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史第三卷：希腊文明影响与失败计划

罗马人民的生活受到强烈约束，于他们而言，地位越高，生活越不自由。习俗拥有无上权力，将人们的思想行为限制在狭小的范围内，若用独特的拉丁语来表达，严谨认真或悲伤困难的生活才是他们所认为的荣耀。人人将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在公众事务中勇敢提出建议并采取行动。而当个人渴望并有权成为公社一员时，每位公民都将公社的荣誉和权力视为一种个人财务，可与他的名字和家宅一同传给后代。因此，随着一代代人的逝去，新的一代代人民接连向过去所获荣誉增添新的内涵，罗马贵族家庭的集体尊严感也得以膨胀，发展成一种强烈的公民自豪感。诸如此类的自豪感并不再有，也正因为它的发展轨迹奇特壮观，无论在何处遇到，似乎都属于另一个世界。这种强烈的公民意识其典型特色在于，罗马人民一直以来推崇质朴和平等，尽管并未对其加以抑制，但终身将其深埋于心中，只有在人们死后才能表现出来。不过，在显要人物的送葬仪式上，公民意识体现得尤为显著和强烈。因而相较于罗马生活中的其他现象，送葬仪式更适合供后世人民一窥罗马人民那种美好的精神。

送葬队伍通常只有一列，公共传令员会奔走相告：“那边一个战士死了，谁若有空，都去送他陪伴卢修斯·埃米利乌斯，尸体都被抬出屋外了。”于是，公民受邀出席葬礼。队列最前面是一群哀号的妇女、乐师和舞者。舞者中有一人需打扮一番，戴上依照死者相貌制成的面具，并通过手势动作让大家回忆起人们熟识的这个人的容貌。紧随其后的是整个仪式最隆重也是最特别的部分，即祖先队列，与此相比，其他场面都黯然失色。并且真正身居要位的罗马人会嘱咐继承人，葬礼只保留祖先队列部分。前文提到，若祖先曾担任显要官职或任何常设的高级行政官，人们会用蜡制成面具，并尽可能以他们在世时的容貌为蓝本描画。在王政时代前后，这类面具十分常见。人们习惯于将它们放在沿家族庄园墙壁的木龛中，认为它们是房屋最重要的装饰。

一旦家族有人去世，相关职业的人（主要为表演者）需穿戴这类面具和正式服装参加葬礼。因此，祖先们皆身穿生前最具代表性的服饰，凯旋的人所穿服饰绣有金色花纹；监察官的服饰为紫色；执政官穿着镶有紫边的礼袍，佩戴表明官职的徽章，身旁跟着执法吏[1]，所有的人都坐着马车送死者最后一程。灵柩上铺着一大块厚实的绣有紫金两色花纹的罩布和精美的亚麻服饰，死者躺在灵柩上，穿着他曾担任过的最高官职的全套服装，周围摆放着所杀敌人的盔甲，以及过往竞技中或玩笑或认真获得的花冠。走在灵柩之后的是一群赶来吊唁的人，全都身着毫无装饰的黑色衣服，旁边是死者那头戴面纱的儿子们、不戴面纱的女儿们、亲戚朋友、同部落的人、门客以及被释奴。整支送葬队伍就这样去往古罗马广场。到了那里，人们会将死者尸体立起来，祖辈走下马车在显要席坐下，死者的儿子和距离最近的外邦亲属走上讲坛，向在场的群众逐一简要列举围坐在四周每个人的名字和事迹，最后才会介绍死者的名字和生前事迹。

这种习俗可谓是粗野，作为一个充满艺术情怀的民族，他们当然不会容忍死人复活这一反常现象继续存在于高度文明的时代。古希腊人十分客观，极少偏向于礼节，例如波利比乌斯就对朴素壮观的葬礼印象颇为深刻。罗马生活严格遵照仪式、行动统一并以高贵为荣，这从本质上与某一概念一致，即去世的一代代人仍如生前那般，以肉体行走于世人之间。当厌倦了辛劳和荣誉的公民与祖先相见之时，祖先会亲临古罗马广场，在人群当中接见他们。

但如今罗马人面临变革的危险。既然罗马的势力范围不再局限于意大利，而是向东部和西部扩散，意大利旧式的家庭生活一去不复返，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希腊式文明。的确，意大利自有历史记载以来，便一直深受古希腊的影响。在上文中我们说到，年轻的希腊人和意大利人凭借自身的质朴和创造力，互相交流，促进了对方的智力发展；在后期，罗马人通过一种外在的形式，力求将古希腊人的语言和发明应用于实践。但当今时代，无论就原因还是结果而言，罗马人所沿用的希腊文化从根本上是全新的。罗马人开始体会到自身需要更为丰富的精神生活，而对于个人精神文化的极度缺乏，他们颇为震惊。即便是具有艺术天赋的英格兰人和日耳曼人，在个人创作间歇期间，也不屑利用那仅有的一点法国文化填补空白。而如今，面对希腊人的精神发展，无论是辉煌的珍宝还是道德沦丧的污秽，意大利民族都怀着炽热的情感加以采纳，这也不足为奇了吧。

