，是物的异化。其次，人与自己的生命活动即劳动本身相异化，是自我异化。
第二，前两个异化引起第三重异化，即人同自己的本质即类或类本质相异化。首先，类生活不再是体现人的本质的生活，而是成了人维持自己生活的手段。其次，类生活与个人生活相异化了，也就是类生活和个人生活分离了，各自独立了。再次，因此，个人生活变成了“抽象形式的个人生活”，类生活也变成了“抽象形式和异化形式的类生活”。最后，抽象形式的个人生活变成了抽象形式和异化形式的类生活的“目的”。(283)
第三，前面三种异化引起人同人相异化。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劳动本身和类本质相异化时，也就是人同自己相异化时，人对其他人的劳动、劳动对象和其他人本身也都处于对立和异化状态。其原因在于人只有通过与他人的关系才能实现和表现人对自身的关系。也就是说，人对他人的关系才是人对自身关系的实现和表现。进一步说，人对自身关系的异化一定是人对他人关系的异化的结果。人同人的类本质相异化也就是“人同他人相异化”以及“每个人都同人的本质相异化”(284) 。
3. 私有财产的扬弃与共产主义
马克思指出，私有财产是外化劳动的“产物、结果和必然后果”，私有财产发展到最后和最高的阶段，它不仅是异化劳动的产物，还是劳动用来外化的手段、劳动外化的实现，因此，与异化劳动形成了“相互作用的关系”。(285)
第一，私有财产本质上是劳动和资本的对立。私有财产关系潜在地包含了两个关系，即作为劳动的私有财产的关系和作为资本的私有财产的关系，还有劳动和资本之间的相互关系。首先，在作为劳动的私有财产关系之中，作为劳动的生产是完全异化的人的活动和生产，“是人作为单纯的劳动人的抽象存在”，这种劳动人随时可能沦为“绝对的无”和“现实的非存在”。其次，在作为资本的私有财产的关系之中，生产是资本的生产，而资本就是人的活动的对象，在这种生产中，活动对象的所有自然的和社会的规定性都不存在了，因此，私有财产失去了“自然的和社会的特质”，不混合任何人的关系，而资本不管现实内容如何极不相同，自身始终都是同一的。最后，劳动和资本的对立达到极端后，整个关系就会达到“顶点、最高阶段和灭亡”(286) 。
第二，私有财产在农业劳动中出现时，地产成为私有财产的第一个形式。到了工业阶段，工业是完成的劳动，工业资本的本质是私有财产完成了的客观形式，此时私有财产完成了对人的统治，并且“以最普遍的形式成为世界历史性的力量”。(287)
2） 工人解放包含着“普遍的人的解放”
工人的生产活动包含了“整个的人类奴役制”，工人对生产的关系决定了其他所有奴役关系，所有后者都是前者的变形和后果，因此，工人的解放中就“包含普遍的人的解放”，工人的解放可以实现私有财产及其奴役制奴役下的社会的解放。(288)
3） 异化的扬弃
第一，私有财产运动展现了全部生产运动。首先，私有财产是人的生命的物质的和感性的表现，它的运动也即生产和消费就是人类全部生产运动的感性展现，也就是说，全部生产运动都以私有财产展现出来，是人的实现或人的现实。其次，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和艺术等都只是受生产的普遍规律支配的生产的特殊方式，也就是说这些领域都是异化了的生产的特殊形式。
第二，对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扬弃，是对所有异化的积极的扬弃，本质上是占有人的生命。异化的扬弃包括两个方面，其一，异化首先是私有财产的异化，即经济的异化，也即现实生活的异化，所以，异化的扬弃首先是私有财产的扬弃。其二，对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扬弃也是“人”的“复归”，是从宗教、家庭和国家等复归到“人的存在”也即“社会的存在”。(289)
4） “扬弃了的私有财产的积极表现”就是共产主义
第一，“共产主义是扬弃了的私有财产的积极表现”(290) ，在对待私有财产的普遍性上，共产主义经历了三个阶段，即粗陋的共产主义、具有政治性质和还“处于私有财产即人的异化的影响下”的共产主义，以及完成了的共产主义。(291)