而这一冲击使罗马人难以抗拒希腊人所带来的影响，因而令人印象更加深刻并根深蒂固。希腊文明无疑仍以“希腊式”自称，然而却大为不同。事实上，它注重人文主义，并受到各国的影响。在智力领域，希腊文明深知如何完全将多个具有差异的民族融为一体，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政治问题。如今罗马面临更大范围的难题，他选择接纳希腊文明和亚历山大大帝留下的其他遗产，因此希腊文明不再仅仅是一种推动力或附带的影响，它已经渗入到意大利民族的核心。当然，面对外来影响，意大利对充满激情的家庭生活方式极力抵制。但一番激烈抗争过后，意大利农民放弃了阵地，将其留给罗马城的世界公民。正因为德国有了法式外套，才有了后来深具本民族风格的连衣裙，以至于罗马对希腊文明的抵制引发了一种潮流，即采用前几个世纪全都陌生的一种方式从原则上抵制希腊的影响。而这种情况下，罗马人经常陷入彻头彻尾的愚蠢和荒谬之中。

在新旧风尚的斗争中，人类的行为和思想无一能够摆脱它所带来的影响，甚至外交关系也深受影响。至于罗马人妄图解放希腊人的计划，理所应当会遭遇失败，这一点上文已述。而与之类似，他们又想对抗君主以求维护各共和国的共同利益，渴望摒除东方的专制主义，普遍效仿希腊政体。这两个原则都颇具希腊色彩，也都属于固定的新派观念，有助于国家管理，例如马其顿国便采用了这种治理理念，而惧怕迦太基人则是一种固定的老派理念。若加图荒谬地极力鼓励人们惧怕迦太基人，那么爱好希腊文化的人会不时放纵言行，至少会做出愚蠢的行为。比如，安条克（Antiochus）王国的将军不仅在卡皮托尔山为自己立了一座身穿希腊服饰的雕像，而且不以拉丁语名字Asiaticus自称，改用近似希腊语的姓Asiagenus[2]，看似大气，实则毫无意义，也异于常人。

执政国如此对待希腊文明，将导致一个更为重要的结果，即除希腊人所在地之外，拉丁化在意大利各地都风头正劲。在意大利，只要是希腊人所在的城市，未毁于战事的一概沿用希腊风俗。诚然，罗马人很少关注阿普利亚，但就在这一时期，希腊文明在当地全面盛行，与相邻地区不断衰落的希腊文化相比，阿普利亚的文明似乎可谓不相上下。历史记载对此只字未提，可是各城制造的钱币都刻有古希腊文字，彩绘陶瓶虽依照希腊风格而制，却只有阿普利亚的陶瓶更注重突破和华美，忽视了格调。但仍从中可见，阿普利亚早已完全接纳了古希腊的风俗和艺术。然而，这一时期古希腊文明和民族抵抗派之间真正的斗争在于信仰、习俗、艺术和文学四个领域。至于这一斗争采取的各种形式和各个特征，无论多么难以概括，我们都必不能省略对这一原则性冲突的描述。

鉴于意大利的信仰问题曾在当时引得希腊人颇为惊羡，足见古时纯粹的信仰在意大利仍十分活跃。据说在与埃托利亚[3]人发生冲突时，罗马最高统帅在战争期间担任祭司的角色，负责祈祷和祭祀。然而，波利比乌斯老调常弹，提醒国民注意这种信仰对政治毫无益处，告诫他们一个国家不能只有智者，为了大众的利益，这些仪式十分必要。

但民族宗教在古希腊一直以来只是一种古老的珍宝，如果意大利仍存在某个民族宗教，显然也早已僵化成一种神学。也许从宗教经济的变革和祭司的变更中，我们最能发现人们潜藏在信仰下的麻木心态。公共祭神活动不仅变得愈发冗长乏味，最重要的是，花费越来越大。罗马纪元558年即公元前196年，除原有的鸟卜者、造桥者和神谕宣读者三类祭司外，新增了第四类祭司，由三位“宴会主人”（-tres viri epulones-）组成，专职主持各神祇的宴会。平心而论，祭司和神祇都有资格共享宴会。然而，因为每个团体在处理宴会事务时都充满热爱并甘于奉献，为宴会新设祭司并非必要。在举办神职人员宴会的同时，将有专人宣告神职人员享有豁免权。哪怕在财政拮据时期，祭司仍有权不缴纳国税，只有在经历了激烈的斗争之后，他们才不得不支付拖欠的税款（罗马纪元558年即公元前196年）。

对个人，甚至是对整个民族而言，宗教信仰的花费日益增多。罗马人普遍有捐赠财产的习惯，并常常为了宗教事务承担长期金钱债务，如今在罗马天主教国家也是如此。身兼最高精神和法律权威的造桥者认定捐款实际是一种税款，依法应由继承人和获得其他土地的人缴纳。在此之后，捐款开始成为个人财产的一项特大支出。在罗马流传着一句谚语：继承任何遗产都需承担献祭义务，这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我们所说的“任何玫瑰都带刺”。人们普遍将财产的十分之一用于捐献，这样一来，可以利用罗马牲口市场的所得收益每月举行两次公共娱乐活动。东方对众神之母的崇拜传入罗马，随之带来了许多宗教恶习，每年固定日子挨家挨户讨钱便是其一。最终，我们也不难理解，为何低级祭司和占卜者一定要收取报酬才进行祭礼。此外，在夫妻剧的谈话中，罗马戏剧家将宗教典礼的账目与厨房账目、医药账目和其他往常捐献相提并论，而这类描述无疑也来源于生活：

Da mihi, vir, -quod dem Quinquatribus Praecantrici, conjectrici, hariolae atquc haruspicae; Tum piatricem clementer non potest quin munerem. Flagitium est, si nil mittetur, quo supercilio spicit.