第二，在第三个阶段，由于理解了私有财产是人的自我异化，此时私有财产是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就是完成了的共产主义。此时的共产主义抛弃的是私有财产的自我异化的后果，留下的是私有财产中的人的本质的确证。首先，它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和合乎人性的人完全的复归，是在历史发展的全部基础上产生的复归。其次，这种共产主义就是完成了的自然主义，在这个意义上，它就是人道主义；另一方面，它是完成了的人道主义，在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的意义上，它就是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292)
5） 扬弃私有财产的运动完成了“社会”
私有财产扬弃了，社会完成了，“社会性质是整个运动的普遍性质”(293) ，也就是说，扬弃私有财产运动就是实现人的真正的社会性。首先，在现实关系上完成了社会。一方面，社会本身生产作为人的人，人也生产社会。另一方面，人的活动和人的享受在内容上和存在方式上都是社会的活动以及社会的享受。其次，在理论关系上完成了社会，而普遍意识是活动的社会性的理论形式。一方面，人从自身进行的活动是为社会的活动，人们也能意识到这一点，即意识到我自己是社会存在物。另一方面，人的普遍意识活动是人这种“社会存在物的理论存在”，普遍意识作为意识本身是表现真正社会性存在的生动形式，即现实共同体和社会存在物的“理论形式”。(294) 再次，扬弃了私有财产的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自然界真正复活了，人实现了“自然主义”，自然界实现了“人道主义”。(295) 复次，完成了的社会克服了人与对象的异化关系。扬弃了私有财产的社会是已经生成的社会，已经生成的社会或者说完成了的社会克服了人与对象之间的异化关系。最后，在社会状态中，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唯灵主义和唯物主义、活动和受动之间的对立消失了，不再以对立面的形式存在。
6） 在社会中实现了类与个体、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总体的人”
第一，作为私有财产的扬弃的共产主义最后是个体的社会性的回归。此时的社会不再是某种与个体对立的抽象的东西了，而个体也已经是社会存在物，因此，人的类生活和人的个体生活本质就是相同的了。
第二，个体的社会性的回归是个体意识到自己是社会存在物。如前所述，此时，人们意识到自己活动的社会性，从而意识到自己也是社会存在物。这是个体的普遍意识和类意识，是人作为社会存在物的理论存在。
第三，在意识到自己的社会存在的基础上，类意识与类存在实现了统一。首先，人作为类意识在思维中复现和确证自己的现实存在。其次，人作为类存在也在类意识中得到了确证，即通过思维着的存在物的形式在自己的普遍性中“自为地存在着”(296) 。
第四，人成为个体和总体的统一，成为特定的个体与类的统一。一方面，人是一个具有特殊性的单个的个体，而这个特殊性个体也是一个现实的社会存在物；另一方面，这个单个社会存在物也是一个“总体”，既是“观念的总体”，即“被思考和被感知的社会的自为的主体存在”，也是现实的总体，即在现实中，他既表现为“社会存在的直观和现实享受”，又以“人的生命表现的总体”而存在。(297)
第五，对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扬弃，就是对人的本质和人的生命的占有，是人作为“一个总体的人”通过全面的方式来“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占有不再是直接的和片面的享受，不再只是片面的拥有。(298)
4. 工业与自然科学：“人的科学”基础
工业及其生成的对象是“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和“人的心理学”(299) 。
1） 工业同人的本质具有内在联系，工业公开展示了人的本质力量
首先，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成果——工业的对象性的存在体现了人的本质力量，是人的心理学。其次，在工业中，对象化了的人的本质力量，也即工业的物质成果，呈现为感性的、有用的形式和异化的形式。再次，工业是历史中最容易感知和理解的部分。
2） 现有心理科学还没有揭示工业同人的本质的联系
首先，现有心理学只是从有用性来理解工业，还没有从它与人的本质的联系这个层面来理解工业，原因是现在人们活动于异化范围内，他们理解的人的类活动以及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性还是宗教这种普遍存在，还是政治、艺术和文学等这种“具有抽象普遍本质的历史”(300) 。其次，现在的心理科学只研究了需要和一般需要等内容，不研究工业，因此不能成为内容丰富的真正的科学。
3） 自然科学成为“人的科学”和“真正人的生活”的基础
首先，通过工业，大规模活动的自然科学进入并改造人类生活，直接充分发展了非人化，但是又为人的解放作了准备。其次，自然科学不只是启蒙、有用和某些伟大发现。再次，工业是自然界对人，也是自然科学对人的现实的历史关系，它公开展示了人的本质力量。因此，自然界具有人的本质，人具有自然的本质，自然科学以异化的形式成了“真正人的生活”的基础，因而也将成为“人的科学”的基础。(301)
5. 自然科学与“关于人的科学”的统一
第一，自然科学与“关于人的科学”的统一。首先，全部历史都是把“人”实现为感性意识的对象的历史，是实现“人作为人”的需要的历史，实际上就是“自然界生成为人”的过程，即自然史的“一个现实部分”。其次，所有科学的基础是感性，科学从感性出发，而感性包括两种形式，即感性意识和感性需要。因此，现实的自然科学必须从自然界出发，也就是说，自然科学是关于自然界生成为人的过程的科学。最后，因此，自然科学往后同关于人的科学相互包含，两者将是一门科学，一方面“人是自然科学的直接对象”，另一方面，“自然界是关于人的科学的直接对象”。(302)
第二，马克思使用了费尔巴哈哲学的概念即“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来表明自己的哲学不同于费尔巴哈以前的旧唯物主义哲学的感觉论，这就是“彻底的自然主义或人道主义”。马克思提出，这是把“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两种哲学“结合起来的真理”，与“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都不相同，(303) 只有这种彻底的自然主义才能解释世界历史运动。这里的“唯物主义”自然是费尔巴哈式的旧唯物主义，即排除了工业和自然界向人生成的过程的直观唯物主义。
6. 国民经济学的理论与实际的扭曲(www.xing528.com)
马克思多方面考察了资本主义经济现象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通过分析工资、资本的利润和地租之间的关系，揭示了工人、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之间的经济对立，尤其是工人的异化状态，并进一步上升为揭示雇佣劳动、资本和地租构成的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在此过程中，马克思肯定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劳动原则，但也批判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对私有财产永恒和资本主义制度永恒的错误辩护。
1） 国民经济学的逻辑：“把应当加以阐明的东西当作前提”
第一，马克思指出，从私有财产，从劳动、资本和土地的互相分离，从工资、资本利润和地租的互相分离，从分工、竞争和交换价值概念等前提出发，采用了国民经济学的语言和规律，得到的结论却是工人沦为最贱的商品，工人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越大越多，工人却越来越贫困；竞争使得资本集中少数人手中并形成惊人的垄断；最后，随着资本家和地租所得者之间、农民和工人之间的区别的消失，整个社会分化为有产者阶级和没有财产的工人阶级这两个阶级。
第二，国民经济学以私有财产为前提，却得到不同的结论。首先，国民经济学只是从私有财产出发，事先却没有说明私有财产。其次，国民经济学把私有财产放进抽象的公式中，并认为这些公式就是规律，却没有说明私有财产如何从自身中产生出这些规律。例如国民经济学没有解释为什么劳动和资本、资本和土地发生了分离，而是用资本家的利益来解释工资与资本利润之间的关系。同样，国民经济学没有说明竞争、交换等的内在原因，没有阐明竞争、行业自由和地产分割等是垄断、同业公会和封建所有制的必然的和自然的结果，而是相反，把前者解释为后者的偶然的、蓄意的和强制的结果。总结来看，国民经济学把贪欲以及贪欲者之间的战争或者说竞争当成了国民经济学的理论动力。因此，国民经济学的理论逻辑就是错误的，它“把应当加以阐明的东西当作前提”(304) ，把本来是要事先说明和推论的东西，也即事物之间的必然关系，当成了理论的前提，设定为事实。这就如同用原罪来解释现实的恶的神学的逻辑一样。