我的丈夫，给我在朋娥娃节赠送的礼物吧，

我要送给庙里的神职人员、占卜者和帮我圆梦的人，

还有女祭司，我一定得送她一份体面的礼物，

你且看她看我的眼神，我若空手而去，岂不丢脸！

罗马人曾创造出一位“银神”，却并未创造出一位“金神”。然而事实上，无论是最高级还是最低级的宗教生活，都由金神主宰。拉丁民族的宗教过去以经济需求适度为豪，不过那样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同时，拉丁民族的宗教不再似古时那般质朴。作为理性和信仰错误结合的一种产物，神学忙于将自身的冗长空洞注入旧时朴素的民族信仰，从而抛弃了信仰的真正精神。举例来说，《塔木德经》便记载了朱庇特祭司的所有职责和特权。所谓任何带有瑕疵的宗教都不被神祇所接受，这是一条自然法则，某种程度上因为它的践行，一个简单的祭祀错误不断，需接连重复三十次才能完成。竞技比赛也是祭祀典礼的一部分，若主持竞技的行政长官语言行为上出现纰漏或音乐不合时宜地出现停顿，则被视为未完成，于是竞技得重新开始，通常需接连重复数次，有的甚至重复开始十几次之多。

对责任心的过分夸大也已然体现了人们初期对宗教的麻木态度。与此同时，人们对宗教的漠视和不信任也接踵而来。甚至第一次布匿战争（罗马纪元505年即公元前249年）期间，每次出战前，执政官都会公然向鸟兽声迹占卜者问卜，而执政官必出自克劳德家族，该家族地位尊贵、无论善恶都走在时代前沿。到了这一时期末，人们大声抱怨鸟卜术受到了忽视，引用加图的话说，由于协会的失职，许多鸟卜者和占卜师被人遗忘了。如卢修斯·保卢斯那般的鸟卜者发现了鸟卜术其中的科学，而不仅仅将它看作一个头衔，这本已十分罕见。当政府愈发公开并毫不犹豫地利用占卜达成政治目的，换言之，即政府听从波利比乌斯的建议，视民族宗教为一种有助于公然随意影响大众的迷信观念，这也无可厚非。

因此，路已铺好，古希腊式漠视宗教信仰的态度得以不受限制。罗马人早期便爱好艺术，早在加图之时，富人家庭已用神像连同其他家具进行室内装饰。随着文学的兴起和发展，宗教受到了更严重的创伤。的确，文学不敢公然抨击宗教，其对宗教观念的直接增改尽管颇受希腊风格的影响，但无关紧要，如恩尼乌斯依照希腊的乌拉诺斯神，将罗马的萨图尔努斯神改造成佩特凯鲁斯。随后，作家埃庇查（Epichar）和犹希迈罗斯（Euhemerus，约罗马纪元450年即公元前304年前后）的言论传到了罗马，引起了巨大反响。后期从古时西西里麦加拉（Megara）的喜剧作家埃庇查姆斯（约罗马纪元280年即公元前474年）的作品中，毕达哥拉斯提炼出了一种诗意的哲学，或者至少说他的大部分作品都曾假借喜剧的名义传播哲学，认为古希腊诸神是存在于自然界的物质，其中宙斯是大气，灵魂是一颗颗太阳的尘埃，诸如此类。

这种自然哲学类似于后世的斯多葛派学说，它最具概括性的几点原则与罗马宗教关联密切。人们就这点认为，若把这种哲学编成寓言，将逐渐削弱民族宗教的影响。麦撒纳（Messene）的犹希迈罗斯著有一本《神的回忆录》，从历史角度分析了宗教。该书以游记的形式，讲述了作者游离外国所遭遇的奇人奇事，对现有所谓神祇的由来进行彻底细致的筛选，最终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不存在神灵。若要指出该书的特色，我们只需举一个例子，即克洛诺斯（Kronos）吞噬自己孩子的故事，这源于远古时代同类相残的现象，不过早已被宙斯王废止。尽管该书枯燥无味且目的非常显而易见，但或许正因为如此，它在希腊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与当时的哲学理念一起葬送了麻木不仁的宗教。宗教与新哲学之间进行了一场明确的较量，引人关注，由此产生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即恩尼乌斯已将埃庇查姆斯和犹希迈罗斯众所周知的破坏性著作译成了拉丁文。在接受罗马警察的公开审问时，译者辩称此类抨击直接针对希腊神祇，而非拉丁神祇，所以具有正当理由，但这显然是一种托辞。而一遇到这类倾向，加图一律特别愤怒地加以打击，甚至称苏格拉底败坏道德、冒犯宗教。由他的个人观点看来，十分恰当。

因此，古老的民族宗教明显走向衰落。随着原始森林的大树连根拔起，荆棘和从未见过的杂草满地疯长。本地的迷信思想和外国各种各样的诈骗行为互相混合、互相竞争并互相抵触。任何意大利民族都得经历，旧时信仰变成新的迷信观念。埃特鲁斯坎人逐渐形成了根据动物内脏和闪电进行占卜的相关知识体系，于是鸟卜术和取蛇施咒术在萨贝利十分盛行，马尔西尤甚。甚至在拉丁民族，实际就是罗马，我们也见到了类似的现象，只是相对而言没这么引人注目。

例如，普莱内斯特城通过抽签进行决议，罗马纪元573年即公元前181年，人们在罗马发现了大量坟墓和努马国王的遗作。据称，这些遗作中规定了许多奇异甚至闻所未闻的宗教礼仪。而遗憾的是，轻信宗教的人只可能了解这些，加之因为这些珍贵的书籍归元老院所有并迅速遭到焚烧，所以这些书籍外观很新。我们大可有理由估计，本国制造业足以满足那类愚笨之人的需求，但罗马人远不满足。这一时期的希腊文明遭到同化，充斥着一种东方的神秘主义，通过最令人讨厌和最危险的形式将无信仰的观念和迷信思想传入意大利。而正因为这些奇思遐想来自外国，所以才闪烁着一种独特的魅力。

罗马纪元的第六个世纪，迦勒底的占星师和施法者已遍布意大利各地。而在世界历史上有一事件更为重要，并起到了划时代的作用，即弗里几亚的众神之母成为众所周知的罗马神祇中的一员。汉尼拔战争（罗马纪元550年即公元前204年）接近尾声时，人们疲惫不堪，所以政府不得不批准上述事件。出于这个目的，罗马特派了一位大使前往培希努[4]，这是一座凯尔特人生活的小亚细亚边境城市。当地祭司随意拿起田间一块粗糙不平的石头赠予外国人，并称之为真正的众神之母席柏勒，对此罗马民众空前表示认同。实际上，为了永远纪念这一欢乐时刻，上层阶级组织了一系列社团，成员轮流互相款待，这一做法似乎大大促进了朋党派系的形成。

随着开比尔教获得认可，东方人的宗教崇拜在罗马正式占有一席之地。尽管政府仍严格要求阉割后的新神祭司应当始终为凯尔特人，正如过去我们所称呼的那样，但罗马公民不可投身这项虔诚的宗教职业。大地之母的祭祀活动场面极其盛大，她的祭司身穿东方服饰，由阉人祭司首领领头，伴着外邦的笛鼓所奏之乐列队沿街游行，挨家挨户乞讨。整场祭祀活动既愉悦感官，又简朴静心，一定对民众的情感和观念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这种影响暴露得太快，令人担忧。多年以后（罗马纪元568年即公元前186年），古罗马统治阶级开始接触一些极为骇人的宗教仪式。为了纪念酒神，人们开始在夜间举行一种神秘的宗教仪式，这种仪式最早由一位古希腊祭司引进，随即像瘟疫一般扩散开来，立刻传到了罗马并传遍意大利。其所到之处，妻离子散、穷凶极恶的犯罪事件频发、社会空前淫乱，人们甚至伪造遗嘱、下毒杀人。7000多人因此而受到处罚，其中大多数人惨被处死，统治阶级考虑到将来社会的发展，于是颁布了严峻的法令。但这些法规并未能抑制这一势头，六年后（罗马纪元574年即公元前180年），治安法官也开始抱怨，即便又有3000余人因此而被判刑，但这些罪行似乎永远看不到尽头。

这些宗教仪式形式荒诞，阻碍了罗马共和国的发展，因此，所有理性的人都对其进行谴责。对于这种迷信观念，笃信旧时教义的信徒和希腊文化的坚定拥护者一同嬉笑怒骂。因此，加图曾这样命令其管家：“除可在家中炉灶旁和祭典时的路边祭坛祭祀以外，若主人并不知情或并没发出命令，管家不可进行祭祀，也不允许他人代其祭祀，更不可向肠卜师[5]（haruspex）、卦师和迦勒底人询问神的旨意。”他的言论衍生出一个众所周知的问题：若祭司遇到自己的同行，他该如何忍住不笑？这一问题最开始仅适用于埃特鲁斯坎的肠卜师，而与之大为相似的是，恩尼乌斯[6]运用真正的欧里庇得斯[7]悲剧式风格，抨击了行乞的占卜者和他们的信徒：

Sed superstitiosi vates impudentesque arioli, Aut inertes aut insani aut quibus egestas imperat, Qui sibi semitam non sapiunt, alteri monstrant viam, Quibus divitias pollicentur, ab eis drachumam ipsi petunt.

无论是一味迷信的祭司，还是卑鄙无耻的小人，

无论是傻子、懒汉还是忍饥挨饿的可怜人，

他们自告奋勇给出指引，其实本身一无所知，

他们嘴上嚷着送人珠宝，实际却是向他人讨要钱财。

但在这样的时代，理性从一开始就注定败给非理性。毫无疑问，政府必然加以干涉，治安官必将惩处甚至驱逐那些借神的名义行骗的人，任何外来宗教，若未得到特别许可一律遭到禁止。到了罗马纪元512年即公元前242年，普林斯特甚至公开禁止人们相对寻常的求签问卜活动，正如上述所说，参加古罗马酒神节的人也受到了严格查办。但是，人的思想一旦完全改变，任何上级的命令都无法将其纠正。而究竟政府不得不或至少做出了某种让步，前文已清楚说明。在罗马人的传统当中，如遇特定突发情况，他们便会向埃特鲁斯坎的智者问询，政府也采取了相应措施，古老的埃特鲁斯坎传说才得以在贵族家庭间世代流传，人们得以秘密祭祀德墨忒尔，该神并非邪恶放荡，却只有妇女才可祭祀。早期，罗马曾从他国引进一些纯朴并相对无关紧要的宗教仪式，其中便可能包含这类传统。众神之母的祭祀活动受到认可，这在人们看来是一种不祥的征兆，足见政府在面对新的迷信观念时的无力之感，甚至也暴露了政府自身的迷信程度。同样，政府只有在后期甚至意外得到某些信息时，才会干涉酒神节一类的活动，这其中除了不可原谅的疏忽以外，甚至还暴露了更为严重的问题。(www.xing528.com)