2） 国民经济学内在的道德矛盾
国民经济学表明自己是关于财富的科学，但是它的内部却含有各种道德上的矛盾。马克思讽刺道：国民经济学是在世俗的外表之下的“真正道德的科学、最最道德的科学”(305) 。
第一，国民经济学的内在矛盾。首先，国民经济学既要禁欲的吝啬的剥削者，又要禁欲的生产者奴隶，而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本身就是两个互相矛盾的。其次，国民经济学的道德理想是“把自己的一部分工资存入储蓄所的工人”，但是为了实现这种理想，它要求工人成为奴才，要求工人成为“没有感觉和没有需要的存在物”，只是维持最必需的和最悲惨的肉体生活，以及从事最抽象的机械运动的存在物。再次，国民经济学既是财富的科学，又是关于克制、穷困和节约的科学。它既要财富，又要同财富相矛盾的克制和穷困，它既要求勤劳和禁欲，又充满了贪财欲。它的基本信条是自我克制一切需要，通过克制需要来积攒和增加资本，越是克制作为自己生命表现的需要，就拥有越多。最后，对因克制需要而被从生命和人性中夺取的东西，国民经济学用货币和财富来补偿，货币能实现一切，货币是“真正的能力”，其他一切都是货币的“奴仆”。(306)
第二，国民经济学与道德之间的对立。首先，人们必须把一切变成可以出卖的和有用的东西，这是国民经济学的要求。但是，当国民经济学面对出卖贞操和朋友这类并不违反国民经济学的规律的买卖行为时，却要求遵循道德和宗教。国民经济学一方面要求满足人的需要，另一方面，它的道德却是谋生、劳动和节约、节制。其次，每一个领域都有国民经济学与道德两个不同的乃至相反的尺度来衡量，形成了对立的外观。但是，这种对立只是外观，其实既对立，又不对立，只不过是以这种特殊方式表现道德规律。再次，这种对立“是以异化的本质为根据的”(307) ，人们活动的每一个领域都是一种特定异化，相互之间都是异化关系。
第三，国民经济学从“伪善性”到否定人和人的尊严。首先，马克思认为，货币主义和重商主义把私有财产作为在人之外不依赖人的对象性存在，而从亚当·斯密开始的国民经济学则把私有财产看成是自为地存在着的活动，作为是主体的人的劳动，所以，人本身中体现了私有财产，人本身成了私有财产的本质。这样，国民经济学好像肯定人及其独立性和自主性，同时，也突破了私有财产原先具有的地域性的和民族的规定，成了唯一的一种“摧毁一切界限和束缚”的具有“世界主义的”普遍的“能量”。但这种普遍性力量背后其实具有“伪善性”，随着其后的发展，国民经济学抛弃了这种伪善。(308) 其次，国民经济学引入了人的劳动，于是把“劳动是财富的惟一本质”的观点发挥彻底，开始走向反面。原先国民经济学中私有财产不依赖人的外在本质与人之间没有紧张关系，而现在人本身构成了私有财产的紧张关系。因此，国民经济学表面上承认人，实际上是彻底对人的否定，是排斥人和敌视人的，是“十足的昔尼克主义”，也就是否定道德和人的尊严。(309)
7. 意识形态思想进展
巴黎手稿在马克思意识形态思想历程中具有重要意义，是他的唯物史观所要批判的意识形态批判思路的最成熟运用。
1） 共产主义实现了个体性与普遍性的统一和普遍的人的解放
第一，共产主义的总逻辑。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全面地论述了共产主义和“普遍的人的解放”，在抽象意义上解决了此前几个主要理论问题：异化劳动、私有财产、工人运动、人的回归、人的解放以及自然科学和人的科学的统一、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统一。首先，理论起点是人的类本质，也就是作为“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310) 的人的本质。因为异化劳动，人的类本质丧失，进一步扩展到生产和交换等社会生活各领域，引起了普遍的异化。其次，异化劳动生产了作为私有财产的产品，私有财产是外化劳动的结果，也即工人对自然界和对自身的外在关系的结果。在私有财产运动中，劳动和资本对立发展到极端，最后是整个私有财产关系的最高阶段乃至灭亡，而其中工人的生产活动则包含了“整个的人类奴役制”。再次，共产主义积极地扬弃了私有财产，使得人的类本质复归于人。同时，共产主义也是工人运动，而因为工人活动包含了整个人类奴役制，所以，作为特殊阶级的解放的工人解放中就包含普遍的人的解放，也就是说工人解放可以实现私有财产及其奴役制奴役下的全社会的解放。