这张图片流传至今，讲述了老加图的一生，也向我们展现了在当时尊重罗马公民这一思想的影响下，罗马人所推崇的个人生活方式。虽然加图活跃在政治、法律、写作和商业投机领域，但家庭仍是他生活的重心。在他看来，成为一位好丈夫比做个有威望的元老更为重要。为此，他制定了严格的家规：奴仆未经允许不得擅自离家，也不得向陌生人透露家中之事。人们不可滥施更为严酷的刑罚，只有在完成类似司法的程序之后，他们才可宣判并执行这类刑罚。加图曾听闻，一位奴隶没有主人的命令擅自购买，最终因此事自缢，这足见治罪之严苛。

至于轻微罪行，如奴隶在侍候进餐时犯错，通常主人会在饭后亲手用皮条鞭笞他们以示惩罚。加图对待妻子和自己孩子也是如此严厉，只是惩罚方式不同，因为在他看来，用惩罚奴隶的方式对待妻子或者成年孩子是不道德的。至于择妻，他反对金钱婚姻，主张男性应当寻找出身良好的女性，而自己到了老年却娶了一位穷苦门客的女儿。此外，对待丈夫节欲这一问题，他所持观点与奴隶制国家盛行的观点一致，并且自始至终简单认为妻子是无法避免的罪恶。他在作品中不断咒骂那些喋喋不休、酷爱装饰并难以约束的女性，认为“所有女性都骄纵，令人讨厌”，并且“一旦男人摆脱了女人，我们的生活将接近神的旨意”。

另一方面，抚养婚内所生孩子不仅是他心中牵挂，更事关他的名誉。在他看来，妻子完全是为了孩子而存在的。平日孩子交由妻子亲自喂养，若妻子允许女奴给其孩子喂奶，那么她也会用自己的乳汁喂养她们的孩子，以此作为回报。虽然这类事迹很少，但还是不难发现，人们企图用人之常情维系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如同为母亲的心情或养兄弟之间的情谊，努力缓和奴隶制度中存在的矛盾。任何时候只要情况允许，这位老将军一定会亲自到场，看着奴仆给孩子洗澡并用襁褓包裹他们。看着襁褓里孩子天真无邪的模样，他那满怀关切的目光透着一丝敬意。他向我们保证：面对他的儿女，他会十分小心自己言行，如同对待维斯塔圣女一般，惟恐说出一句失礼的话，并且他从不在儿女面前拥抱他们的母亲，除非妻子在暴风雨来临时受到了惊吓。

他参与了各种各样的活动，在许多方面受人尊敬，教育孩子也许是其中最为人称道的一项。这位老战士信奉脸颊红润的男孩比面色苍白的男孩强得多，于是他亲自带儿子进行各种运动，教他摔跤、骑马、游泳、拳击并耐热受冻。但他理所当然地认为，过去罗马人民仅仅做个优秀的农民或战士便足够了，而那个时代早已过去。同时他认为，若他的孩子将来得知曾经尊敬的那位批评惩罚自己的老师只不过是个奴隶，这将对他的心灵产生恶劣的影响。因此，他身体力行，教孩子罗马人常常学习的读写知识以及本国法律。甚至到了暮年，他仍努力学习古希腊文化概况，从而用本国语言将他认为那一文化中对罗马人有益的部分传授给孩子。最初他的一切作品都是写给自己孩子的，为了方便孩子阅读，他在著书时特意用了大号字体，十分醒目。日常生活当中，他十分朴素节俭，甚至因为过分节俭而禁止一切奢华享乐：一个奴隶的身价不得超过1500第纳尔（即65英镑），一条裙子的价钱不得超过100第纳里（即4英镑6先令）。人们在他家看不到一块地毯，四面墙壁也长期不见粉刷。平日里，他和奴仆吃着一样的饭菜，不允许一餐开支超过30阿斯（即6先令）。而到了战时，每顿饭甚至连酒都不能喝，他只能喝水，或根据当时情形喝掺了醋的水。另一方面，他不反对款待宾客，也喜欢与城里的客人和乡间附近地主来往。一同吃饭时，他便坐在一旁分享自己的各种经历，随机应变，对答如流，深受大家喜爱。他也很乐意玩掷骰游戏、把酒言欢。因此在他的农业著作中，我们还能发现一张验方，可用于治疗伤食和醉酒症状。

到了晚年，他依然坚持运动。他认为每时每刻都不该浪费，而应当用来做有意义的事，并且习惯每晚都在心里回顾白天的见闻以及自己的一言一行。因此，他合理分配自己的时间，既处理了个人、朋友和国家事务，也保留了聊天和娱乐的时间。他办事效率极高，并不多言，就他那好动的性格而言，最困扰他的大概只有忙乱或琐事缠身罢了。所以在当时以及后世看来，加图都称得上是一位真正典型的罗马公民，尽管有些粗鲁，但他就像是罗马正直和充满活力的化身，与希腊的懒惰和道德败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正如后来一位罗马诗人所言：

Sperne mores transmarinos, mille habent offucias. Cive Romano per orbem nemo vivit rectius. Quippe malim unum Catonem, quam trecentos Socratas.