第二，共产主义实现了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统一。首先，是个体生活和类生活的统一。扬弃了私有财产，个体生活就是“类生活的较为特殊的或者较为普遍的方式”，而类生活则是“较为特殊的或者较为普遍的个体生活”，每个人既是“一个现实的、单个的社会存在物”，同时也是“总体”，类生活与个体生活实现了普遍与特殊的统一。(311) 其次，在《莱茵报》时期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剖析了国家与其内在要素的各种现实矛盾，《论犹太人问题》中明确政治国家在世俗结构上存在不可解决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矛盾，即使资产阶级政治解放也不能解决，必须实现普遍的人的解放才能解决。巴黎手稿以类本质的螺旋式复归的总逻辑，通过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即实现共产主义的方式，解决了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矛盾。再次，普遍性与特殊性矛盾的解决依赖的主体是工人阶级，特殊的工人阶级身上背负着一种可称为消极普遍性的整个人类奴役制，本来就是特殊性和普遍性的统一。因此，工人阶级一旦解放，作为普遍的全人类自然就实现了解放。
2） 前期“异化”—“回归”批判思路的完成和展开新思路的起点
如前所述，虽然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开始，马克思已经逐步走向了唯物主义，并在《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实现了巨大转变，甚至揭露了鼓吹普遍利益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虚假性。但是在巴黎手稿前后，马克思还是从理性的独立性出发，相信一种独立存在的超越所有人的类、本质和普遍性，并用这种普遍性来衡量现实，批判现实的不完满性和非普遍性。在之前的著述中，马克思已经多处使用了异化概念，但是比较零散，巴黎手稿则将类、本质和异化作为中心概念来使用，完整地运用了本质的“异化”—“回归”批判思路。
但是，如果把前后联系在一起就可以看出，巴黎手稿是马克思早期理论思路的完成，同时这也表明他的旧思想和旧思路无法再持续下去了。一方面，本质“异化”—“回归”的总的理论逻辑依赖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这个关键，而马克思已经认识到——虽然只是开始认识到——这个扬弃其实是实践，是经济运动、工业运动和工人运动。另一方面，一旦确立了经济运动、工业运动和工人运动等实践是私有财产扬弃的动力，那么，自由、理性和哲学批判的力量，本质回归的力量，就成为多余的了。由此可见，这部手稿也是马克思展开新的理论和新的思路的起点，他开始完整地研究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研究工人，研究工资、利润和地租，并把工业及其心理学作为研究对象，试图从工业的心理学中寻找人的本质力量。因此，这一阶段也是他唯物主义、共产主义和唯心主义并存的时期。几乎在写作此手稿同一时期，马克思《致路德维希·费尔巴哈》（1844年8月11日）就明确批判了唯灵论的批判路径，实际上也是在批判自己。
3） 工业心理学中的历史科学的理论进展
劳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工业就是人的劳动。工业历史和工业生产的对象性存在，就是“人的心理学”。这个所谓心理学自然不只是指人类的精神运动及其历史过程。马克思指出，应从工业来研究人类的心理学。工业是普遍运动的一部分，是人的类活动，因此，如果还没有研究历史的这个恰恰最容易感知的和最容易理解的工业部分，那么，心理学就不是内容丰富的真正的科学。可见，马克思主张作为人类精神生活的心理学的内容和科学性来自工业。综合来看，从《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的劳动生产到巴黎手稿的工业生产，马克思对政治、国家和思想意识的根源的探索又进了一步。
4） 重新定位的哲学
马克思提到了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唯灵主义和唯物主义、活动和受动之间的对立，但是此对立“在社会状态中”就会消失。这个“社会状态”是人类解放后的社会，是积极扬弃私有财产的结果。因此，马克思指出，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借助于实践力量，才能实现“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而不是通过认识活动就能解决，哲学把这种理论的对立只是“看作理论的任务”，因此不能解决这个任务。(312) 由此可以看出马克思获得的重要思想进展，一方面，理论的对立看起来是理论的对立，其实不只是纯粹理论层面的对立，而是现实的内在对立的表现，因此需要实践来解决。另一方面，此时的哲学已经不是大学时期和《莱茵报》时期的饱含自由和理性、具有强大批判能力的哲学，马克思看到了纯粹理论批判的虚弱无力。
5） 拜物教思想的初步表述
马克思明确把货币主义者、重商主义者同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比较，认为前者是“拜物教徒、天主教徒”，亚当·斯密则是恩格斯所说的“国民经济学的路德”，并将经济理论的不同历史形式同基督教的不同历史形式进行了类比。这一部分内容将融合在第五章第四节论述。
6） 有待解决的问题
此时共产主义和“普遍的人的解放”的理论思路解决个体性（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矛盾并不完美。首先，《莱茵报》时期的哲学批判留下了一个问题：“绝对自由”和“理性”与“人民”是什么关系？马克思在进入《莱茵报》开始批判现实之前，他是带着绝对自由及其主导的哲学来到现实中的，他的批判武器就是带着绝对自由这个心脏的哲学，但是，在批判过程中，他不得不又引入了“人民”。在绝对自由和理性之下，是自由报刊和真正的报刊、人类的法、国家的本性、人类社会的本质、根据自由理性来构想国家、真正的哲学、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世界公民、人类理性的自然规律和一切人的真理等。在“人民”之下，是人民的信念、人民报刊、体现人民自由和人民意志的法、实现人民意识的崭新国家形式、作为自己时代和人民的产物的哲学家以及汇集人民精髓的哲学。很明显，马克思一直在使用绝对自由和理性以及人民两个标准，这有什么内在必然性？
《莱茵报》之后，他还坚持用绝对自由和理性以及人民两个标准来批判现实，但是直到1844年巴黎手稿时期两者还没有统一，原因是他没有抛弃所谓“绝对自由”及其表现的“人”、“人类”和“类本质”等概念的普遍性外壳。在巴黎手稿中，一方面是“人”和“类本质”等体现了“绝对自由”的概念在“异化”—“回归”思路中的绝对地位，这是《莱茵报》时期理念的继续，另一方面是在笔记本Ⅰ中讨论的工人阶级遭受的“深重的苦难”(313) ，《莱茵报》时期的“人民”被替换成了“工人阶级”，当然，这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已经通过“无产阶级”开始了。如前所述，马克思试图用人的类本质丧失的异化劳动来说明工人阶级苦难的根源，而解决方法是通过共产主义运动来实现人的本质的回归，也就是“绝对自由”、“人”和“类本质”要通过工人阶级解放来实现回归。问题是，为什么必须通过扬弃私有财产的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阶级解放来实现回归？如果这种实现回归的方式是必需的，是否就是说，“绝对自由”、“人”、“人类”和“类本质”其实不是真正具有普遍性品质的精神，否则为什么要通过人类的一部分即所谓具有普遍性的工人阶级来实现回归，为什么不是直接通过所有人的运动来实现回归？虽然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已经揭露了国家作为“普遍性”事物的假象，但到巴黎手稿时期，他还没有将之推广到所有顶着普遍性外壳的事物上去。有上述可见，在巴黎手稿中，促使普遍性与特殊性矛盾得以解决的动力还不清晰，马克思只是提出共产主义运动“必然在私有财产运动中，即在经济的运动中，为自己既找到经验的基础，也找到理论的基础”(314) 。可见，此时还不太明确私有财产运动或经济运动的背后是物质生产运动，而基于物质生产运动的阶级斗争是历史运动的直接动力，因此，还需要一个非现实的抽象的所谓实现社会性的“人”作为普遍性和特殊性矛盾得以解决并实现统一的最终目标。