外国习俗只会教人千方百计行骗，

罗马市民才是世界上最正直的人。

在我看来，一个加图胜过一百个苏格拉底。

针对这一说法，历史不能完全保留，但任何人一旦仔细观察这一时期衰落的古希腊文明对罗马人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所造成的改变，便只会加深对外国习俗的鄙弃，而不愿轻减一分。

很快，原有紧张的家庭氛围开始变得轻松起来。女性劳工和重男轻女思想的弊端开始发酵，随即像瘟疫一般四处传播，在当时的情况下，人们已不能通过制定法律来遏制这一影响。加图任监察官时（罗马纪元570年即公元前184年），曾向蓄养奴隶供私人享乐的万恶人士征收繁重的赋税。但这种税并未推行多久，一两年之后便与财产税一同遭到废止。早在罗马纪元520年即公元前234年，人们对独身主义怨声载道，自然单身人数和离婚人数成比例上升。最令人惊骇的罪行往往发生在统治者家族的骨肉之间，例如执政官盖乌斯·卡尔波尼乌斯·皮索（Gaius Calpurnius Piso）的妻子为了进行执政官补选，从而让继子当上最高行政长官，连同后者一起成功将其丈夫毒死（罗马纪元574年即公元前180年）。此外，妇女解放已初见端倪。依照过去习俗，已婚女子在法律上应当听从自己的丈夫，而非自己的父亲；未婚女子应当由族系关系最亲近的男性监护。妻子本身没有财产，而没有父亲的处女和寡妇在任何情形下都无权处置财产。

但是现在，女性开始渴望财产独立。一些人利用律师的权宜之计回避，尤指假结婚，企图摆脱族内亲属的监护，最终获得自身财产的处置权。而那些已婚女子也不见得用了多光彩的办法，才得以摆脱丈夫的权力约束，后者在严格的法律体系当中是十分必要的。这一时期的政治家认为，妇女手中握有大批资本是非常危险的，因此他们只得制定一些法律，禁止一切遗嘱将妇女设为继承人（罗马纪元585年即公元前169年），甚至采取极其专断的手段，剥夺妇女手中多半不通过遗嘱而得到的旁系亲属财产。同样，尽管家庭对女性的管辖权与丈夫的权力和监护权密切相关，但实际上也在一步步失效。即便在公共事务中，女性也已开始拥有自己的主张，甚至有时正如加图所说：“管理那些统治世界的人。”公民大会见证了她们地位的崛起，一些地区甚至早已为罗马女性设立了雕像。

至于服饰、装饰品、家具、建筑和饮食，奢侈之风日益盛行。亚洲以及希腊两地奢侈之风原本盛行于以弗所和亚历山大城一带，装饰空洞并拘泥于细节，耗时费钱而缺乏乐趣，自罗马纪元564年即公元前190年罗马远征小亚细亚之后，这种崇尚奢华的风俗便传到了罗马。这里妇女同样占据了领导权。坎尼之战[8]（罗马纪元539年即公元前215年）过后不久，罗马与迦太基讲和（罗马纪元559年即公元前195年）并颁布了一项法令，禁止妇女穿戴金饰、身穿彩色衣裙或乘坐马车。尽管加图对此强烈反对，最终还是妇女设法废除了这一法令。狂热的反对派对她们无计可施，只能对这些服饰物品征收高额税（罗马纪元570年即公元前184年）。大批新奇的物品（多半无用），如外观精美的银器、青铜作架的餐榻、阿达利式（Attalic）的衣饰和密织金锦缎地毯也因此传入罗马。

而这种新式奢侈之风尤其体现在餐桌饮食上。一直以来，罗马人一天只吃一次热食，而如今每天第二顿也经常提供热食；至于主菜，过去通常只设两道菜，如今也不足以满足需求了。一直以来，家中妇女负责烘烤面包和烹饪，只有举办活动款待宾客时才会雇用专业厨师料理。另一方面，这时各个地方都开始提倡科学系统的烹饪，拥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士家中通常会雇用一位专业厨师。分工无可避免，于是烘烤面包蛋糕这一技艺从烹饪业中分离出来，这才有了罗马第一家烘焙店（罗马纪元583年即公元前171年）。那些描述美食艺术的诗篇，列举了一长串最可口的鱼类和其他海产品，吸引了大批读者；而关于美食烹饪的理论也逐渐付诸实践。外国的一些美食，如本都[9]（Pontus）的鳀鱼和希腊的葡萄酒，开始受到罗马人民的欢迎。为了使本国普通葡萄酒带有科恩酒[10]（Coan）的风味，加图提出用海水浸泡的方法，而这几乎也不会对罗马葡萄酒商造成任何损失。

过去客人和他们的孩子唱歌朗诵的高雅庆祝形式已被亚洲的竖琴演奏（sambucistriae）所取代。一直以来，罗马人大概会在晚餐时大量饮酒，但严格意义上的宴会却不得而知。如今，正式的饮酒宴会开始流行，这些场合上只有纯酒或稍微稀释后的酒，人们须用大杯一饮而尽。每位参加该宴会的人都要依次向邻座敬酒，这种借酒许诺的规则独具特色，形成了罗马人口中所说的“仿希腊式饮酒”（Graeco more bibere）或“全希腊式饮酒”（pergraecari，congraecare）。罗马人长久以来热爱骰子游戏，这使得人们沉湎酒色，以至于发展到必须要有立法加以干涉的地步。人们越来越厌恶劳作，而愈发喜欢无所事事到处闲逛[11]。于是，加图提议市场地面应用尖锐石头铺设，这样一来可以杜绝人们闲逛的恶习。罗马人对此嗤之以鼻，继续享受着闲逛和发呆的乐趣。

上文提到，这一时期大众娱乐活动数量迅速增加。初期，除一些不重要的竞走和战车比赛之外，仅有一个九月举行的全国性节庆可与宗教典礼相提并论。该节庆历时四天，其活动经费具有确切的限额。到了末期，这一节庆至少历时六日。人们还可在四月初庆祝众神之母的节日，即所谓的“大母节”（Megalensia），在四月末迎来谷神节和花神节，在六月欢庆阿波罗神的节日，在十一月参加平民赛会。以上节日的活动大概都不止持续一日。除此之外，人们出于宗教考虑另设了一项赛会以及接连不断的许多特殊节庆日，其中引人注目的当属由什一税拨款举办的各项宴会，如众神节庆日宴会、出征凯旋宴会和丧葬典礼。埃特鲁斯坎特别将罗马宗教划分为几个时间段（saecula），自罗马纪元505年即公元前249年开始，人们可在每一时期末举办节庆活动。同时，家庭节庆日也成倍增加，多种多样。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由于受到此后关系十分紧密的两类人——外国祭司和外国厨师的影响，贵族阶层家中每年会举办一次宴会，纪念众神之母被引进罗马（罗马纪元550年即公元前204年后），与之类似，下层人民也会举办宴会庆祝播种节（自罗马纪元537年即公元前217年后）。人们竭力塑造一种理想的生活环境，让每一个无所事事的人每天知道去哪消磨时间。罗马人民竭尽全力努力生活，习俗和法律也都不容许大家空闲懒散，而在这个共和国中却存在着这样一种社会现象，真是令人震惊。更有甚者，这些节日庆典当中的恶劣行径日益成为社会主流。

的确，一直以来战车比赛都是所有民族节日当中的精彩压轴大戏。一位诗人生动刻画了比赛时的一个场景，当执政官即将给出开始信号时，在场的人都屏息凝视着他。但过去的娱乐活动已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他们渴望更多的新奇活动。这时，希腊的运动员同本土的摔跤选手和拳击选手一起走入人们视线（罗马纪元568年即公元前186年首次露面）。至于戏剧表演，我们留到下一章节介绍，虽然将希腊的喜剧和悲剧引进罗马是一项有利的举措，其中利益也不得而知，至少在当时看来是最好的选择。罗马人一直热衷于举行当众追赶野兔和猎狐的游戏，现在他们将这种狩猎游戏改成了正式的野兽诱捕比赛，因而不得不耗巨资将非洲的狮子和黑豹等野兽运回罗马（据历史可考，起于罗马纪元568年即公元前186年），用人兽相残的场面让首都人民大饱眼福。这种令人厌恶的格斗比赛原本盛行于坎佩尼亚和埃特鲁斯坎两地，如今传到罗马，于是自罗马纪元490年即公元前264年开始，人们的竞技血洒古罗马竞技场。

而这些道德沦丧的娱乐活动必然遭到强烈的谴责，罗马纪元486年即公元前268年，当时执政官普布利乌斯·森普罗尼乌斯·索弗斯（Publius Sempronius Sophus）因妻子观看葬礼竞技而与她离婚；政府颁布了一项人民法令，禁止把野兽运到罗马，并且严令一切角斗士不得参加公共节庆活动。不过就这而言，政府也缺乏一定的权力和魄力，显然它能成功禁止诱捕野兽的活动，但未能阻止角斗士参与私人节庆活动，尤其是葬礼。至于人们较于悲剧演员更喜欢喜剧演员，较于喜剧演员更喜欢绳舞者，较于绳舞者更喜欢角斗士，抑或是在希腊生活方式的影响下，纵酒狂欢逐渐成为戏剧主题，政府更是无能为力。自此，舞台表演和艺术表演抛弃了原有的文化因素；相比于希腊戏剧在全盛时期的影响，罗马节日活动主办人的目的绝不在于利用诗歌的力量提高（即便这只是暂时的）观众的欣赏水平，让他们最大程度领略戏剧的美，也不在于像剧院那般专供贵族艺术享乐。罗马纪元587年即公元前167年的一次庆祝凯旋的宴会上，有一个场景说明了导演和观众各自的角色：一开始希腊笛子演奏者没能用音乐取悦观众，于是导演令他们停止演奏，改为拳击，最后观众不停叫好。一方面，罗马风俗受希腊影响开始腐化，另一方面，学者开始诋毁导师的德行。希腊人民原本不知道格斗比赛，后来叙利亚王安条克·埃庇芳尼（Antiochus Epiphanes，罗马纪元575—590年即公元前179—前164年）公开声明效仿罗马人，将它引进国内。相较于罗马人，希腊人民更加仁慈也更富有审美力，格斗比赛让他们只感到恐惧，并未体会到快乐。但这一比赛依旧坚持了下来，日渐流行。