（二） 建筑在“社会生活和私人生活”和“普遍利益和私人利益”矛盾上的国家
在写作巴黎手稿同时，马克思发表了《评一个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1844年7月31日），就国家的本质问题进行了精当总结，同时批判了阿尔诺德·卢格对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和工人运动的否定，论述了无产阶级运动和“真正的共同体”的关系。
1. 国家内在的“普遍利益和私人利益之间的矛盾”及其消灭
英国长期存在赤贫问题，各政党和思想家提出了各种解决办法，都不能解决问题。对于社会缺陷，国家不认为其原因是国家和社会结构，各政党则认为原因是敌对政党，而革命家则认为原因是特定国家形式，而不是国家的本质，所以要用新的国家形式代替旧的国家形式。马克思指出，赤贫问题背后是国家的本质和国家本身，是国家本身与社会的关系问题。
第一，国家内在结构中的矛盾。首先，在政治上，国家其实就是社会结构，而社会结构是有内在矛盾的，“国家是建筑在社会生活和私人生活之间的矛盾上，建筑在普遍利益和私人利益之间的矛盾上的”(315) 。没有这个矛盾，就没有国家。国家就是用来处理这个矛盾的。其次，行政管理机构的无能是一个自然规律。社会生活和私人生活之间、普遍利益和私人利益之间产生的矛盾要求国家的行政管理去克服。一方面，市民生活和活动是私人活动，本质上是私有制、商业、工业和各个市民集团之间的相互掠夺的非社会本性活动，另一方面，正因为市民生活和活动是私人活动，行政管理机构的权力才管不了。行政管理机构的管理必然是形式上的活动，是消极活动。因此，行政管理机构的无能是一个自然规律，行政管理机构的任务和意愿与行政管理的手段和能力之间的矛盾无法解决。
第二，只有消灭国家，才能消灭行政机构的无能。首先，如果国家不消灭国家本身，就不能消灭存在于行政管理机构的任务和意愿与行政管理的手段和能力之间的矛盾。其次，现代社会的私人生活必然导致行政管理的无能，所以，要消灭这种无能，就要消灭私人生活，而消灭私人生活，必须消灭国家，因为国家就是作为私人生活的对立面而存在的。
第三，国家把自身缺陷归结为社会缺陷。依据以上逻辑，国家自然不会把自己的缺点归结为自己的本质，而是归结为社会方面。国家认为社会缺陷是天然的缺陷，是神的旨意，或者是因为堕落的私人意志引起的。例如自由，因为市民社会的自由必然导致的社会问题，市民要求政府出手管理，但是政府刚一限制，市民就会抱怨政府限制了他们的自由。
2. “政治共同体”与“真正的共同体”
马克思还比较集中地讨论了共同体问题。第一，阿尔诺德·卢格的共同体。在说明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时，卢格认为工人在起义中“脱离了共同体”，思想“脱离了社会原则”，因此必定被扼杀在“血泊”中和“不理智”中。(316) 他进一步提出，德国的贫困一旦产生理智，而政治理智反过来发现贫困的社会根源，那么就会产生伟大变革的兆头了。马克思否定了卢格的观点。首先，社会贫困不会产生所谓的政治理智，相反，社会丰足和优裕生活才会产生政治理智，政治理智是唯灵论者，因此，政治理智不可能发现贫困的根源。其次，卢格认为起义失败是因为脱离了共同体和“社会原则”，马克思指出，他这里的共同体其实是“政治共同体”，也即“国家制度”。(317) 卢格的荒谬恰恰在于主张有不脱离政治共同体的起义，而脱离政治共同体是所有起义的前提条件。
第二，“真正的共同体”。首先，马克思提出，“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共同体”，真正的共同体就是“生活本身”，就是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以及人的道德活动、享受和人的本质。其次，无论在现实性上还是在规模上，真正的共同体都与“政治共同体”完全不同。再次，工人脱离的共同体是真正的共同体，而工人脱离真正的共同体是工人自己的劳动引起的；复次，与脱离某种政治共同体，也即脱离某种国家制度相比，脱离了真正的共同体，也即脱离了人的本质，是更加广泛和可怕的，因为与国家公民和政治生活相比，人和人的生活的意义更加“无穷无尽”。最后，工人起义就是要消灭人同人的本质，即同真正的共同体的脱离，即便是局部反抗这种脱离，与不脱离国家制度的带有“普遍性”但又“隐藏着狭隘的精神”的“政治起义”相比，也有无穷无尽的意义和“包含着恢弘的灵魂”。(318)
3. 意识形态思想进展
第一，国家世俗结构内在的矛盾和意识形态基本矛盾。在《论犹太人问题》论述国家世俗结构内在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矛盾的基础上，马克思这次以明确而准确的语言表达了国家和社会结构的内在矛盾。这个矛盾内在于国家结构，只有国家消灭才能消灭这个矛盾。这个矛盾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理论上的初步提出，一路演进到此时，以最为直接和明确的语言揭露了出来，为之后完全认清意识形态本质和基本矛盾奠定了理论基础。
第二，“人的本质”和“真正的共同体”的定位的变化。马克思提出人的本质和生活本身是人的真正的共同体，否定了作为“国家制度”的政治共同体。而与“真正的共同体”和“人的本质”一直相脱离的工人则是消灭这种脱离和复归人的本质的运动的主体。可见，《评一个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的批判方法与巴黎手稿一样，还包含了“异化”—“回归”思路，但是两者具有明显不同，即这篇文章中的人的本质的回归和真正的共同体的实现的动力已经明确只有无产阶级的反抗斗争了。文章反驳了卢格关于德国西里西亚织工起义不具有普遍意义的观点，充分肯定了德国西里西亚织工起义的重大意义，指出它比法国和英国工人起义更有理论性和自觉性，作为德国工人首次暴力反抗资本主义的重大运动，就具有英法工人起义结束时才具有的无产阶级本质的意识。例如织工之歌就没有局限在家庭、工厂和地区，而是直接大声宣布废除私有制，不仅针对工业企业的资本家这个明显的敌人，而且针对银行家这个隐蔽的敌人。马克思认为，“德国无产阶级是欧洲无产阶级的理论家”，英国无产阶级和法国无产阶级则分别是欧洲无产阶级的国民经济学家和政治家。(319) 马克思的论述表明，“人的本质”和“真正的共同体”只是作为未来需要实现的理想了，其定位已经从运动前提和理论立足点转向了运动的结果和理论的结果。
（三） 揭露唯灵论：“自我意识”“自认为是历史上惟一积极的因素”
在《致路德维希·费尔巴哈》（1844年8月11日）这篇短信中，马克思认为费尔巴哈的《未来哲学》和《信仰的本质》超过了当时德国的全部著作，给社会主义提供了哲学基础，指出历史正在把文明社会看来是野蛮的无产阶级变成人类解放的实践因素，并明确批判了唯灵论，提出了随后《神圣家族》详细剖析的核心观点。
第一，“社会”是以“现实差别”为基础的“人与人的统一”。马克思提出，“建立在人们的现实差别基础上的人与人的统一，从抽象的天上降到现实的地上的人类这一概念”，就是“社会”这一概念。(320) 在巴黎手稿中，马克思提出“社会性质”是扬弃私有财产运动的“普遍性质”，也就是说，扬弃了私有财产后就实现了“社会”，不但在现实关系上完成了社会，而且在理论关系上完成了社会、人的类本质回归。而他在这封给费尔巴哈的信中则进一步指出，如果人们实现了以现实差别为基础的人与人的统一，那么，表达人与人的统一的“人类”这个概念就从原先抽象的天上降到了现实的地上，而降到现实的地上的人类其实就是“社会”。此时的“人类”是具有现实差别的人与人的统一，人是现实人，所以，人类不再是天国中的“人”，而是现实的地上的现实的人的统一构成的现实社会，因此，“人类”不再是巴黎手稿及其之前作为“异化”—“回归”的立足点的“类”、“类特性”和“人”了。
第二，对唯灵论的批判。马克思指出，《文学报》把“批判”变成了一种能动的超验的精神存在物，成了“唯灵论”，作为批判的“意识”或“自我意识”成了“惟一的人的本质”，成了“历史上惟一积极的因素”。(321) 布鲁诺·鲍威尔这些人只承认一个现实的需要，即理论批判的需要，而指责蒲鲁东这样的人以某种实践的需要为出发点。在鲍威尔这里，“批判”同怠惰的整个人类相对立，批判家与社会隔绝，并时时对世人的谬误发出嘲笑。由以上可见，鲍威尔将“批判”作为具有能动作用的某种超验存在物，这种“唯灵论”在理论思路上，与“异化”—“回归”思路把绝对自由、哲学、类以及作为人的人等等作为具有自动作用现实功能的精神存在，在唯心主义本质上是一样的。可见，马克思明确否定鲍威尔“批判”的历史动力作用，实际上也是开始清理自己的哲学批判思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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