当然，生活方式以及风俗也随之发生了巨大改变。人们越来越渴望居住在首都，但这里的生活成本也与日俱增，房租空前昂贵。人们为满足个人享乐花费颇多：产自黑海的一桶鳀鱼标价1600赛斯特斯（sesterce）（折合16英镑），竟然比乡下一个奴隶还贵；一个帅气的男孩标价24000赛斯特斯（折合240英镑），比许多农场主的农庄还贵。因此，金钱变得尤为重要，人人都将金钱挂在嘴边。希腊人一直以来做任何事都要求一定的回报，即便他们自身感到耻辱，但仍坦承了这一点。第二次马其顿战争后，罗马人也开始学习希腊人的这种做派。名誉和社会地位的授予都需法律作为支撑，如人民法令禁止辩护人为自己提供的服务索要钱财，只有地位尊贵的法学家才有例外，不受任何人民法令的约束，一如既往无偿提供良好建议，令人钦佩。

如若可能，人们才不会公开行窃。但人们似乎可以接受任何为迅速发家致富而使出的诡计，如抢劫、乞讨、以承包商身份行骗、以投机者身份诈骗、进行高利贷交易、重利剥削粮食，甚至利用友谊和婚姻等纯粹的道义关系谋财。特别是，婚姻成为双方商业投机的载体。金钱婚姻处处可见，人们认为应该拒绝承认夫妻互赠礼物的法律效用。在这种情形下，当局能发现火烧首都的诡计就不觉奇怪了。人们不再从工作中寻找快乐，而是为了尽早获得愉悦而投入到工作当中，最终没成为罪犯只系偶然。命运毫不吝惜地给予罗马人一切权力的荣耀，但事实上，潘多拉的盒子[12]（Pandora's box）未必是一件讨人喜欢的礼物。

[1]肩荷象征刑法的束棒，在行政长官前面喝道，并执行捕捉人犯等事的小吏。——译者注

[2]古时钱币和碑文证朋，马格尼西亚的英雄及其子孙原名为Asiagenus，而卡庇托尔纪年中称其为Asiaticus。碑文上的几个痕迹表朋，该纪年曾经后人修改，此为其一。前面的称号只能是“Asiagenus”的讹写，即后世作家用来代替原来称呼的，该词的意义不是“亚洲征服者”，而是“生在亚洲的人”。

[3]希腊中部一古老地区，位于科林斯湾及卡莱敦（佩特雷）。——译者注

[4]位于土耳其小亚细亚北方的一座城，希腊神话中弗里吉亚国王弥达斯曾在此为其母库柏勒建了座神庙。库柏勒被罗马人视为众神之母。——译者注

[5]古罗马的占卜师（祭司、僧侣），每每在宰杀所祭祀的牲畜后，查看其内脏、肠胃的情形，以推断吉凶祸福的一种占卜术。——译者注

[6]古罗马诗人，写过戏剧、史诗和其他文学作品，在古罗马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很受西塞罗敬重。——译者注

[7]公元前480年至前406年与埃斯库罗斯和索福克勒斯并称为希腊三大悲剧大师，他一生共创作了九十多部作品，保留至今的有十八部。——译者注

[8]发生于公元前216年，乃是第二次布匿战争中的主要战役。——译者注

[9]古国名，位于小亚细亚半岛的黑海东南沿岸（今保加利亚、格鲁吉亚、希腊、俄罗斯、土耳其、乌克兰等国　境内），公元前281年米特拉达梯一世建国，公元前65年被庞培征服，成为罗马共和国的附庸国，公元62年国家被罗马皇帝尼禄废除成为罗马帝国的一部分。——译者注

[10]科恩酒是用谷物酿造的一种无色蒸馏酒，主要产于德国西部。——译者注

[11]普劳图斯（Plautus）的《象鼻虫》（Curculio）中有一首致辞（parabasis），描写首都大街当时的景象，或许缺乏风趣，但也因此更为逼真：
　　“让我指引你们去什么地方找什么人，
　　这样便不浪费你们的光阴，无论你们愿和谁谈话
　　正人和邪人，好人和坏人。
　　想找一个发假誓的人吗？那我就把你送到大会场。
　　想找一个撒谎和吹牛的人吗？请到克露亚辛那（Cloacinae）。
　　【在商场里你可以找到殷富潦倒的丈夫；
　　娈童和惯做小生意的也在那里】。
　　不过花钱聚众喝酒的人却在鱼市。
　　忠厚的富翁往来于下市，
　　真骗子却出没在附近的小路间。
　　无耻多言者和恶棍同立在水池边；
　　他们用傲慢口吻无故骂人
　　实在罪无可恕，惹人惩治。
　　借贷取息的坐在维台利布（Veteribus）；
　　坐在迦斯托（Catoris）庙的那些人，不可贸然向他们借贷；
　　卖身的在突斯科（Tusco）街；
　　在维拉布罗（Velabro），可以找到面包匠，屠户和算命的僧侣，
　　有借钱还债的，有放债使人得免于破产的；
　　殷富潦倒的丈夫在琉卡底亚·欧庇亚（Leucadiam Oppiam）家。”
　　括弧内的诗句是后世罗马第一个商场落成后（罗马纪元570年即公元前184年）加入的。此时面包匠（pistor直译为磨面师）不仅售卖美食还为宴饮供应面包，肉商也是如此。而琉卡底亚·欧庇亚大概开了一家妓院。

[12]潘多拉是希腊神话中火神赫准斯托斯或宙斯用黏土做成的地上第一个女人，作为对普罗米修斯盗火的惩罚送给人类的第一个女人。神话中，潘多拉打开魔盒，释放出人世间所有邪恶——贪婪、虚无、诽谤、嫉妒、痛苦等等。人们常用Pandora's box表示引起种种祸患。——译者注